七月初的济南，热得像一口倒扣的蒸锅。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把青石板路晒得发白，踩上去隔着鞋底都能觉着烫。街上的行人不多，该躲阴凉的躲阴凉，该歇晌的歇晌，连墙根底下的狗都伸着舌头不愿多动一下。城南的一条巷子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招牌，上面写着“东北小酒馆”五个字，字迹清洗，但是招牌用的木板像是风吹日晒了好些年头。招牌底下的门板开着半扇，里面飘出淡淡的酒味和卤肉的香气，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市井特有的味道。
酒馆不大，四五张桌子，靠墙一排酒坛子，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摆着几瓶散装酒和一小碟花生米。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关公像，旁边挂着一串干辣椒。窗台上放着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叶子蔫蔫地垂着。两个伙计在后厨切卤肉，菜刀碰砧板的声音笃笃地响着，不紧不慢，像是在替这间酒馆打着它自己的拍子。
川岛芳子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一只已经擦得很干净的杯子。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布褂子，袖口卷到小臂，头发在脑后随意地绾了一个髻，用一根木簪子别着。她今天没有化妆，脸上带着一种长期操持生计的女人才有的粗糙感——不是刻意的粗糙，是那种日复一日擦桌子、搬酒坛、招呼客人后自然磨出来的纹路。她的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等一个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的客人。
她在这里已经潜伏了快一个月了。她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山东籍的东北返乡女人，丈夫死了，留下一点积蓄，她在济南买了这间铺子，靠卖酒和小菜为生。这个身份是土肥原亲自帮她安排的，档案齐全，背景干净，经得起查。她在这里用的名字叫罗翠芬，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见人就笑，说话带点粗鲁，像那种在市井里摸爬滚打惯了的寡妇。她雇了两个本地伙计，都是从街对面找的，老实，话不多，干活利索。他们只知道东家是个外乡来的寡妇，死了男人，日子过得不容易，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她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开门，把酒坛子擦一遍，把桌子抹一遍。中午开始上客，傍晚收摊，关门之后在后厨自己吃一碗面，然后上楼睡觉。她在济南没有朋友，除了隔壁卖豆腐的王大娘偶尔会过来坐坐，没有人会踏进她的“社交圈”。这让她安全——她没有亲近的人，也就没有可以被利用的软肋。但她也很清楚，这种安全是脆弱的。只要有人对她产生怀疑，只要有一天她露出破绽，她就会像那些已经被督察总队挖出来的特工一样，在某个晚上悄无声息地消失。所以她一直在演，演得像一个真正的市井寡妇。
“罗家妹子！”
门帘子一挑，王大娘挎着菜篮子就进来了。人还没站稳，声音已经先到了——又脆又亮，像是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还带着一股子热乎气。她一进门就先把菜篮子放在柜台边上，然后大咧咧地在柜台前的长凳上坐下，两只手往柜台上一撑，身子往前凑，那架势像是要在柜台底下找什么东西，其实她只是想把脸凑得近一些，好看清楚对面这个“罗家妹子”今天气色怎么样：“哎呦喂，你这脸色可不太好啊！昨晚又没睡踏实？我跟你说，你这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个店，晚上可得把门闩好了，前街老李家的铺子上个月就让人摸进去过一回，要不是隔壁听见动静喊了一嗓子，他那点家底全得让搬空了。”
川岛芳子把杯子放回架子上，转身拿了一块抹布在手里，脸上带着笑，那笑容里有一种长期面对这类话题时磨出来的熟练：“哎呀大娘，我这店小，贼都看不上，进来一趟还不够费他那个功夫的。”
她一边说着一边拿抹布在柜台上擦了两下，那动作不是真想擦干净什么，更像是给手找个地方放：“倒是您那豆腐摊，一大早就摆出去，也不怕晒，这天热得，豆腐放两个时辰就酸了。”
王大娘摆了摆手，像是这个话题不值得多谈：“酸不了！我半夜两点就起来磨豆子了，赶早市那会儿豆腐还是温的，酸不了。”说着说着，她从挎篮里摸出个手绢包，打开，里面是一把南瓜子，往柜台上一倒，自己先抓了一撮，又往川岛芳子面前推了推：“尝尝，我自己炒的，搁了点花椒，香着呢。”
川岛芳子捏了一颗，磕了，壳吐在掌心：“嗯，是香。大娘你这手艺，卖豆腐真是屈才了。”
“屈什么才！豆腐是本分，炒瓜子是捎带手的。”王大娘一边磕着瓜子，一边开始了正题，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可都是为了你好”的热络，那热络像是一根扎得不深的刺，贴着皮肤挠过去，却又不急着刺破它：“罗家妹子，我可跟你说，上回我给你说的那个张木匠，人家又托人来问了。他说你要是嫌他岁数大了几岁，他愿意多出两成聘礼。”
