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南宁。
绥靖公署的院子里那棵老榕树已经冒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晃。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的，落在青砖地上，像碎了一地的金子。广西的春天比北方来得早，没有闷热闷热的感觉，也没有潮湿潮湿的感觉——就是那种“刚刚好”的舒服，不冷不热，不干不湿，穿一件单衣不凉，披一件外套不燥。
但李宗仁的心里不舒服。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文件不是广西的，是山东的。不是军事机密，是公开情报——山东保安司令部的公开通报、济南几家报纸的报道、上海《申报》的转载、香港英文报纸的摘录。这些东西，谁都能看，谁都能抄，谁都能研究。但研究了也是白研究，因为你看了也学不会，学会了也做不到，做到了也赶不上。
李宗仁靠在椅背里，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他已经敲了一上午了，从“嗒嗒嗒”敲成了“嗒……嗒……嗒……”，越敲越慢，越敲越没劲，像是在敲一扇永远敲不开的门。
白崇禧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也没放下。他的目光落在那份文件上，但不是在“看”，是在“啃”。像一只饿了三天的老鼠在啃一块铁皮——啃不动，但舍不得松口。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窗外的鸟叫声、远处街上的吆喝声、院子里卫兵换岗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乱糟糟的交响曲，但两个人的耳朵里只有一个旋律：冯诺那个小兔崽子，哪来的钱？
白崇禧终于憋不住了。他把茶杯往茶几上一放，杯底磕在红木桌面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他身体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看着李宗仁的眼睛，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实在想不通”的倔强。
“德公啊，冯诺那个小兔崽子哪来的钱？”
李宗仁睁开眼，看了他一眼，又闭上了。他的手指还在敲，嗒嗒嗒，节奏没变。
白崇禧继续说，语速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大，手势越来越丰富，像是在给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算账。
“他走私，我们也走私。他用军港走私，我们也用军港走私。他走的是日用品、化工品、橡胶，我们走的是——鸦片。”
他说到“鸦片”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低了几度，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很快又拔高了，带着一股子“我们已经够不要脸了为什么还是穷”的悲愤。
“我们连鸦片都开始卖了，为何我们跟这个小兔崽子一比，还是穷鬼啊？”
李宗仁睁开眼，这次没闭上。他看着白崇禧那张写满了“不服”的脸，心里头那个滋味，怎么说呢——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你怎么那么牛逼？
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长又深，像是在替两个人把心里的那口浊气一口气吐出去。
“肯定不是徐树铮的原因。”
白崇禧的眉毛动了一下。
李宗仁从椅背里直起身来，双手交叉搁在桌上，下巴微微抬起，用一种“我来给你分析分析”的语气开了口。他的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了很久腹稿的推理报告。
“徐树铮出任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总参谋长，才不到三个月。三个月，能干什么？能把冯诺的家底摸清楚就不错了，更别说替他赚钱了。而且——徐树铮也不会搞钱啊。”
他说“不会搞钱”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说的是事实”的笃定。徐树铮是什么人？皖系操盘手，收复外蒙的大功臣，段祺瑞的“小扇子”。他会打仗，会谋划，会写文章，会骂人，会杀人——但不会做生意。他在北洋的时候，皖系的军费是段祺瑞从财政部抠出来的，不是他赚出来的。他没开过工厂，没办过商行，没倒卖过军火，连自己的工资都不清楚是多少。
这样一个“钱盲”，能在三个月内变出金山银山？不可能。
白崇禧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不大，但频率很高，像一只啄米的鸡。他靠在沙发背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目光落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有几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像一幅抽象画。他看着那些裂缝，看了几秒钟，然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的试探。
“冯诺的合资企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
李宗仁的眉毛动了一下。
白崇禧坐直了身子，往前探了探，手肘撑在膝盖上，十指交叉，下巴搁在手背上。他的眼睛亮了，那种亮不是“我想到了”的亮，是“我想到了一条路”的亮。
“德国人和美国人被冯诺拉走了，我们去找英国人，找法国人。他们在东南亚有殖民地，有资本，有技术，有市场。我们跟他们谈，建设轻工业，纺纱、织布、制糖、造纸——先从轻工业做起，逐步向重工业过渡。”
他的声音越来越坚定，像是在给自己打气，又像是在说服李宗仁。
李宗仁听完了，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很小，但很坚决。
