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尧从栖霞出来，一路风风火火。
孙世尧坐在后座上，车窗外的田野唰唰地往后跑，光秃秃的，灰黄色的土地和灰蓝色的天空在远处交汇成一条线。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火车头，火车头，火车头。
冯诺那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路修好了没车跑，跟修了条晾衣绳有什么区别？”
孙世尧活了五十多年，头一回觉得自己的老脸没地方搁。他是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兼民政厅厅长，铁路局归他管，火车头的事归铁路局管。铁路局半年没报预算，他不知道，冯诺不知道，谁都不知道。等到要用了才发现没有，这不是扯淡吗？
司机姓马，是部队下来的，开车稳当，但今天被孙世尧催了一路——“快点，再快点，你这开得跟牛车似的！”马司机心里苦，嘴上不敢说，把油门踩到底，福特V8在水泥马路上飞驰。
1月13日下午，济南。
山东铁路局的大楼在火车站旁边，灰扑扑的三层小楼，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山东铁路局”，一块写着“山东铁路警察局”。孙世尧从车里钻出来的时候，腿有点软——不是吓的，是坐久了麻的。他跺了跺脚，整了整衣领，大步跨进了大门。
铁路局的葛局长正在办公室里喝茶。
葛局长五十出头，圆脸，秃顶，肚子大得像怀了六甲，坐在椅子上像一尊弥勒佛。他端着茶杯，吹了吹浮沫，正要往嘴里送——门被踹开了。
不是推，是踹。
“砰”的一声，门板撞在墙上，震得墙皮簌簌往下掉。葛局长手一抖，茶水洒了半杯，烫得他“哎呦”一声，手里的茶杯差点飞出去。他抬起头，看见孙世尧叉着腰站在门口，山羊胡一翘一翘的，脸上的表情写着四个大字——老子来算账了。
“哎呦喂，孙厅长——”葛局长赶紧放下茶杯，从椅子上弹起来，脸上的笑容堆得满满的，嘴角咧到了耳根，“您怎么来了？您派人说一声，我去您那儿汇报就行了，怎么还亲自跑一趟？”
孙世尧没理他，大步走进办公室，一屁股坐在葛局长对面的椅子上，椅子发出一声惨烈的嘎吱声。他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拍，“啪”的一声，震得茶杯盖叮当响。
“葛局长，铁路都修了半年了，你不知道买火车头？”
葛局长愣住了。他的嘴张着，眼睛瞪着，脑子里飞速运转——火车头？什么火车头？铁路局修铁路，铺轨，架桥，建站房，修货场，哪一项跟火车头有关系？火车头那玩意儿是铁道部管的，不是铁路局管的。他的嘴巴张了好几次，终于挤出了一句话，语气里带着一种“您是不是搞错了”的困惑。
“哎呦，孙厅长，这个哪跟哪啊？我们是负责修铁路和日常维护的，买车头不归我们管啊。”
孙世尧的眼珠子瞪得比铜铃还大。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撑着桌沿，身体前倾，山羊胡一翘一翘的，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泥鳅在垂死挣扎。
“什么玩意儿？你们铁路局不负责？那谁负责？”
葛局长的脑子又转了一下。他在心里把山东铁路的隶属关系过了一遍——铁路局归省里管，省里归孙世尧管，孙世尧归冯诺管。火车头的采购权——那是金陵铁道部的事，地方铁路局只有使用权，没有购买权。这是规矩，不是他定的。他的语气放得很轻，像是在哄一个正在发脾气的孩子。
“孙厅长，谁负责不知道，但是真不是我们负责啊。我们只管修铁路，其他的不管。火车头这种东西，是金陵铁道部负责的，我们没有购买权。”
孙世尧的嘴巴张开了，没有合上。
金陵。又是金陵。啥事都要金陵管，啥事都要中央批，批完了还要等，等完了还要催，催完了还要追，追完了还不一定到。这就是他妈的中央政府。修路的时候不见人，买车头的时候跳出来说“归我管”。
孙世尧叉着腰，脸上的表情写着“老子不跟你扯了”。
“金陵。”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就知道”的无奈，又带着一种“老子不跟你走这套程序”的笃定。“好了，以后山东的车头也归你们管了。”
葛局长的表情当场就崩了。
他的嘴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转——以后山东的车头也归我们管了？这是真的吗？铁路局要是能自己买车头，那还叫铁路局吗？
那叫铁道部山东分局。
他的嘴角开始往上翘，不是那种微微翘起的翘，是那种“我实在忍不住了”的翘。他的脸从“困惑”变成了“惊喜”，从“惊喜”变成了“狂喜”，从“狂喜”变成了——“噗”。
葛局长当着孙世尧的面，笑喷了。
不是那种捂着嘴偷偷笑的笑，是那种“哈哈哈哈”仰天大笑的笑，笑得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笑得肚子上的肥肉像果冻一样抖动，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一边笑一边拍大腿，拍得啪啪响，嘴里还含混不清地喊着：“真的吗？真的吗？孙厅长，火车头以后归我们管了？”
孙世尧看着他那副乐得找不着北的样子，嘴角往下撇了撇。他往前走了一步，伸出手，在葛局长的肩膀上拍了拍，力道不轻不重，刚好能让葛局长的笑声卡在嗓子眼里。
“呵呵，做梦去吧。”
葛局长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张着嘴，嘴里的笑声还没收回去，脸上的肌肉还保持着“哈哈哈哈”的形状，但声音已经出不来了。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两下，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鹅。
