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梧州口岸。
船从青岛出发，在海上漂了三天。白崇禧站在船舷边，扶着栏杆，望着远处渐渐清晰的海岸线。梧州港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码头上的人影渐渐变大，从蚂蚁变成了小人，从小人变成了人。
他一眼就看见了李宗仁。
李宗仁站在码头上，穿着一身灰蓝色的中山装，双手背在身后，像一棵扎根在水泥地里的老松树。他的身后站着几个随从，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艘正在靠岸的船。
白崇禧的嘴角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回来了”的踏实。
船靠岸，舷梯放下。白崇禧快步走下舷梯，皮鞋踩在铁皮上，叮叮当当的，节奏急促，像一匹被解开了缰绳的马。
李宗仁迎上来。
两个人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直接一个拥抱。白崇禧的胳膊箍在李宗仁的后背上，用力拍了两下，声音闷闷的，像在拍一堵墙。他的声音从李宗仁的肩膀后面传出来，沙哑，带着一丝颤抖——不是害怕，是激动。
“德公啊，我平安回来了。平安归来。”
李宗仁拍了拍他的后背，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他的声音爽朗，带着一种“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笃定。
“回来就好。走，我给你接风洗尘。”
两个人松开，白崇禧退后一步，上下打量了李宗仁一眼。李宗仁也在打量他。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同时笑了。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那种“我们都还活着”的笑。
码头上，工人们正在卸货。木箱一个接一个地从船舱里吊出来，码在平板车上，摞得整整齐齐。木箱上印着英文，还有一行数字——不是编号，是重量。白崇禧看了一眼那些木箱，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没有多说。李宗仁也没有问。有些话，不需要在码头上说。
雅间不大，一张方桌，两把椅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没有酒。这是白崇禧特地要求的。他说从山东回来，变得不喜欢热闹了。李宗仁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劝酒。他知道白崇禧不是“不喜欢热闹”，是“累”了。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在山东那两天，应付冯诺那个疯子，应付徐树铮那个老狐狸，应付一堆堆的枪、一堆堆的合同、一堆堆的数字——换谁谁不累？
白崇禧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他看着窗外，窗外的梧州港在午后的阳光下灰蒙蒙的，远处的江面上有几艘货船在缓缓行驶，烟囱里冒着黑烟，在天空中拉出一道粗粗的黑线。他看了几秒钟，收回目光，落在李宗仁脸上。
李宗仁坐在他对面，双手交叉搁在桌上，下巴微微抬起，目光里带着一种“你总算回来了”的踏实。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此次山东之行，可是受益匪浅？”
白崇禧放下水杯，靠在椅背里，两只手交叉搁在肚子上。他的目光没有看李宗仁，而是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水晶的，在午后的阳光下折射出七七八八的光斑。他看着那些光斑，看了几秒钟，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带着一种“我这一趟没白去”的感慨。
“冯诺这个人，深不可测。”
李宗仁的眉毛动了一下。
白崇禧继续说道，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了很久腹稿的分析报告。
“众人都以为他是一个毛头小子，一个十八岁的保安司令。当初我也这么想。我认为冯诺不过是小儿持金过闹市，充其量就是一个小点的张学良。”
他顿了一下，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落在李宗仁脸上。
“现在看来，这个冯诺有雄才大略。”
李宗仁的眉毛又动了一下。那个“哦”字从嗓子眼里滑出来，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叶从树上飘下来。但那片落叶落在地上的时候，重得像一块石头。那一个字里包含的东西太多——惊讶、好奇、不信、又不得不信。他示意白崇禧继续。
白崇禧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冯诺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但是思维清晰，目的性很强。绝非人云亦云之辈。自信而不自负——对于好的意见，那是绝对听得下去。”
李宗仁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有点意思”的玩味。
“第二，”白崇禧伸出第二根手指，“山东官员上下级的隔阂，不像其他地方一样等级森严。是谁有能力谁就上，没有能力就靠边站。而且无论是军官还是文官，都很年轻——不只是基层，中高层同样年轻。”
李宗仁的眼睛眯了一下。他插了一句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品味一杯陈年老酒。
“有活力？”
白崇禧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不大，但频率很高，像一只啄米的鸡。
“对，就是有活力，有干劲。有一种好闯敢拼的精神。”
李宗仁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下巴微微抬起。他的目光从白崇禧脸上移开，落在窗外的江面上。江面上的货船还在行驶，黑烟还在冒，像一根细细的黑线，从烟囱里冒出来，在天空中慢慢飘散。他看着那根黑线，看了几秒钟，然后收回目光，重新落在白崇禧脸上。
“有意思。还有吗？”
白崇禧伸出第三根手指。
“第三点，山东的堡垒化建设。没有一百万精锐，根本无法占领山东。就算是占领了，死伤也得过半。”