“可以。”
白崇禧的眼睛又亮了几分。
“但是——”李宗仁的“但是”像一把刀，精准地切断了白崇禧的兴奋，“应该没有山东快。”
白崇禧的笑容薄了几分。
李宗仁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三月的风灌进来，带着院子里那棵老榕树的气息，还有远处田野里甘蔗的甜味。他深吸一口气，转过身来，看着白崇禧。
“你知道冯诺为什么快吗？”
白崇禧没说话。
李宗仁走回办公桌后面，没有坐下，双手撑着桌沿，身体微微前倾。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钉钉子。
“他给士兵一个月25块大洋。20多万人，一个月就是500多万大洋。一年6000多万。”
白崇禧的嘴角抽了一下。
李宗仁继续说道，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研究过了”的笃定。
“这不是军饷，是‘变相给百姓发钱’。士兵拿了钱，寄回家。家里拿了钱，买地、盖房、娶媳妇、买牲口、供孩子上学。钱从军营流到农村，从农村流到市场，从市场流到工厂——一圈一圈地转，越转越快，越转越活。”
他顿了顿，声音拔高了一度。
“冯诺还大兴土木。水泥路、铁路、水利、建筑——尤其是遍布山东全省的堡垒化建设，几万、几十万人在工地上干活。百姓有活干，就有工钱；有了工钱，就能花钱；能花钱，经济就活了。经济活了，税收就多了；税收多了，他就有更多的钱搞建设、发军饷、买装备。”
他说完，看着白崇禧。
白崇禧沉默了。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转——不是想不通，是想通了更难受。冯诺不是在做生意，他是在“造循环”。循环转起来，钱就活了。钱活了，人就活了。人活了，山东就活了。而他们广西，还在靠鸦片走私填补财政窟窿。
白崇禧忽然想起一个人。
“要是季宽在就好了。”
他说“季宽”的时候，声音低了几度，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季宽，黄绍竑，桂系三巨头之一。当年三人联手，打下广西，横扫西南，何等威风。后来因为反对硬抗蒋介石，三人意见不合，黄绍竑出走香港，从此分道扬镳。
现在季宽在香港，喝着茶，看着报纸，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山东的事。他要是还在，以他的经济头脑，也许能想出办法。但他不在了。
李宗仁没有接话。他看着窗外，沉默了片刻，然后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从“回忆”切换到了“现实”。
“要不——”白崇禧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带着一种“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的兴奋，“咱们也给士兵涨点钱？”
李宗仁看着他，没说话。
白崇禧掰着手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已经算过了”的笃定。
“涨一块钱。先涨一块钱。咱们穷，涨多了发不起。但涨一块，总是可以的。士兵拿了钱，寄回家；家里拿了钱，买东西；东西卖出去，商人赚了钱；商人赚了钱，交税；税多了，咱们就有更多的钱——这不就是冯诺的‘循环’吗？”
他说“循环”两个字的时候，下巴抬得老高，好像在说“我也会”。
李宗仁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泼冷水。
“一块钱，够干什么？”
白崇禧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李宗仁伸出一根手指，在空气中点了点。
“冯诺的兵拿25块，寄回家20块。家里拿20块，能买多少粮？能扯多少布？能供几个孩子上学？咱们的兵拿10块，寄回家8块。8块，够干什么？够买一袋米？够买两尺布？够交一个月的学费？都不够。不够，钱就转不起来。转不起来，就不是‘循环’，是‘死循环’。”
白崇禧不说话了。
他的嘴还张着，但声音出不来了。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两下，像是在咽下一口——不对，不是口水，是一口“你说得对”的苦涩。
李宗仁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深又长，像是在替两个人把“涨一块钱”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吹散了。他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椅子发出一声沉闷的嘎吱声。
“涨一块钱，士兵感觉不到。不涨，也感觉不到。我们不是冯诺，我们没有他那么多钱。我们只能——熬。”
白崇禧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还是那些裂缝，但他看它们的时候，眼神不一样了。不是在看裂缝，是在看山东的方向。
他忽然笑了。不是高兴的笑，是苦笑。嘴角往上翘，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闷闷的，像一台老旧的抽水机在艰难地启动。
“德公。”
李宗仁看着他。
白崇禧的笑容收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豁出去了”的决绝。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
“要不——咱们找冯诺借点钱？”
李宗仁的眼皮跳了一下。他看着白崇禧，看了两秒钟，然后笑了。不是微笑，不是浅笑，是那种“你疯了吧”的笑。嘴角往上翘，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闷闷的，像一台上满了发条的老钟在报时。
“你去，还是我去？”
白崇禧的嘴角抽了一下。
李宗仁收起笑容，靠在椅背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下巴微微抬起。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带着一股子让人后背发凉的寒意。
“汪精卫都被抓了，你还敢去山东？”
