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部山乡到南方工业镇的跨越，像是从一个世纪的褶皱跌入另一个世纪的轰鸣。王蓉拖着行李走出长途汽车站时，被扑面而来的热浪和噪音淹没了——摩托车的喇叭声、加工厂的机器声、路边音响震耳欲聋的流行歌，还有空气里混杂的塑胶和机油味。
这里是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一个工业镇，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招工广告：急招流水线女工，18-30岁，月薪2800-3500，包吃住电子厂招工，熟手优先，可预支工资。每块广告牌前都围着些年轻面孔，拖着行李，眼神里是初来乍到的茫然和急于安顿的焦灼。
王蓉按照张教授介绍的联络人地址，找到镇郊的一家中型电子厂。联络人陈姐是厂里的行政主管，四十来岁，短发干练。她带王蓉走进厂区时，流水线的轰鸣隔着墙壁传来，地板都在微微震动。
你想了解女工的情况，得先看看她们怎么工作。陈姐推开一扇厚重的隔音门。
巨大的车间展现在眼前。数百个女工坐在长长的流水线两侧，统一穿着浅蓝色工衣，戴着头套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传送带匀速移动，她们以几乎相同的频率伸手、取件、组装、放下。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规律的咔嗒声和偶尔质检员的喝斥。
王蓉注意到，许多女工在面前贴着小纸条，上面写着数字——那是她们今天的计件目标：800个、1000个、1200个。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女孩，手指翻飞得几乎出现残影，但眼神是空洞的，盯着传送带上的某个点，灵魂像暂时离开了身体。
这条线是做手机配件的。陈姐压低声音，白班早八点到晚八点，中间休息一小时。夜班反过来。一个月调一次班。
她们能承受吗？
不能承受的已经走了。陈姐语气平淡，留下来的，都是家里等着寄钱的。
参观完车间，陈姐带王蓉去女工宿舍。八人间，上下铺，每张床上挂着布帘。空间逼仄，但收拾得很干净。王蓉看见几个床头贴着照片——父母、孩子、家乡的山。有一个床头挂着一串千纸鹤，彩纸已经褪色。
这个床位是李春芳的。陈姐指着一个下铺，贵州山区来的，在这干了四年。你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找她聊聊。
傍晚六点，食堂开饭。王蓉混在女工队伍里打饭——一勺白菜，一勺土豆，几片肥肉，米饭管够。她找到李春芳时，对方正端着饭盒往宿舍走。
陈姐让我来找你。王蓉递上自己的证件和介绍信。
李春芳警惕地看了她几眼，点点头。两人在宿舍楼后的石凳上坐下。她二十三岁，但眼角的细纹和粗糙的双手让她看起来老十岁。
你想问什么？李春芳扒了口饭。
就是想了解你们在这的生活。
李春芳沉默地吃着，直到饭盒见底，才开口：没什么好说的。干活，吃饭，睡觉，寄钱回家。
一个月寄多少？
两千五。自己留五百。她掏出手机，给王蓉看相册——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土坯房。我儿子。在老家我爸妈带。
王蓉想起自己的外甥李栓柱。如果姐姐王玲没有失踪，如果她也外出打工，栓柱是不是也会成为这样的留守儿童？
想孩子吗？
李春芳的手抖了一下。想有什么用。她收起手机，视频一个月打一次，信号不好，说不上几句话。他上次叫我妈妈，我都愣了，因为……他口音变了，跟我爸妈学的土话。
暮色渐浓，宿舍楼陆续亮灯。王蓉跟着李春芳回宿舍，看她从床底拖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是账本、汇款单存根、儿子的照片，还有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
这是什么？
瞎写的。李春芳犹豫了一下，还是递过来。
王蓉翻开。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铅笔字，字迹工整得惊人。不是日记，更像是零碎的观察和感受：
3月12日，县长今天骂了小梅，因为她手指磨破血沾到零件上。小梅没哭，但去厕所待了很久。
4月5日，清明，梦见我妈。她说家里下雨，屋顶漏了。醒来查银行卡，离发工资还有八天。
5月20日，线上来了个新女孩，十六岁，身份证是借的。她说要挣钱给弟弟上学。她不知道，她弟弟以后也会出来打工。
6月30日，手指关节疼得睡不着。想起小时候我妈的手也是这样，她说女人都这样。
王蓉一页页翻看，感到喉咙发紧。这些朴素的句子，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直接地刺穿了流水线女工的生存真相。
你写得很好。她把本子还回去。
还有什么用。李春芳苦笑，又不能当饭吃。有次我试着投给厂报，编辑说太消极，影响工人积极性。
晚上九点，王蓉借宿在陈姐的办公室隔间。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白天看到的画面在眼前循环：那些麻木的眼神，那些翻飞的手指，那些床头褪色的千纸鹤。
手机震动，周文发来消息：工厂调研怎么样？
她回复：看到了青春以小时计价的现场。一个女工四年寄回家十二万，手指关节炎，儿子不认识她。我们研究劳动力再生产，但没研究这种再生产背后的生命损耗。
周文很快打来电话：你在情绪里。作为研究者……
我知道，要客观。王蓉打断他，但周文，当我看着那个十六岁女孩——她和我外甥李栓柱差不多大——她说要挣钱给弟弟上学时，我想问：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总是姐姐？
电话那头沉默。这就是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是由具体的人承担的。王蓉走到窗边，看着厂区的灯火通明，李春芳床头的千纸鹤，是她刚来时叠的，想攒到一千只就回家。四年了，才攒了三百只，因为没时间。她儿子今年五岁，等她攒够一千只，儿子可能已经不需要妈妈了。
挂断电话后，王蓉打开录音笔，回听白天和李春芳的对话。在食堂嘈杂的背景音里，李春芳说过一句话，当时没注意，现在听清了：
有时候觉得，我像个零件。在老家是女儿、姐姐、妈妈，在这里是工号347。只有深夜躺下，摸着账本和儿子的照片，才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王蓉按下暂停键。窗外，夜班的汽笛响起，又一波女工走向车间。她们年轻的背影在路灯下拉长，消失在厂房的巨口里。
她打开文档，标题写上：南方工厂女工：被计较的青春与被搁置的人生。但光标闪烁了很久，只打出一行字：
在这里，我看见了姐姐王玲可能走过的路——如果她当年没有失踪，如果她也成为数千万打工女性中的一员。这条路上，聋哑不是最深的残疾，贫穷才是。而比贫穷更残酷的，是人类本该如此的沉默。
凌晨两点，机器声还在持续。王蓉躺在简易床上，想起李春芳账本上的一句话：今天手指疼，想起小时候我妈说，疼着疼着就习惯了。现在我对我自己说，疼着疼着就习惯了。
她闭上眼睛，却看见无数双在流水线上翻飞的手，叠成一双双大眼睛，望着她，沉默地发问。
田野调查的第二个站点，让她开始怀疑：记录这些苦难，究竟是在打破沉默，还是在消费沉默？如果她的研究不能改变李春芳们的生活，那么这些文字的意义何在？
没有答案。只有窗外的机器，还在不知疲倦地轰鸣，像一颗巨大而冰冷的心脏，搏动着这个时代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