孙世尧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不紧不慢，像一匹得胜回朝的老马。他的背影笔直，山羊胡在走廊的穿堂风里微微飘动，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老子说了算”的霸气。
葛局长站在办公室里，嘴巴还张着，半天没合上。他慢慢坐回椅子上，椅子又发出一声惨烈的嘎吱声。他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咽了。苦的。他放下杯子，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这个老孙头——”他自言自语，声音小到只有他自己听得见，“做梦？我这辈子就没做过这种梦。”
窗外，济南的冬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远处的火车站传来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在跟谁打招呼。葛局长靠在椅背里，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火车头……要是真能自己买，那该多好啊。但他知道，那是做梦。孙世尧那句“做梦去吧”，不是骂人，是实话。
北平，西郊机场。
1月14日，上午。
天灰蒙蒙的，风从西北方向刮过来，带着内蒙古的沙尘，打在脸上生疼。南苑机场的跑道上结了一层薄冰，地勤人员正在撒沙子防滑。几个东北军的飞行员蹲在机库门口抽烟，缩着脖子，哈着白气，百无聊赖地看天。
然后他们看见了。
东边的天际线上，先是一个黑点，然后是四个。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引擎的轰鸣声从远处滚滚而来，像一阵闷雷，震得地上的沙砾都在跳。
一架福特三发运输机，银白色的机身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冷光。四架p-12战斗机，两左两右，呈护航队形，像四只护卫着蜂王的工蜂，整齐划一，气势逼人。
飞机掠过机场上空的时候，地面上的目光齐刷刷地追了上去。那目光里有羡慕，有嫉妒，有敌意，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
“呸！”
一个东北军飞行员把烟头狠狠地扔在地上，踩灭了，唾沫星子喷了一地。他穿着东北军的飞行夹克，领子竖起来，脸被风吹得通红，眼神里写满了不服气。
“什么东西！到我们东北军的地盘上显摆来了？还他妈的四架战斗机护航！一个军需处长，排场比老蒋还大！”
旁边几个飞行员没接话，但脸上的表情写着同一个意思：人家确实有那玩意儿，你没有，酸什么酸？
四架p-12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像是在跟南苑机场打招呼——又像是在示威。然后它们一架接一架地降落了，轮胎擦在跑道上，冒起一股白烟，滑行了一段，稳稳地停住了。运输机最后降落，肚子大，翅膀长，落地的姿态笨拙得像一只怀孕的企鹅。
舱门打开，舷梯放下。
耿元秋从机舱里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少将军衔在肩头闪闪发光。身后跟着八个卫兵，清一色的卡其色军装，钢盔锃亮，汤姆逊冲锋枪端在手里，皮靴踩在水泥地面上，咔咔作响。
八个人，不到一个班。但那股子气势，像来了一个营。
机场出口，东北军的幕僚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腰杆笔直，气度不凡。他的身后也站着几个军官，军装笔挺，但肩章上的星星比耿元秋的少。
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耿元秋的手干燥有力，幕僚长的手微微潮湿——不是紧张的，是冻的。两个人都笑了，笑得很亲切，很热络，很“咱们是老朋友了”。但四目相对的时候，那眼神里藏着的东西，比握手复杂得多。
幕僚长心里在想：这才对嘛，能谈判解决的事情，非要开战，没有必要啊。德州那一仗，东北军没参与，但看是看明白了——冯诺的部队不好惹。能谈就谈，谈不拢再说。不谈就翻脸，那是莽夫。
耿元秋心里在想：要不是为了接人，老子才懒得来。北平的冬天比栖霞冷多了，风吹得脸皮子疼。幕僚长那双老手冰凉冰凉的，跟握了一块铁似的。赶紧谈完赶紧走。
六国饭店。
北平最老的西式饭店之一，红砖墙，拱形窗，大堂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暖气烧得足，一进门眼镜片上就蒙了一层白雾。
耿元秋的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窗户对着大街。八个卫兵分两组，四个人守在房间门口，四个人在走廊里巡逻。荷枪实弹，汤姆逊冲锋枪的枪口朝下，但手指搭在扳机护圈上，随时可以抬起来。
走廊的另一头，东北军的卫兵也站了一排。同样的规格，同样的装备，同样的架势。两拨人隔着十几步的距离，大眼瞪小眼，互相看不惯。
你仔细看就能发现——两拨人的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军装和武器都是新的，都是皮靴，钢盔锃亮，军服笔挺。唯一的区别是颜色：东北军的是灰蓝色，山东军的是卡其色。灰蓝对卡其，像两堵墙，面对面立着，谁也不让谁。
一个东北军的卫兵歪了歪嘴，小声嘟囔了一句：“嘚瑟啥？”
山东的卫兵听见了，没理。但他的拇指在汤姆逊的枪机上轻轻地拨了一下——“咔嗒”一声轻响，清脆，利落，像在说：你再说一遍试试？
东北军的卫兵闭嘴了。
小会议室在二楼东头，不大，但布置得很精致。长条桌上铺着白布，白布上放着茶具和笔记本。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每一声都像在催人。
耿元秋和幕僚长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那张长条桌。两个人的面前各放了一杯茶，茶是刚沏的，热气袅袅，茶香在会议室里弥漫开来。
