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13日，腊月二十五。
东北的冬天冷得能把人鼻子冻掉。哈尔滨零下三十度，长春零下二十八度，沈阳好一点，零下二十二度。但车站广场上的人不在乎温度，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挤上那趟往南开的火车。
沈阳站，票厅门口。
人山人海。
不是什么体面的人山人海，是那种“衣不蔽体、面有菜色”的人山人海。棉袄露着棉絮的有之，光脚穿着单鞋的有之，怀里抱着孩子的有之，搀着老爹老娘的有之。他们在车站广场上站了整整一夜，跺脚取暖，哈气成霜，有人冻得嘴唇发紫，有人冻得耳朵流脓，但没有一个人离开。因为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
墙上贴着告示，白纸黑字，盖着东北军的大红印章：“山东籍难民返乡，凭山东身份证明购票，票价一折。严禁黄牛炒票，违者军法从事。”
告示旁边站着十几个东北军士兵，枪上了刺刀，来回巡逻。几个冻得鼻涕拉碴的黄牛躲在电线杆后面，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排队买票的难民，不敢上前。昨天有个不长眼的黄牛加价倒票，被巡逻的士兵逮住了，当场一顿枪托，砸得满脸是血，票也没收了，人也被拖走了。从那以后，黄牛们就老实了。
票是一折，但一折也贵。
一张从沈阳到济南的硬座票，原价十二块大洋，一折是一块二。一块二，在平时不算什么，一顿饭钱而已。但现在不是平时。一块二，够他们一家吃一个星期的窝头。有人攥着皱巴巴的银元排在队伍里，手在抖——不是冷的，是心疼的。
更让人心疼的是——就算有票，也上不了车。
车皮不够。
东北军只调了两列火车，一列走沈吉线，一列走沈大线，往南到营口，再转船。两列火车，满打满算，能拉两千人。两千人，听上去不少，但广场上站着的，少说有两万。剩下的那一万八怎么办？等着。等下一趟，下下趟，下下下趟。但“下一趟”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
有老人蹲在广场边上，从怀里掏出冷窝头，掰成两半，一半自己嚼，一半塞给身边的孩子。窝头冻得跟石头似的，啃一口，牙硌得生疼。孩子啃不动，含在嘴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老人用袖子给孩子擦泪，擦着擦着自己也哭了。哭完了，继续啃。冷窝头，硬年关。
栖霞，指挥部后院。
冯诺躺在摇椅上，手里拿着一份赵洪昌刚送来的情报。情报上写着：东北各地车站，山东难民滞留严重，目测超过两万人，且每日递增。天寒地冻，已有冻伤、冻死者。东北军运力不足，无法疏散。
他把情报折了折，塞进口袋，望着头顶光秃秃的老槐树，一声没吭。
他在想一件事——张学良那个王八蛋，到底有没有把山东人当人看？
两万人，零下二十度，在车站广场上蹲着。你调两列火车，拉两千人，剩下的就不管了？你他妈的是不会数数还是不会算数？两万减两千等于一万八，这个账你算不清楚？
冯诺越想越气，脸上倒是没什么表情。但不是不气，是气的不是时候。现在不是骂张学良的时候，是接人的时候。骂完了人还得想办法。光骂不管用，光骂治不了堵在车站里挨冻饿的人。
冯诺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两下，嗒嗒。
“去，把道格和耿元秋找来。”
牛大力应了一声，撒腿就跑。
不到一刻钟，道格和耿元秋就站在了摇椅旁边。道格的秃顶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耿元秋手里还抱着一摞没来得及放下的军需单据。两个人对视一眼，眼神里写着同一个意思：又出啥事了？
冯诺没有废话，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带着一种“老子决定了你们去办”的笃定。
“耿元秋，你去趟北平。找东北军的人谈——我们要派更多的火车到东北各个车站，还有船到客运码头。接人。山东的人，我们自己接。”
耿元秋的眉头皱了一下。他往前迈了半步，翻开手里的小本子，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有坏消息要汇报”的小心翼翼。
“长官，辽宁的客运码头基本上不在东北军手里。日本人控制着大连港、旅顺港、安东港。东北军手里就一个营口河北码头，还在跟日本人的河南码头对峙。咱们要是用船，只能在营口靠岸。营口那个码头，小得可怜，泊位就两个，万吨轮根本进不去。”
冯诺的眼睛瞪大了一瞬。
“草。”一个字从他嘴里蹦出来，干脆利落，情绪饱满。“他这么废物吗？”
道格和耿元秋互相看了一眼，那一眼里交换的信息量很大——他们就是这么废物。东北军在东北混了这么多年，连个像样的客运码头都控制不了。大连在日本人手里，旅顺在日本人手里，安东在日本人手里。营口倒是在自己手里，但只有半条河——河北是东北军的，河南边是日本人的。一条河，两半，像一块被人掰开的饼，大的那边被别人吃了，小的这边自己啃着。
道格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他的语气很平和，带着一种职业经理人特有的冷静和务实。
“长官，铁路比船靠谱。东北的铁路网是现成的，南满铁路、北宁铁路、吉长铁路、四洮铁路——干线支线加起来几千公里。只要车皮够，人就能拉出来。船的问题太多——码头、航线、港口设施、装卸能力，哪一样都得从头搞。来不及。”
冯诺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一下。
“那就不搞船了，走铁路吧。”
他转过头，目光落在道格脸上，那眼神里写着“你，我另有安排”。
“道格，你带些美国人——就是那些退役军官——去东北。联络咱们山东的老乡，尤其是那些苦哈哈。告诉他们，山东人免费上车，平安到家。不给钱的，也得上。谁敢拦，就给谁点颜色看看。”
道格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被冯诺的慷慨感动了，是他听懂了冯诺的意思——带美国人去，就是带“外国人”去。东北军不敢拦外国人，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动外国人。美国人往车站一站，就是活招牌，就是挡箭牌。哪个不长眼的敢在美军退役军官面前拦山东人？
