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一日，济南。
孙世尧坐在沙发上，他的山羊胡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连领口的褶皱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但他脸上的表情出卖了他——嘴角微微往下撇着，眉头微微往上挑着，整张脸皱成了一个“我可能有错但我不知道错在哪”的形状。
冯诺躺在摇椅上，腿上趴着猫，身上盖着毛毯，手里没有压缩饼干——今天不想吃，嫌硬。他看着孙世尧那张苦瓜脸，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该说你什么好”的无奈。
“老孙，我之前跟没跟你说过，多下去走走，看看。”
孙世尧的腰杆又直了几分，下巴微微抬起，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冯诺继续说，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跟一个不长进的孩子讲道理，但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疲惫。
“看看山东百姓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欺行霸市的？有没有人吃不上饭？有没有人穿不上衣？”
他每问一句，孙世尧的脖子就缩一寸。问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孙世尧的脖子已经快缩进肩膀里了。
“你一天天，就知道审案、审案、审案。惊堂木又拍坏一块吧？”
孙世尧的脸红了。从白色变成粉色，从粉色变成红色，，最后定格在一种“我错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改”的羞愧上。他的嘴张了好几次，终于挤出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不是故意的”的委屈。
“以前，我是没有这个条件。谁也不敢惹，张财主骑在头上拉屎，我连屁都不敢放。现在条件好了，就有点——收不住了。”
他说“收不住了”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下巴都快戳到胸口了。
冯诺看着他那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样子，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长又深，像是在替孙世尧把那些“收不住”的日子一口气吐了出去。
“收不住了？审案子上瘾了？惊堂木拍上瘾了？老百姓叫你‘孙青天’，你找不着北了？”
孙世尧的头低得更低了。
“不过——”冯诺话锋一转，语气从“教训”变成了“确认”，“我没有耽误事情啊。”
孙世尧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的光像被人点亮了的油灯，忽地一下蹿了上来。他的声音拔高了一度，带着一种“我虽然收不住但活儿没落下”的急切。
“山东百姓过得好多了。限购保障粮都能买到，村子、城镇里的黑恶势力，都被赵总队长给收拾了，大家过得挺好的。而且——盖房子的挺多的，盖房队的忙不过来了都。”
他说到“盖房队”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得意，好像在说“你看，我没耽误正事吧”。
冯诺的眉毛动了一下。
“盖房队？”
孙世尧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不大，但频率很高，像一只啄米的鸡。
“老百姓有钱了，第一件事不是吃，是盖房子。以前住土坯房，漏风漏雨，冬冷夏热。现在手头宽裕了，翻修老屋，盖新房的，一拨一拨的。盖房队的工头跟我说，订单排到明年了。”
冯诺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他收起嘴角的弧度，看着孙世尧，目光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审视，是“我再问你一件正经事”的认真。
“村子里还有没有老太太给自己孙女裹小脚的？”
孙世尧的表情从“得意”切换到了“严肃”，切换之快，堪比川剧变脸。他的腰杆挺得笔直，声音短促有力，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了很多遍的军令状。
“没有。全面禁止了。”
冯诺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很小，但孙世尧看见了。他的腰杆又直了几分，山羊胡翘了翘，脸上的表情写着：我干得不错。
冯诺靠在椅背里，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他的目光从孙世尧脸上移开，落在窗外的老槐树上。老槐树的枝头已经冒出了嫩芽，灰蒙蒙的，要凑近了才能看见。他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正准备说点什么——孙世尧忽然开口了。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有坏消息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的小心翼翼。
“长官，有一件事，不太好。”
冯诺的手指停了一下。他看着孙世尧，那目光里写着三个字：说。
孙世尧咽了口唾沫，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带着一种“我也不想这样但事实就是这样”的无奈。
“猪肉涨价了。”
冯诺的眉毛动了一下。
孙世尧掰着手指头，数字从他嘴里蹦出来，流畅得像背乘法口诀。