白崇禧的脸红了一瞬。不是害羞的红，是那种“我被人揭了短”的红。汪精卫，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起草人，党内的二号人物，在济南被冯诺穿着睡衣抓了，绑着游街，送进金陵最高法院，判了十年。这事儿全国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白崇禧要是去山东，万一冯诺心情不好，也把他抓了，绑了，游街了——他找谁说理去？
但白崇禧不愧是“小诸葛”，脑子转得快。他摆了摆手，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你多虑了”。
“汪精卫那是不开眼。冯诺是支持金陵的，汪精卫还去拉拢冯诺反蒋，这不是明显利用人家吗？利用也就算了，还当着徐树铮的面说。徐树铮是什么人？北洋老狐狸，他能看不出汪精卫那点心思？冯诺不抓他抓谁？”
他说得头头是道，好像在给自己壮胆，又像是在说服李宗仁。
“再说了，冯玉祥都借到钱了。冯玉祥跟冯诺非亲非故，还跟徐树铮有杀身之仇，都能借到两百万大洋。我们跟冯诺无冤无仇，为啥不行？”
他的声音拔高了一度，带着一种“我分析得很有道理”的自信。
“我去。我要是被冯诺抓了——广西还有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我去买个菜，回不来你帮我收衣服”。但李宗仁听出了那轻松底下的分量——不是不怕，是怕也要去。桂系快撑不住了，再不找钱，别说“建设广西”，连“守住广西”都成问题。
李宗仁沉默了片刻。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两下，嗒嗒。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带着一种“既然你决定了，我就不拦你”的无奈。
“万事小心。”
白崇禧点了点头。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三月的风灌进来，带着甘蔗的甜味——不是甘蔗的甜味，是糖厂的甜味。广西有甘蔗，有糖厂，但糖厂的规模太小，设备太旧，产量太低，成本太高，竞争不过洋糖。如果能从冯诺那里借到钱，扩建糖厂，更新设备，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广西的糖就能卖到全国，甚至出口。这不是借钱，是“投资”。
白崇禧转过身来，看着李宗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不是“我要去借钱”的光，是“我要去取经”的光。
“广西有甘蔗。先向冯诺借钱，我们扩充下糖厂的规模。赚了钱，再还他。”
李宗仁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他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嘲笑，是那种“你总算想明白了”的笑。
“去吧。路上小心。到了山东，别惹徐树铮。”
白崇禧的嘴角抽了一下。“别惹徐树铮”——这几个字，比“别惹冯诺”还重。冯诺是疯，疯起来不要命；徐树铮是狠，狠起来不要脸。
疯的不讲道理，狠的道理也不讲。
白崇禧在脑子里把徐树铮的履历过了一遍——杀陆建章、怼段祺瑞、坑张作霖、骂冯玉祥——哪一件不是“狠”字当头？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咽得很慢。
“我不惹他。我去借钱，又不是去吵架。”
他转身大步走了出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节奏轻快，像一匹被解开了缰绳的马。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着李宗仁。
“德公，你说——冯诺会不会也给我派八架战斗机护航？”
李宗仁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写着五个字：你想得真美。
白崇禧笑了笑，转身消失在门口。
李宗仁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那棵老榕树。树枝在风中轻轻摇晃，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的。他看了很久，然后收回目光，拿起桌上那份山东的情报，又看了一遍。
他把情报放下，靠在椅背里，闭上了眼睛。
窗外，南宁的天很蓝。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没有一丝云彩。远处的糖厂烟囱冒着白烟，在蓝天中慢慢飘散，像一根细细的白线。白线断了，散了，没了。
白崇禧的汽车没有往火车站开。
他坐在后座上，手里攥着一张船票，船票上印着“北海—青岛”四个字，字不大，但在他眼里比斗还大。他的手指在船票边缘摩挲着，一下，又一下，像是在确认这张纸是不是真的——不是怕假的，是怕自己后悔。
“去北海。”他对司机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白崇禧靠在车座上，闭上眼睛。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坐火车？你疯了？从南宁到济南，要经过湖南、湖北、河南——全是老蒋的地盘。你在人家的地盘上坐几天几夜的火车，人家想抓你就抓你，想扣你就扣你，想让你“失踪”就让你“失踪”。你跟老蒋打了两次仗，中原大战你差点没把他赶下台，他会对你客气？客气才怪。所以他选了船。从北海出发，沿海岸线北上，绕过老蒋的地盘，直达青岛。虽然颠一点，但踏实。
白崇禧睁开眼，看着那片灰蒙蒙的海，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白崇禧也有今天”的自嘲。
他想到这里，笑出了声。“呵呵。”那笑声不大，闷在车厢里，像一只偷到了鱼的猫在喉咙里咕噜。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敢问。
北海码头。
白崇禧从车里钻出来，整了整衣领，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海腥味，咸咸的，带着一股子潮气。他回头看了一眼南宁的方向——多看看吧，也许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走吧。”他说。