“明白。”道格的声音短促有力。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长官，费用呢？火车票、车皮租赁、沿途补给——这些都得花钱。”
耿元秋在旁边接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种“要不要让东北军出”的试探。
“长官，这个费用，要不要让东北军出？毕竟他们还没有补偿那群苦哈哈呢。人是从他们的地盘上走的，他们总不能一毛不拔吧？”
冯诺摆了摆手，那个手势的意思是“算了”。
“算了。反正也花不了啥钱。用咱们自己的火车，自己的车皮。不求人。”
耿元秋愣了一下。
“咱们的？”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您在说什么”的吃惊，那三个字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时候，尾音往上翘，像一只被人踩了尾巴的猫。
“对呀。”冯诺的回答理所当然，眼神里透出一丝不解——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山东的铁路铺了半年了，难道火车不是自己家的？
耿元秋咽了口唾沫。他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翻开，手指在数字上划了一下，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
“长官，咱们山东的蒸汽车头，就六十多个。”
冯诺的嘴巴张开了，没有合上。他看着耿元秋，眼睛里写满了“你在逗我吗”。那是一种“老子花了几百万美金修路铺轨结果你告诉我就六十多个火车头”的不可置信。他的嘴巴开合了好几次，喉结上下滚了两下，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句话。
“才六十多个？”
“对呀。我们没有买过车头。这六十多个，还有一半是从日本人手里抄上来的。”
耿元秋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像是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秘密。他的手指在数字上划来划去，指节发白，汗都出来了。
“日本人在青岛有几台机车，我们查封的时候一并没收了。后来又从胶济铁路公司那边划拨了一些。满打满算，就这么多。”
冯诺靠在椅背里，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他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像是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忽然发现水壶是空的。
他想骂人。想骂孙世尧，想骂耿元秋，想骂铁路局的每一个人。铁路铺了半年，从青岛铺到济南，从济南铺到德州，从德州铺到——算了不铺了，连火车头都没有，铺个屁。但他没有骂。不是因为不气，是因为骂了也没用。
他睁开眼，看着耿元秋，声音里带着一种“你踏马怎么不早说”的无奈。
“你有病啊？没有火车你不知道买？铁路都快铺了半年了，你告诉我没有火车头？”
耿元秋的表情很复杂，像是一盘被打翻了调色盘。他张了张嘴，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喉咙里发出一个含混的音节，像是“啊”，又像是“哦”。最后他挤出了一句话，声音里带着一种“这不是我的锅”的委屈。
“长官，这个火车不归我们管啊。铁路归山东铁路局管，铁路局的上司是孙世尧。孙世尧他没提过这个事啊。”
冯诺的眼皮跳了一下。
“那他这半年干什么了？”
“审案子，抓贪官。上瘾了都。天天跟打了鸡血一样，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审，审到半夜还不散堂。惊堂木都拍裂了好几块。流动法庭从栖霞审到海阳，从海阳审到莱阳，从莱阳审到济南。老百姓叫他‘孙青天’，叫得他乐得找不着北，哪还有心思管铁路？”
冯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靠在椅背里，看着头顶光秃秃的老槐树，嘴巴微微张开，发出一个含混的“卧槽”。不是骂人，是感叹。这个老头还挺尽职尽责的——只不过尽职尽责的不是地方。你一个铁路局的上司，不去管铁路，跑去审案子，还审出瘾来了。
冯诺有种想骂又骂不出来的感觉，像嘴里含着一口没咽下去的老痰——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恶心巴拉地堵在嗓子眼里。
他转过头，看着道格。那目光里写着三个字：怎么办？
道格瞬间会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秃顶上的汗珠子，把擦完的手帕塞回口袋，清了清嗓子。
“美国的蒸汽车头厂家，出名的有两家——美国机车公司和鲍尔温机车厂。售价基本在两万美金一台。我们可以公开招标，请德国和美国的机车公司同时竞标。谁便宜买谁的，谁质量好用谁的，谁交货快买谁的。成本可控，没有猫腻。”
冯诺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两下，嗒嗒。然后他坐直了身子，语气从“老子很生气”切换到了“老子说了算”。
“行吧。先买一百台。”
道格在小本子上刷刷刷地记。
冯诺想了想，又补了一句：“问问德国公司，能不能在山东开个机车厂。”
道格的笔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冯诺。那眼神里写着“您还真敢想”。但他很快低下头，把这句话也记了下来。跟冯诺合作这么久，他已经习惯了——这位爷想一出是一出，但每一出最后都能变成真的。你说他不靠谱吧，他连码头都修了；你说他靠谱吧，他连火车头都没买。