“从去年到现在，连续五个月涨价。比去年翻了一倍。去年这个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五到六斤猪肉。现在——一块大洋只能买到两到三斤。”
他的声音越说越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青岛更贵。一块大洋只能买到一斤半。”
冯诺的眼角抽了一下。
不是那种“稍微抽一下”的抽，是那种“眼皮跳了一下”的抽。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心里在飞速地转——猪肉涨了一倍。五个月。连续涨。不是季节性波动，是结构性上涨。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买肉的人多了，肉不够吃，价格就涨。价格涨了，老百姓就买不起了。买不起了，就会骂娘。骂娘了，就会闹事。
他的手指在扶手上又敲了起来。嗒嗒嗒，这次节奏快了一些，像是在给脑子里那个正在飞速运转的机器打节拍。
“猪肉涨了五个月了？你怎么现在才说？”
孙世尧的脖子又缩了半寸。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我以为——是正常的。过年嘛，猪肉涨价正常。过完年就下来了。谁知道——没下来。还在涨。”
冯诺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咽得很慢。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恢复了平静，平静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那你方案出来没有？”
孙世尧愣了一下。
“方案？”
冯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写着三个字：你说呢。
孙世尧的脑子转了一下，然后猛地一拍大腿——不是惊堂木，是自己的大腿。拍得“啪”的一声响，震得茶几上的茶杯盖都跳了起来。
“有有有！我让畜牧处的人做了调研，扩大养殖规模，增加母猪存栏量，引进良种猪，推广科学饲养——”
冯诺摆了摆手，那个手势的意思是“别念经了”。
“行。你盯着。猪肉价格再涨一个月，我扣你俸禄。”
孙世尧的脸从红变成了白，从白变成了青，从青变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介于“我冤枉”和“我认了”之间的颜色。他的嘴张了好几次，最后挤出了一个字。
“是。”
声音小得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
冯诺没有再看他。他的目光穿过窗户，落在院子里的骡子身上。骡子正在嚼胡萝卜，嚼得嘎嘣嘎嘣的，对屋里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也对猪肉涨价毫无概念。反正它不吃猪肉，它吃素。
孙世尧坐在沙发上，大气不敢出。他的屁股还只坐三分之一，腰杆还笔挺，双手还放在膝盖上——但他的后背已经湿了，衬衫黏糊糊地贴在肉上，想挠又够不着。他在心里把畜牧处的处长骂了八百遍：你他妈的不早说猪肉涨价，害老子挨骂。骂完了，又骂自己：你他妈的不早问，活该挨骂。
走廊里传来皮鞋声。嗒嗒嗒嗒，不紧不慢，像节拍器。
金庭汉走在前面，腰杆笔直，军装笔挺，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我是来办事的”的公事公办。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穿着灰蓝色的中山装，领口系得严严实实。他的步伐稳健，不急不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踩在自己种了几十年的土地上。他的脸上挂着笑，那种笑不是职业化的笑，是那种“我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但我假装不知道”的笑。
白崇禧。
金庭汉在门口站定，侧身，让出身后的人。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了很多遍的介绍词。
“总座，总参谋长。这位就是健生先生。”
冯诺从摇椅上坐了起来。猫被颠了一下，不满地叫了一声，跳下地，蹲在旁边开始洗脸。他把毛毯掀到一边，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扣子还是扣错了位，领口歪到了一边，但他没注意。他光着脚走到门口——拖鞋又跑掉了一只，他不知道——伸出手，脸上挂着笑，那种笑不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笑，是那种“来了就好，坐下说话”的笑。
徐树铮从公案后面站了起来。他批了一上午的文件，脖子僵了，腰也酸了，站起来的时候骨节咔咔响了两声，像是在替他把积攒了一上午的疲惫一口气吐了出去。他活动了一下腰，整了整衣领，绕过公案，走到冯诺身边。
冯诺和白崇禧的手握在了一起。两只手，一大一小，一老一少，在三月的阳光下握在一起。冯诺的手温度不高，但很有力，握了两下，松开。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带着一种“我知道你是谁”的淡然。
“久仰久仰，有失远迎。”
白崇禧的手心微微出汗。不是热的，是紧张的。他在来之前，把冯玉祥借钱、汪精卫被抓、徐树铮写信、冯诺骂张学良的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越想越觉得这个人不好惹，不是因为他凶，是因为他“不讲规矩”。不讲规矩的人最可怕，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
白崇禧握住冯诺的手，上下摇了摇，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他的声音又亮又脆，带着一种“我是来串门的”随意，但每个字都经过了精心打磨，不轻不重，不远不近。
“不请自来，还请海涵。”
冯诺笑了笑，松开手，侧过身，目光落在徐树铮身上。
