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21日下午，东京。
陆军参谋本部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得像着了火。不是真的着火，是抽烟的人太多了。一个上午，烟灰缸换了三遍，每一遍都堆得跟小山似的。有人抽得嗓子冒烟，还在抽；有人抽得手指发黄，还在抽；有人抽得咳嗽不止，咳完了继续抽。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的呼吸都很重，像一台快要散架的蒸汽机，呼哧呼哧的。
消息是上午十点传回来的。旅顺来电，加密的，译出来之后，整个参谋本部炸了锅。
不是那种“轰”的一声炸，是那种“所有人都疯了”的炸。有人拍桌子，有人摔茶杯，有人把电文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又捡出来再看一遍——万一译错了呢？万一是假情报呢？万一是一场误会呢？看了三遍，没译错，不是假情报，不是误会。一百五十架飞机，从山东方向飞来，在旅顺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泼洒了数千升废机油，然后扬长而去。一枪没放，一弹没投，一人都没杀。但是比杀人还恶心，比放火还狠，比宣战还侮辱。
陆军参谋长山田乙三站在长条桌的一端，双手撑着桌面，身体前倾，脸上的表情写着六个大字：老子要杀人。他的脸涨得通红，从红变成紫，从紫变成黑，从黑变成一种说不上来的、介于愤怒和崩溃之间的颜色。他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太阳穴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突突地跳，呼吸声重得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呼哧呼哧的，震得桌上的茶杯都在抖。
“八嘎呀路！这个小兔崽子！这个超级马鹿！他就是笃定了我们不敢轻易开火！”
他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尖又亮，像一把钝刀在磨刀石上蹭了两下。他一拳砸在桌面上，“砰”的一声，茶杯跳了起来，茶水溅出来，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他的拳头还压在桌面上，指节发白，青筋暴起，整个人像一尊即将碎裂的石像。
旁边一个老鬼子坐在椅子上，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每一条都像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纪念品。他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是一种“世道变了”的感慨。他的嘴角往下撇着，撇成了一个倒悬的月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缝里透出的光不是亮光，是那种“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的恍惚。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像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
“简直倒反天罡。之前都是我们欺负他们，现在居然反过来了。”
没有人接话。所有人都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的桌面，或者看着墙上的地图，或者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不是不想接，是不敢接。他说的是事实——以前都是他们欺负龙国人，在东北想修铁路就修铁路，想开矿山就开矿山，想抓劳工就抓劳工。龙国人抗议，他们不理；龙国人反抗，他们镇压；龙国人忍气吞声，他们得寸进尺。现在好了，龙国人开始欺负他们了——不，不是龙国人，是山东那个疯子。那个疯子不按常理出牌，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规矩，不跟你讲国际法。他只跟你讲一件事——你恶心我，我恶心你；你欺负我，我欺负你；你敢打我，我就敢还手。
山田乙三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咽得很慢，像是在咽一颗没剥壳的核桃。他的目光从桌面上抬起来，落在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身上——那是外务省的代表，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脸色比在座所有人都白。山田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你别给我找借口”的狠劲。
“国书递到金陵没有？”
那中年人赶紧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他立正站好，腰杆笔挺，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了很久腹稿的汇报稿。
“驻金陵大使已经出发前往龙国外交部。预计今天下午就能递交国书。措辞严厉，内容明确——要求龙国政府就山东空军侵犯帝国领空、侮辱帝国军人一事作出正式道歉，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山田的嘴角抽了一下。道歉？保证？有用吗？冯诺要是会道歉，他就不是冯诺了；他要是会保证，他就不是疯子了。但除了抗议，还能怎么办？打仗？打不过。骂街？骂不赢。封锁？封不了。陆军参谋本部的一帮老鬼子，手握大军，却被一个山东的小军阀逼得只能递国书、发抗议、在外交部里拍桌子。这他妈叫什么事？
金陵，外交部。
外交部长方宗鳌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不是日本的国书，是山东的经济报告。德国工业区的进度、铁路建设的进展、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这些才是他关心的事。日本的国书？爱来不来。
秘书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写着“又来了”。他手里捧着一份文件，牛皮纸信封，印着日本外务省的樱花徽章，封口用火漆封着，火漆上盖着印章。他把文件放在办公桌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部长，日本大使求见。递国书。说是——紧急。”