“还有，让孙世尧来见我。立刻。马上。”
冯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要骂人了你们都别拦着”的狠劲。
耿元秋和道格对视一眼，同时鞠了一躬，转身就走。皮鞋踩在青砖地上，嗒嗒嗒嗒，比来时快了一倍不止。两个人几乎是跑着出去的，生怕跑慢了被冯诺叫住再问点什么——再问，底裤都要问出来了。
孙世尧来得很快。
不是他跑得快，是他的汽车跑得快。老头从济南一路狂奔到栖霞，屁股底下垫了三层棉垫，还是颠得老腰快要断了。他跑进指挥部后院的时候，气喘吁吁，山羊胡子上挂着白气，脸上的表情写着“我没犯错啊”。
冯诺看着他，没有说话。
孙世尧站在摇椅旁边，弯着腰，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但他知道——冯诺找他的时候，从来不是好事。上次找他，是让他去收税；上上次找他，是让他去审案子；上上上次找他，是让他当大县长。这次找他——估计也没什么好事。
冯诺终于开口了。
“孙县长，你坐。”
孙世尧愣了一下。坐？他在冯诺面前站了这么多次，头一回听见“坐”这个字。他的腿有点软，不是因为站累了，是被“坐”字吓的。他不怕站，站说明没事；坐，说明有事——而且是大事。
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屁股只坐了一角，腰杆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着老师训话的小学生。
冯诺看着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孙县长，铁路局的火车头——谁负责买？”
孙世尧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了。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转——火车头？买火车头？他负责审案子，负责抓贪官，负责民生疾苦，负责百姓冤情。他不负责买火车头。
“长官，这个——”他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小又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老鼠，“好像不归我管吧？”
冯诺看着他，那眼神里写着“你再说一遍”。
孙世尧的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铁路局是谁管的？是山东铁路局。山东铁路局归谁管？归省里管。省里归谁管？归他管——因为他是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兼民政厅厅长，冯诺是保安司令，不管民政。民政的事，理论上都是他孙世尧的活。
但是——他不知道铁路局要买火车头。从来没人告诉过他铁路局需要火车头。他只负责批钱，铁路局报预算，他看预算，预算合理就批，不合理就打回去。没人报，他批什么？
孙世尧的嘴巴张了好几次，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长官，铁路局没有报过买火车头的预算啊。”
冯诺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们给我报的是修路、架桥、铺轨、建站房、修货场。没有一项是买火车头的。我以为——我以为——”
冯诺替他说了。
“你以为火车头是天上掉下来的。”
孙世尧的脸红了。从白色变成粉色，从粉色变成红色，从红色变成猪肝色，最后定格在一种“我错了但我不知道怎么错的”的羞愧上。
冯诺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长又深，像是一个老父亲在跟一个不长进的儿子讲道理。
“孙县长，以后铁路局的事，你盯紧点。修路重要，火车头更重要。路修好了没车跑，跟修了条晾衣绳有什么区别？”
孙世尧的头点得像鸡啄米。
“是是是，长官说得对。下官回去就查，回去就办。一定买，一定买。”
冯诺摆了摆手，那个手势的意思是“去吧，别再犯傻了”。
孙世尧从板凳上弹起来，朝冯诺鞠了一躬，转身大步走了出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比来的时候快了不知多少倍。他走出去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倒——和道格一样，和孔专员一样，和每一个从冯诺的指挥部里出来的人一样。但他踉跄了半步，扶住门框站稳了，然后消失在大门外。
冯诺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闭上眼睛，头靠在摇椅背上。
猫跳上来，在他腿上团成一团，尾巴搭在他手背上，呼噜呼噜地打鼾。
他把毛毯拉到胸口，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
一百台火车头，每台两万美金，就是两百万美金。两百万美金，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钱。但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你的队伍里，哪个环节是掉链子的那个。孙世尧审案子上瘾，忘了自己是铁路局的上司；耿元秋管军需，以为火车头不归自己管；铁路局的局长不知道在想什么，半年了连个预算都没报。
还是赵洪昌那句话对：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火车头的事，交给道格。
接人的事，交给耿元秋。
审案子的事——让孙世尧继续审吧，反正他已经上瘾了。
七律·火车头
腊月关东寒彻骨，广场人海泪成冰。
一折车票犹嫌贵，两列火车拉不清。
冯诺拍案骂废物，道格奋笔记招兵。
机车百台从头买，铁路千条任我行。
孙郎审案上了瘾，忘了机车自己擎。
莫道山东无长物，美金砸下鬼神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