王大娘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的瓜子停了一下，像是在等那句话在川岛芳子的脸面上找好落点，然后才继续往下说：“我跟他说了，罗家妹子不是那种贪财的人，他还不信。”
川岛芳子把瓜子壳扔进柜台底下的簸箕里，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这又是来劝我嫁人”的无奈：“大娘，我不是嫌他大几岁，我是嫌他那双手，全是老茧，摸一下我肩膀都划得慌。”
她说着还做了一个缩肩膀的动作，像是真的被人划了一下：“再说了，他那个木匠铺子，连个学徒都雇不起，我不嫁他还能吃上口热乎的，嫁了他怕是得天天跟他一起刨木头。”
王大娘把瓜子壳往柜台上一拍，声音拔高了一度：“哎呦我的妹子，你可不能这么挑！他那手是糙了点，可人家是实诚人！你就说这济南城，有多少人干活是实打实的？十个里头你挑不出来仨！人家刨木头养活自己，不偷不抢，你咋就看不上呢？”
她说话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了倾，像是在替那个没见过面的张木匠争一口气：“再说了，老茧怎么了？人家那是干活磨出来的，不是偷懒磨出来的。你看那些当官的、做生意的，手倒是嫩，可里面装的啥？装的都是心眼子！”
川岛芳子被她这番话说得笑了一声，不是那种敷衍的笑，是那种“你这歪理还挺有道理”的笑：“大娘，您这张嘴啊，死的都能说活了。”
“那你说，你到底是嫌他啥？岁数？他比你就大六岁，算啥大？”王大娘不依不饶，像是已经打定了主意今天要把这个“罗家妹子”说通了。
川岛芳子摆摆手，叹了口气：“大娘，俺不是嫌他岁数，俺是觉着……他这个人，没什么意思。刨了一辈子木头，除了木头还是木头，俺跟他坐一块儿，都不知道该说啥。”
她说着，又拿起抹布擦了一下柜台，那动作像是在给那句话找个落点：“俺是死过一回的人了，俺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但俺也不想找个闷葫芦，后半辈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句话说完，酒馆里安静了一会儿。王大娘手里捏着一颗瓜子，没磕，像是那句话把她正要说的话截住了，得换一句才能接上。过了好几息，她才把瓜子扔进嘴里，磕了，壳吐在掌心，声音比刚才小了一些：“你这话说的……也是。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个说话的人在旁边。”
她把掌心那点瓜子壳倒进柜台旁边的簸箕里：“那行吧，这个张木匠先放放。我再给你踅摸踅摸，看看有没有那种……话多的，又会疼人的。”
川岛芳子笑了：“大娘，您这是要把济南城的单身汉都给我筛一遍啊？”
“那可不！”王大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这条件，总不能便宜了那些歪瓜裂枣，我得给你找个像样的！”
她说着站起身来，拍了拍围裙上的瓜子壳碎屑，提起菜篮子：“行啦，我先回去啦，下午还得磨豆子呢。”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又回过头来：“妹子，我可跟你说，你可别把自己耽误了！”门帘子一落，人声还在巷子里飘了一截，才慢慢沉下去。
下午的生意比中午清淡一些。店里只坐了两桌客人，一桌是两个拉车的老头，一桌是个独坐的年轻人。那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褂子，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碗面。
他吃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在消磨一段不被注意的时间。川岛芳子给他续了一壶茶，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话。她注意到他的手——手指甲剪得很短，右手食指和拇指的指腹有一层薄茧，那是长期握笔的人才会有的印子。她笑了笑，像是没注意到，转身回到柜台后面。
天黑之后，客人散尽了。两个伙计在后厨收拾完碗筷，跟她打了声招呼就走了。川岛芳子把门板一块一块地合上，插好门闩，回到后厨。她点了一盏油灯，从灶台的夹层里取出那张纸条。纸条不大，叠了两折，没有落款，没有抬头，只有一行字：“可执行。不惜代价。”她看完之后，没有立刻反应。她把纸条凑到油灯上点燃，看着纸页卷曲、发黑、变成灰烬，然后她把灰烬拢进手掌里，撒进灶台下那堆还没燃尽的余火里。火光闪了一下，又暗了下去。
她站在后厨，看着那片灰烬彻底融进炭火里，然后低声说了一句：“一群马路。”
她停了一下：“想让我去送死？门都没有。”她的声音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一种“你们还真敢想”的松动。然后她把锅盖盖上，灭了灶火，走上楼去。楼梯在她脚下吱呀作响，她走得不快，像是在数那几级台阶还有哪一级踩下去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她推开自己房间的门，关好，插上门闩，在黑暗里坐了片刻，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脚步声和远处火车站的汽笛声。她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