方宗鳌头都没抬，手指在报告上划拉着，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让他进来。”
日本大使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是吃了一整根苦瓜，苦得他眉头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嘴角往下撇着，撇得下巴都快戳到胸口了。他的西装笔挺，领带端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光鲜的。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写满了愤怒、憋屈、无奈，还有一种“我堂堂帝国大使居然要来干这种差事”的屈辱。
他站在办公桌前，立正，弯腰，鞠躬，动作标准得无可挑剔。但直起腰的时候，他的目光像两把刀，直直地戳在方宗鳌的脸上。
方宗鳌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看着日本大使那张气急败坏的脸，心里头那个滋味，怎么说呢——麻木。不是装的，是真的麻木了。这半年来，日本的抗议书他收了不下十份，每一份都说“严重关切”“强烈谴责”“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内容一次比一次空洞。抗议完了，该干嘛干嘛。这次不就是泼了点废机油吗？又不是开火，又没死人，又没炸你们司令部，急头白脸干啥？
日本大使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国书，双手递过来，动作标准得像在献礼。方宗鳌接过去，看都没看，放在桌上。不是故意不看，是没必要看——用脚趾头都能猜到里面写的是什么。“严重抗议”“帝国关东军受到侮辱”“要求龙国政府正式道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跟复读机似的。
方宗鳌靠在椅背里，看着日本大使，嘴唇动了一下，说出了那句他已经说了无数遍的话。
“我们会呈交有关部门。”
日本大使的脸当场就黑了。不是“黑”的那种黑，是“铁青”的那种黑，青里透着紫，紫里泛着黑，像一块被烧焦了的铁板。他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喉结上下滚了两下，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带着一种“你是在逗我吗”的不可置信。
“纳尼？我们帝国关东军受到如此侮辱，你们就轻飘飘一句话？”
他的声音拔高了好几度，从“正常说话”变成了“咆哮”，从“咆哮”变成了“嘶吼”，从“嘶吼”变成了一种“我想骂人但我是外交官我不能骂”的压抑。他的脸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太阳穴上的血管突突地跳，整个人像一壶烧开了的水，壶盖在突突地跳，随时都会掀翻。
方宗鳌看着他那副样子，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演完了没有”的淡然。他坐直了身子，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像两把钝刀，不快，但够疼。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钉得死死的。
“那还能怎么办？山东空军的报告说是飞机故障，引擎漏油。又没有死人，也没有开火，你们想干啥？我们龙国的领土，我们的飞机想怎么飞就怎么飞。跟你们有关系吗？”
方宗鳌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引擎漏油？一百五十架飞机同时漏油？漏得那么均匀？漏得正好漏在关东军司令部上空？骗鬼呢。但这话从外交部长的嘴里说出来，就是官方说法。你不信？不信拉倒。你要证据？没有。你爱咋咋地。
日本大使的嘴巴张着，眼睛瞪着，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震惊”，从“震惊”变成了“无助”，从“无助”变成了一种“我该说什么”的茫然。他的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他这是胡说八道，引擎漏油能漏得那么准？另一个说：就算他是胡说八道，你能怎么办？戳穿他？戳穿了又怎样？他一句“技术问题”就把你打发了。你还能因为这个宣战？
方宗鳌看着他那副“我他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表情，心里头那个爽啊，从脚底板一直爽到天灵盖。以前龙国外交部见日本大使，那是孙子见爷爷，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说错了惹人家不高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日本大使见龙国外交部，那是爷爷见孙子——不对，是孙子见爷爷。你横？你横一个试试？你横了，我比你更横。反正你不敢宣战，你不敢开火，你不敢动我一根汗毛。你除了抗议，还会干什么？
方宗鳌也懒得管了，也管不着。
日本大使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那份国书的副本，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了一种“我知道我该走了但我不能走”的倔强。他的嘴唇哆嗦了好几次，想再说点什么，但每次都被方宗鳌那道“你说完了没有”的目光堵了回去。
方宗鳌靠在椅背里，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茶是热的，龙井，明前的，香气袅袅。他把杯子放下，看着日本大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还不走”的逐客令。
“大使先生，国书我们收到了。回去等通知吧。”
日本大使的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他弯下腰，鞠了一躬——这次鞠躬的角度比来时小了十几度，不是不恭敬，是腰太硬了，弯不下去了。他直起腰，转身走了出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不紧不慢，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的尊严上。
门关上了。
