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的辞职手续办得很快，快得让她自己都有些恍惚。系办公室的老师把离职证明递给她时，欲言又止：王老师，你再考虑考虑？讲师编制现在多难拿……
谢谢，我考虑好了。王蓉接过那张盖着红章的白纸，觉得它轻得没有重量，又重得压手。
消息像水波一样在系里传开。她回教研室收拾东西时，几个同事投来复杂的目光——有不解，有惋惜，也有隐隐的早就知道她会走的意味。一个比她早两年入职的女讲师走过来，压低声音：听说你是要去找你姐姐？
王蓉点点头。
值得吗？女讲师的眼神很认真，讲师转副教授的关键期，你这一走，位置就没了。你姐……失踪这么多年，找到的概率有多大？
这个问题太直接，直接到王蓉必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她看着办公桌上还没拆封的新学期教材，那本《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封面上，方法论流程图清晰得近乎冷酷。
我不知道概率。她诚实地回答，但有些事，不能用概率算。
收拾办公桌花了不到半小时。四年的教学生涯，留下的东西少得可怜：几本专业书，一个保温杯，一盆绿萝，还有抽屉深处那本绣谱——她一直把它放在学校，像是在学术世界和家族记忆之间维系某种平衡。
现在，平衡被打破了。她把绿萝送给隔壁办公室的研究生，书捐给系资料室，只带着保温杯和绣谱离开。走出文科楼时，秋风吹过，她下意识拉紧了外套。这件外套还是三年前用第一笔课酬买的，当时她站在商场镜子前试穿，心想我现在是大学老师了。
那个身份，今天正式结束了。
手机震动不停。系群里的告别消息一条条弹出：祝王老师一切顺利、常回来看看、保重。她一条条看完，没有回复。说什么呢？说谢谢？还是说我会找到姐姐的？
下午，她去见张教授最后一面。老教授的办公室里，茶已经泡好。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
沉默。水壶在电陶炉上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张教授缓缓说，我担心你这一走，不仅离开了学术体制，也离开了思考的工具。田野中的具体经验很重要，但如果没有理论的透镜，经验就是一堆碎片。
王蓉握紧茶杯。老师，我这四年一直在用理论透镜看世界。我分析了工分制的性别歧视，研究了流动人口的边缘化，探讨了残疾女性的多重弱势。但我姐姐还在失踪中。那些理论解释了一切，却改变不了任何事。
所以你要用行动去改变？
至少要去尝试。王蓉抬起头，老师，您教过我们福柯的话：知识就是权力。但我现在觉得，知识要变成权力，需要有人把它从书斋里带出去，带到需要它的地方。我姐姐可能永远看不懂我的论文，但她需要有人找到她。
张教授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笑容里有欣慰也有苦涩。我教了四十年书，总告诉学生要知行合一。现在我的学生真要这么做了，我却在这里担心她的前途。真是……他摇摇头，去吧。但答应我一件事：每天写田野笔记，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不迷失。
我答应。
离开学校前，王蓉去了趟图书馆。不是去查资料，是去还那张用了四年的借阅证。刷卡进门的嘀声，书架间熟悉的油墨味，阅览室里翻书的沙沙声——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她在社会学书架前站了一会儿，手指拂过那些熟悉的名字：韦伯、涂尔干、福柯、布迪厄……这些曾经照亮她世界的思想家，此刻像远方的星辰，依然明亮，但不再能温暖她脚下的路。
走出图书馆时，天开始下雨。她没有打伞，让秋雨细细地落在头发上、肩上。校园广播在放一首老歌，旋律在雨声中模糊不清。
手机响起，是周文。你在哪儿？我送你去车站。
不用，东西不多。
不是送行李，是送你。周文坚持，二十分钟后，南门见。
挂了电话，王蓉慢慢往南门走。雨中的校园有种静谧的美，梧桐叶湿漉漉地贴在路面上。她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走进这个校园，那个从乡村来的、满心惶恐又满怀希望的女孩。那时她以为，知识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找到姐姐。现在她知道，知识只是工具，真正的寻找需要双脚、眼睛和一颗不放弃的心。
周文的车停在南门。王蓉上车时，看见后座放着一大袋东西：方便面、饼干、矿泉水、充电宝、常用药，甚至还有一把强光手电。
你这是……
三个镇子都不大，住宿条件可能不好。周文发动车子，有备无患。
车驶出校园，汇入城市的车流。雨刮器规律地摆动，窗外的世界模糊又清晰。等红灯时，周文忽然说：昨天我导师问我，为什么要陪你做这件事。我说，因为有些事比论文重要。
王蓉转头看他。他的侧脸在车窗透进的微光里显得很坚定。
但你的博士论文……
会写完的。周文盯着前方的红灯变绿，只是推迟几个月。而且，这三个镇的调研，可能成为我论文最好的案例。
他们都知道这不完全是真的，但谁也没有说破。有些善意，需要以“互惠”的名义才能坦然接受。
火车站到了。周文帮她把背包拿出来——那个陪伴她走过许多田野点的登山包，现在装满了寻找姐姐的希望和不确定。
每天报个平安。周文说，有线索马上联系我，需要帮忙就说。
王蓉点头。她想说谢谢，但觉得这两个字太轻。这四年，周文陪她走过最难的田野，听过她深夜的崩溃，在她想放弃时推她一把。有些陪伴，已经深深刻进生命里。
等我回来。她说。
一定。
走进候车室时，王蓉回头看了一眼。周文还站在雨中，朝她挥手。那个身影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像一个坚定的坐标。
开往青石镇的列车开始检票。王蓉随着人流往前走，手里紧紧攥着车票。背包里，那本绣谱贴着后背，她能感觉到它坚硬的封面。
坐上火车，找到靠窗的位置。窗外，城市在雨雾中渐行渐远。她打开手机，给母亲发了条信息：妈，我上火车了。这次去三个镇子找，有线索了马上告诉你。
母亲很快回复：注意安全。找不到就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简单的一句话，王蓉却看了很久。她知道，母亲其实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找不到，或者找到的是不愿相认的女儿，或者更糟的结果。但母亲依然说回来，妈给你包饺子，这是她能给出的、最朴素的承诺：无论结果如何，家都在。
火车加速，田野、村庄、河流在窗外飞掠。王蓉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犹豫片刻，她写下：
2013年11月2日，雨。
辞去教职的第一天。
放弃的是：稳定的收入、职业前景、学术身份、他人的理解。
得到的是：完整的四个月时间，明确的三个目标地点，不再分裂的身份——现在我只是王蓉，王玲的妹妹。
恐惧：找不到，或者找到的是不愿相认的她。
但更大的恐惧是：从未真正去找过。
列车向南，河流向下。姐姐，无论你现在是谁，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来了。
写完，她合上笔记本，靠在车窗上。雨水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痕迹，像眼泪，也像地图上那些待探索的路线。
窗外的天空渐渐暗下来，远山的轮廓融入暮色。车厢里，有人泡方便面，有人打扑克，有人哄孩子睡觉。这是最普通的中国列车，载着最普通的中国人，去往各自或平凡或沉重的人生。
王蓉闭上眼睛。明天，她将到达第一个镇子，开始新一轮的寻找。这一次，没有研究课题，没有学术框架，只有一个最简单也最艰难的任务：找到姐姐。
火车在夜色中前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像一声声叩问，叩问这片土地上所有沉默者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