李宗仁的眼皮跳了一下。他放在桌上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指节发白。他的声音拔高了一度，带着一种“你是不是在开玩笑”的不可置信。
“一百万？建生，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白崇禧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他摇了摇头，那个摇头的幅度不大，但很坚决。
“这个数字甚至是保守的。”
李宗仁的嘴角抽了一下。
白崇禧继续说道，语速慢了下来，像是在给一个听力不好的老人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参观了他们的军队。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装备水平，士兵的战斗素养——我们的八桂子弟根本比不上。”
李宗仁的拳头攥得更紧了。
白崇禧的声音拔高了一度，像一把刀从刀鞘里抽了出来。
“如果正面决战，我们一个主力师，甚至连他们一个步兵团都打不过。甚至有可能还得被全歼。”
李宗仁的嘴巴张开了，没有合上。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转——一个师打不过一个团？全歼？这是什么概念？他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带着一种“我不信”的倔强。
“有这么强？”
白崇禧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咽了，放下。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平，平到像是一潭死水，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钉钉子。
“就以我参观的在济南的新编第一师第二团来看。”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了起来，像是在回忆一件让他既羡慕又绝望的事情。
“一个步兵班中，一挺pKm通用机枪。这是一款新式机枪，可以当班组火力。加上三脚架就是重机枪，可以使用二百五十发弹链或者七十五发弹鼓供弹。班长装备一挺汤姆逊冲锋枪。一个主射手，两个副射手，两个精确射手——他们的春田步枪上有一个四倍的狙击镜。还有六个人，装备春田步枪。”
他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数，数字从他嘴里蹦出来，流畅得像背乘法口诀。
“一个排，三个步兵班，一个炮兵班。炮兵班装备两门六十毫米迫击炮。”
“一个连，三个步兵排，一个炮排——装备四门八十二毫米迫击炮，还有一个机步排。”
“一个营，三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装备六门七十五毫米榴弹炮，还有一个营属连。”
“一个团，三个步兵营，一个炮营——装备十二门一百零五毫米重型榴弹炮，还有一个运输营，外加团属部队。”
他说完了，靠在椅背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深，像是在把积攒了多日的羡慕和嫉妒一口气吐了出去。
“一个团，两千五百人。八百辆车。”
李宗仁沉默了。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嗒嗒嗒，节奏杂乱，像他的心情。他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转——两千五百人，八百辆车，十二门一百零五毫米重炮，六门七十五毫米榴弹炮，几十门迫击炮，上百挺机枪。一个团的火力，比桂系一个师还强。不是“强一点”，是“强一大截”。不是“强一大截”，是“强到没法打”。
他想起桂系顶配的精锐主力师。一个师一万多人，几十门迫击炮，十几门七五炮，机枪不到一百挺，卡车不到一百辆。士兵的军饷拖了又拖，装备破了又修，修了又破。不是不想换，是没钱换。不是没钱换，是钱都拿去打仗了。不是打仗了，是打输了。
李宗仁靠在椅背里，闭上了眼睛。他的手指还在敲，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他在想——正面决战，根本不可能。不是“打不过”，是“没法打”。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不是一个时代的军队。冯诺的团，是“工业时代的军队”；桂系的师，是“农业时代的军队”。工业打农业，不是“打仗”，是“收割”。
他睁开眼，看着白崇禧。白崇禧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都读出了对方眼睛里的东西——不是绝望，是“我们也要这样”的决心。
李宗仁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
“冯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现在，是以后。不是一下子，是一步一步。”
白崇禧点了点头。
窗外，梧州港的夕阳把江面染成了暗红色，像一摊泼翻了的颜料。远处的货船还在行驶，黑烟还在冒，在暗红色的天空中拉出一道粗粗的黑线。那根黑线慢慢飘散，慢慢消失，像白崇禧在山东看到的那些数字——大，但不会永远大；远，但不会永远远。
白崇禧端起水杯，一仰脖，把剩下的水灌了个干净。他放下杯子，抹了抹嘴，看着李宗仁，嘴角微微翘着。不是笑，是那种“路还长，但方向对了”的笃定。
“德公，那批枪，够我们用一阵子了。”
李宗仁点了点头。
“两千挺bAR，三十吨春田，三十万发子弹。加上冯诺借的两百万美金——够我们撑几年了。”
白崇禧的嘴角翘得更高了。
“不是撑。是干。”
李宗仁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他笑了。不是微笑，不是浅笑，是那种“行，那就干”的笑。
两个人同时端起水杯，碰了一下。杯壁相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叮。”
《沁园春·梧州夜话》
梧州港外，江水东流，暮色沉沉。看白郎登岸，德公迎候；四菜一汤，没有酒。汇报山东，三根手指，说得德公眉头皱。一个团，两千五百人，八百辆车。
重炮几十门，机枪成打，狙击镜看得清。六十迫、八二迫、七五炮，一零五重。一个师打不过一个团？德公不信。白郎苦笑：亲眼所见，非是危言。沉默良久，德公拍案：冯诺能，我们也能。叮的一声，水杯碰响，不是庆功，是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