白崇禧转身，面朝徐树铮，伸出手。他的腰微微弯了弯，不是鞠躬，是那种“我对你敬重”的表示。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钉钉子，钉得死死的，拔都拔不出来。
“又铮兄，久仰大名。”
徐树铮握住他的手，上下摇了摇。他的手劲不小，握得白崇禧的骨节嘎巴响了一声，但他没有用力，只是稳稳地、不紧不慢地握了两下，松开了。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的淡然。
“健生兄客气了。”
两个人的目光在半空中撞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但白崇禧看出来了。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打量，有一种“你最好不要搞事”的警告。白崇禧在心里苦笑了一声——我敢搞事吗？汪精卫的下场摆在那儿，我搞事就是找死。
冯诺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坐。”
三个人在沙发上坐下了。冯诺坐在主位上。徐树铮坐在他左手边的单人沙发上，腰杆笔挺，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平视前方，像一尊雕塑。白崇禧坐在他右手边的单人沙发上，腰杆笔挺，双手放在膝盖上。
孙世尧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屁股还是只坐三分之一，腰杆还是笔挺，双手还是放在膝盖上。但他的眼睛已经不看了冯诺，在看白崇禧。他在打量这个从广西来的“客人”，心里在琢磨：这个人来干什么？拉关系？
金庭汉站在门口，双手垂在身体两侧，腰杆笔挺，目光平视前方。
他悄悄地退了出去，轻轻地带上了门。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声，像一颗小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
冯诺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茶是热的，龙井，明前的，香气袅袅。他咽了，放下杯子，靠在摇椅里，两只手交叉搁在肚子上，下巴微微抬起。他的目光落在白崇禧脸上，嘴角微微翘着。
徐树铮也端起了茶杯，抿了一口，放下。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是“又有戏看了”的光。他靠在沙发背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下巴微微抬起，目光也落在白崇禧脸上。那目光里没有审视，没有打量，就是那种“你说，我听着”的平淡。
白崇禧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茶是热的，龙井，明前的，香气袅袅。他咽了，放下杯子。他的手指在杯沿上慢慢地划着圈，一圈，两圈，三圈。他在想：怎么说？开门见山？还是先寒暄几句？先谈合作？还是先谈借钱？先谈广西的甘蔗？还是先谈山东的猪肉？
他抬起头，看着冯诺。冯诺在看他，徐树铮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一左一右，像两把钝刀，不快，但够疼。白崇禧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他把那口唾沫咽了下去，咽得很慢。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秤上称过的，不多不少，不轻不重。
“冯司令，广西的甘蔗，快熟了。”
冯诺的眉毛动了一下。
白崇禧继续说道，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了很久腹稿的演讲稿。
“甘蔗熟了，就要榨糖。榨糖需要糖厂。广西的糖厂，太小了，太旧了，太少了。我想——扩建。”
冯诺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一下，嗒。
“缺钱？”
白崇禧的嘴角抽了一下。他没想到冯诺会这么直接。他以为冯诺会问“怎么扩建”“扩多大”“什么时候能投产”“产量多少”“成本多少”“销路在哪”——这些他都准备好了，数据背得滚瓜烂熟，方案写了几十页。结果冯诺就问了两个字：缺钱？白崇禧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然后点了点头。
“缺。”
冯诺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他笑了，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那种“我就知道”的笑。嘴角往上翘，眼睛眯成一条缝，整个人从“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切换到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的模式。
“缺多少？”
白崇禧的心跳加速了，但他的脸上没有露出来。他伸出手，竖起两根手指。
“两百万。”
冯诺的眼皮跳了一下。不是被数字吓的，是觉得这个数字有点耳熟。他想了一下，想起来了——冯玉祥借的也是两百万。
白崇禧的喉结又滚了一下。
“两百万美金。五年还清，年息五厘。用广西的糖厂做抵押。”
冯诺看着他，没说话。
白崇禧以为他嫌利息低，赶紧补了一句。
“年息一分也行。”
冯诺还是没说话。
白崇禧的额头开始冒汗了。他不怕冯诺讨价还价，他怕冯诺不说话。不说话，就是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就没戏。没戏，他就白来了。坐船漂了几天几夜，从北海到青岛，从青岛到济南，就为了听冯诺说“不”？不行。不能“不”。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我豁出去了”的决绝。