耿元秋没有喝茶。他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目光平视幕僚长，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带着一种“我不是来求你的”的硬气。
“我们希望，东北能够提供更多的火车班次，保证那些返乡人能够及时返乡。”
幕僚长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放下杯子，靠在椅背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的淡然。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了很久腹稿的答复稿。
“这个运力紧张啊。我们已经开通了两条专线，两列火车，而且票价一折，诚意十足啊。”
耿元秋的眼睛眯了一下。
“两列？”
他的语气没有拔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带着一股子让人后背发凉的寒气。他的嘴角往下撇了撇，双手从肚子上放下来，撑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
“你们看不起谁呢？两列车够干什么的？你们东北的蒸汽车头应该有二百多个，就给两列？”
幕僚长的笑容没变，但眼神里的温度降了一度。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这次喝得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放下杯子，他用一种“我也很为难”的语气开了口。
“我们正在全力协调。毕竟东北局势复杂，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军，关东军虎视眈眈，很多车皮被他们控制了。我们能调动的，确实有限。”
耿元秋看着他，没说话。那目光里写着：你接着编。
幕僚长确实在编。东北局势复杂是真的，日本人控制南满铁路也是真的，但东北军手里能动用的车皮远不止两列。他是故意的——给多了，显得东北军好欺负；不给吧，耿元秋不答应。不多不少，两列，刚刚好。既不得罪冯诺，又不显得自己软弱。看似没有得罪，实际已经得罪了。
但耿元秋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双手撑在桌面上，目光像两把刀，直直地盯着幕僚长的眼睛。
“我们要派自己的火车去接。”
幕僚长的眉头动了一下。派自己的火车？从山东调车皮到东北？那得经过南满铁路，得经过日本人控制的区域，得经过关东军的防区。这不是运力问题，是外交问题。他的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很快就有了答案。
“那可以。”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山东方面如果愿意自己出火车，我们自然没有意见。我们会放行的。”
耿元秋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总算说了句人话”的无奈。
两个人又扯皮了一些细节——车皮的数量、发车的频率、沿途的补给、票价的结算、边境的检查……一条一条地掰扯，一条一条地磨。幕僚长说“车皮太多会影响军运”，耿元秋说“军运能比人命重要？”幕僚长说“沿途补给有困难”，耿元秋说“我们自己带粮”。幕僚长说“边境检查需要时间”，耿元秋说“你们检查你们的，我们等我们的”。
扯来扯去，扯到了下午。
窗外的光线从明亮变成了昏黄，墙上的挂钟指向了四点。茶换了三遍，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耿元秋的嗓子有点干，幕僚长的手指有点僵。两个人的表情都没变，但眼神里的疲惫已经藏不住了。
耿元秋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他整了整衣领，看着幕僚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别生气”的随意。
“你们东北军真穷。”
幕僚长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
他的嘴角往下撇了撇，腮帮子鼓了一下，像是在咬后槽牙。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缝里透出的光不是愤怒，是那种“你说话真他妈损”的无奈。
耿元秋说完，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节奏轻快。他的背影笔直，军装笔挺，整个人从上到下没有一处不光鲜的。
幕僚长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已经关上的门，嘴巴微张，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慢慢坐回椅子上，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苦的。他放下杯子，苦笑了一声。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咽不下去。东北军穷吗？穷。军饷拖欠是常态，装备更新是奢望，飞机是别人淘汰的，军舰是别人不要的。但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尤其是从一个军需处长嘴里说出来，那味道就不一样了。
“他妈的。吃你家饭了。”他轻声说道，声音小到只有自己听得见。
铁路蜿蜒半载多，回头方见缺机梭。
县长拍案问葛某，葛某摊手推铁道。
车头归你可愿意，做梦去吧莫啰嗦。
北平南苑铁鹰落，东北飞官酸齿磨。
两列专线言不够，一句复杂任推诿。
耿郎临别赠一语，你们东北是真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