方宗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还是热的，香气还在，但他觉得今天这杯茶格外香。他放下杯子，拿起那份国书，看了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然后他把国书放在桌角，拿起了那份山东的经济报告，继续看。
栖霞，指挥部。
傍晚的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冯诺的摇椅上，橘红色的，暖洋洋的。猫趴在他腿上，呼噜打得震天响，小肚皮一起一伏的，像一台小型的发电机。骡子在院子角落里嚼着胡萝卜，嚼得嘎嘣脆，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地上，引来几只蚂蚁。
冯诺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看起来悠闲得很，但他的脑子里一点都不悠闲。
赵洪昌站在摇椅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脸上的表情写着“我有话要说”。他的军装笔挺，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皮靴擦得锃亮，整个人从上到下没有一处不光鲜的。但他的眼神里有一丝疲惫，那种疲惫不是熬夜熬出来的，是事情太多、忙不过来的疲惫。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带着一种“我不是推卸责任但实在是干不动了”的诚恳。
“总座，空军不能老让我盯着啊。我专业不通啊。”
冯诺睁开一只眼，看了他一眼，又闭上了。他的手指还在敲，嗒嗒嗒，节奏没变。
“啊？那不行啊，没人啊。”
他的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晚饭吃什么，但那句话里的内容——没人啊——像一块石头，砸在赵洪昌的心口上。
赵洪昌深吸一口气，把文件夹翻开了。里面有空军的人员编制表、训练计划、装备清单、作战记录——厚厚一摞，少说有几十页。他不是不想管，是真的管不过来了。
“我连飞机都不会开，您让我兼任第一航空师师长，这不是耽误人吗？”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不是在抱怨但我真的是在抱怨”的无奈。他的手指在文件夹上点了点，像是在提醒冯诺——看看这些东西，看看有多少活要干。督察总队要管全军的军纪，要管反间谍，要管情报收集，要管内部审查，要管——管所有见不得光的事。现在再加上一个航空师，一百五十架飞机，几百个飞行员，上千个地勤人员，每天的训练、作战、维护、调度、油料、弹药、后勤——哪一样不要人盯着？他赵洪昌是搞情报的，不是开飞机的，你让他管空军，那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冯诺睁开眼，这次没闭上。他看着赵洪昌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心里头那个滋味，怎么说呢——有点愧疚。不是那种“我做错了事”的愧疚，是那种“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我没办法”的愧疚。他的手不敲了，停在扶手上，像一架忽然断电的机器。
他沉默了片刻，开口道:“那你觉得谁合适？”
赵洪昌的嘴角动了一下。谁合适？合适的人多了，但都在天上飞着，没一个能坐办公室的。他想了想，摇了摇头。
“没有。航空师那几个大队长，飞得好，但不会管。让他们带兵打仗行，让他们管行政，比杀了他还难。”
冯诺的手指又开始敲了。嗒嗒嗒，这次节奏快了一些，像是在跟脑子里的什么东西较劲。
系统。系统最近根本没有刷新人员。不是“偶尔刷一下”，是“完全不刷”。美金倒是天天有，基础的武器弹药也没断过，但专业人才——一个都没有。飞行员、工程师、军医、参谋、教官——这些缺口像一个个黑洞，张着嘴等他往里填人。但系统不刷人，他上哪找去？从美国挖？挖了，在路上了，还没到。自己培养？培养了，在学呢，还没毕业。
冯诺靠在椅背里，望着头顶光秃秃的老槐树。冬天的树枝丫光秃秃的，像一只干枯的手在抓天空。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赵洪昌脸上。
“你先回去吧。我思考一下。”
他摆了摆手，那个手势的意思是“去吧，别烦我了”。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有光——那种光是“我在想办法”的光，是一种“这事儿没完”的笃定。
赵洪昌把文件夹合上，夹在腋下，立正，敬礼，转身走了。皮靴踩在青砖地上，嗒嗒嗒嗒，不紧不慢，像一匹远去的老马。
冯诺一个人躺在摇椅上，猫趴在他腿上，骡子在墙角嚼胡萝卜，牛大力端着茶碗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
他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
系统不刷人，他自己养。养不出来就挖，挖不过来就抢，抢不过来就——等。等系统哪天良心发现，给他刷一批能用的人。现在空军没人管，赵洪昌顶着，顶到什么时候？顶到他累死，或者顶到系统刷出人来。哪个先来？
冯诺翻了个身，面朝椅背，毛毯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耳朵。猫被颠了一下，不满地叫了一声，跳下地，蹲在摇椅旁边开始洗脸。洗了两下，觉得没意思，跳上石桌，蹲在茶碗旁边，眯着眼睛看冯诺。
他含混地嘟囔了一句:“系统你他妈倒是刷人啊。”
系统没理他。
骡子嚼完了胡萝卜，打了个响鼻。牛大力端着茶碗，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冯诺的背影，嘴张了张，想问“长官您喝茶吗”，想了想，没问，把茶碗放在石桌上，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远处，训练场上的口号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被冬风一扯，碎成了一截一截的。
“一、二、三、四——”
冯诺闭着眼睛，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问题不大”的踏实。
鹧鸪天·气急与无奈
东京本部炸了锅，老鬼拍桌骂疯魔。
“倒反天罡世道变，从来是我欺负他。”
国书递，大使差。金陵外交部里磨牙。
“引擎漏油你信吗？”“信不信由你，没法。”
栖霞摇椅吱呀响，赵总摊手说不成。
“连飞机都不会开，航空师长怎当得？”
系统不刷人，美金天天增。
缺医缺参缺教官，挖人养人等春风。
牛大力端茶不敢语，骡子嚼萝卜正欢腾。
“系统你他妈刷人啊——”无人应，唯有冬风过老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