“冯司令，广西有甘蔗，山东有糖厂吗？”
冯诺的手指停了一下。
白崇禧的声音拔高了一度，像是在给一个装睡的人念判决书。
“山东没有糖厂。山东人吃糖，靠进口。进口的糖，贵。贵，老百姓就吃不起。吃不起，就买得少。买得少，糖商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不进口。不进口，山东就缺糖。缺糖，老百姓就骂娘。骂娘了，就会闹事。闹事了，就要镇压。镇压了，就要花钱。花钱了，就没钱搞建设了。没钱搞建设了，经济就停了。经济停了，山东就完了。”
他说完，喘了口气，看着冯诺。冯诺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扶手上又敲了一下——不是“嗒”，是“嗒嗒”，两下。白崇禧看见了，徐树铮也看见了。徐树铮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有点意思”的玩味。
冯诺靠在摇椅里，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吊灯是水晶的，在大白天的阳光下不亮，只有几颗光斑在墙壁上跳来跳去。他看着那些光斑，看了几秒钟，然后收回目光，落在白崇禧脸上。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带着一种“我不跟你绕弯子”的直接。
“两百万美金，年息一分，五年还清。糖厂扩建后，产的糖，优先供应山东。”
白崇禧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有点亮”的亮，是那种“灯泡换成了探照灯”的亮。他的嘴咧开了，露出一口还算整齐的牙齿，声音又急又快，像是在抢答。
“可以！完全可以！”
冯诺伸出手指，在空气中点了点。
“但是——抵押物不够。糖厂那点家底，不值两百万。”
白崇禧的笑僵在了脸上。
冯诺看着他，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有一个条件”的狡黠。
“加上梧州口岸的使用权。”
白崇禧的眼皮跳了一下。梧州口岸，广西最重要的内河港口，西江航运的枢纽。法国人的货物从越南进来，英国人的货物从香港进来，都要经过梧州。谁控制了梧州口岸，谁就控制了广西的对外贸易。冯诺要梧州口岸的使用权，不是要“控制权”，是要“过路权”。他的货船可以从梧州上溯西江，进入广西腹地；广西的货物可以从梧州下运，直出南海。这不是“侵略”，是“合作”。但白崇禧心里清楚，这个口子一开，冯诺的势力就伸进了广西。不是派兵，是派船。船比兵更难防。
白崇禧沉默了片刻。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着，嗒嗒嗒，节奏杂乱，像他的心情。他在想——答应还是不答应？答应，冯诺的钱进来了，广西的糖厂建起来了，经济活了，百姓富了。但不答应，钱就没了，糖厂还是那个破糖厂，广西还是那个穷广西。他抬起头，看着冯诺。冯诺在看他，徐树铮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一左一右，像两把钝刀，不快，但够疼。
白崇禧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然后点了点头。
“行。梧州口岸，广西出海口，向山东货船开放。”
冯诺笑了。不是微笑，不是浅笑，是那种“成交”的笑。他站起来，伸出手。白崇禧也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两只手握在一起，上下摇了摇，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两个人松开手，重新坐下。徐树铮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他的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是“这盘棋又多了一颗子”的光。孙世尧坐在角落里，嘴巴张着，眼睛瞪着，手里的茶杯已经凉了，他没喝，也没放下。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转——两百万美金，年息一分，五年还清，梧州口岸。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两百万美金，年息一分，一年就是二十万美金，五年就是一百万美金。本息合计三百万美金。
但他知道一件事——冯诺这笔买卖，不亏。
窗外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茶几上，落在花生米上，落在蜜三刀上。花生米的皮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蜜三刀的糖浆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一颗颗琥珀色的宝石。
冯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不介意，一仰脖，咕咚咕咚灌了个干净。他把杯子放下，抹了抹嘴，靠在摇椅里，看着白崇禧。
“健生先生，中午留下来吃饭。山东没有甘蔗，但有猪肉——虽然贵了点。”
白崇禧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嘲笑，是那种“我借到钱了”的笑。
“猪肉贵？广西的猪肉便宜。下次我让人运几头过来，给冯司令尝尝。”
冯诺的嘴角翘了一下。
“几头？太小气了。运几船。”
白崇禧的嘴角抽了一下。几船？那是多少头？几千头？几万头？他从广西运几万头猪到山东，光运费就能让他破产。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冯诺在开玩笑。冯诺这个人，说话半真半假，你永远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在逗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