秘书跟在他后面，拎着一个皮箱。皮箱不大，但很沉，里面装着一箱广西特产——甘蔗糖、八角、桂皮。不是贵重的东西，但都是广西的“土产”。礼轻情意重，冯诺收不收是他的事，送不送是白崇禧的事。他还带了一样东西，不是土产，是“诚意”——一封信，李宗仁亲笔写的。信上只有一行字：“冯司令，健生此去，只为合作。德邻拜上。”寥寥数字，没有客套，没有寒暄，直来直去。
白崇禧站在码头上，望着那艘即将载他北上的客轮。船不大，像一头趴在海面上的老鲸。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迈步走上了舷梯。皮鞋踩在铁皮上，叮叮当当的，像在弹一首古老的曲子。站在船舷边，扶着栏杆，望着码头。码头在后退，人在缩小，孩子在消失，狗在变成一个小黄点。岸上的房子变成了一排排灰色的小方块，最后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线，消失在天际线那边。
白崇禧站在甲板上，海风吹着他的衣角，猎猎作响。他的头发被吹乱了，他没有拢。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缝里透出的光不是亮光，是那种“路还长，不急”的笃定。
秘书从船舱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茶，递给他。他接过，喝了一口，茶是热的，广西本地的茶，味道一般，但暖胃。
他把茶杯还给秘书，转身走进了船舱。
他拿起笔，在地图的济南位置上画了一个圈。他在圈旁边写了两个字：借钱。写完了，他自己看了看，觉得这两个字有点刺眼。又拿起笔，在“借钱”上面加了两个字：合作。变成了“合作借钱”。
船继续往北开。海面灰蒙蒙的，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偶尔有一只海鸥飞过，叫两声，像是在问：你去哪？
船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夕阳把海面染成了暗红色，像一摊泼翻了的颜料。
白崇禧站在甲板上，扶着栏杆，望着远处。远处什么也没有，只有海，和天，和夕阳。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船舱，坐下来，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写了几行字。
“德公，船行一日，平安。海上有风，不大。船慢，但稳。预计三日后抵青岛。到后即赴济南，见冯诺。成败未卜，但我会尽力。糖厂的事，等我消息。健生。”
他把信折了折，塞进信封。信封上写了几个字：“南宁，李德邻亲启。”他把信封递给秘书。
“发出去。”
秘书接过信封，点了点头。
白崇禧靠在椅背里，闭上了眼睛。船还在晃，晃得很慢，一下一下的，像摇篮。他听着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听着船体吱呀吱呀的响声，听着远处隐约的海鸥叫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乱糟糟的交响曲，但他觉得挺好听的。
三天后，青岛。
白崇禧站在船舷边，望着远处渐渐清晰的海岸线。船缓缓靠岸，舷梯放下。
他走下舷梯，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嗒”的一声。那一声不大，但在空旷的码头上格外清晰，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
码头上，金庭汉没有怠慢。他上前一步，立正，敬礼，动作标准得像教科书。
“健生先生，一路辛苦。车已经备好了，请。”
白崇禧看着他，然后他笑了，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那种“我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但我假装不知道”的笑。
“有劳了。”
他跟着金庭汉，走出码头，上了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车门关上，引擎发动。车子驶出港口，拐上了一条水泥马路。
“金处长，冯司令——心情好吗？”
金庭汉没有回头。他的声音从前面飘过来，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健生先生到了，就知道了。”
白崇禧的嘴角抽了一下。这个回答，等于没回答。但他是来借钱的，不是来挑理的。人家不给你脸色看，已经算客气了。
车子继续往前开。济南还在前面，冯诺还在摇椅上，钱还在系统里。白崇禧的心，也在嗓子眼里。
他靠在车座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冯诺，你别抓我。我是来借钱的，不是来拉你反蒋的。我是来合作的，不是来利用你的。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偷技术的。
他在心里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念完了，又加了一句：你要是抓我，我就说——我是来送甘蔗糖的。罗汉果也挺甜的。
想到这里，他笑了。笑出声了。“呵呵。”那笑声不大，闷在车厢里，像一只偷到了鱼的猫在喉咙里咕噜。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敢问。
金庭汉坐在副驾驶上，面无表情，目光平视前方，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但他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金庭汉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走着瞧”的淡然。
车子在水泥路上飞驰。济南在望。白崇禧的梦，也在望。
《沁园春·心里痒痒》
北海风轻，铁船破浪，白浪北漂。
望茫茫海面，灰天一色；
翩翩鸥鸟，问我去哪。
不敢走陆，怕蒋拦路，绕道东洋也怕糟。
唯航海，虽慢些稳当，总比牢好。
船中夜夜难熬。怕到了、山东被扣牢。
带一箱土产，甘蔗八角；
半筐罗汉，桂皮胡椒。
礼轻意重，收不收取，那是冯郎自定条。
深呼吸，把合作二字，写进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