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客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七个小时后，终于把王蓉甩在一个连站牌都没有的岔路口。司机指着那条向山谷延伸的土路：往前走三里，看见白杨树就是柳树沟村小学。你要找的张校长在那儿。
这是王蓉田野调查的第一站。选择这里，是因为在省妇联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看到过这个地名：柳树沟村，留守儿童占比83%，其中女童失学率近年有所回升。
她背起行囊往前走。三月的西部山乡，风还凛冽，刮起黄土扑在脸上。路两旁是干涸的梯田，偶尔能看到佝偻着背的老人在田里缓慢移动。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地图显示这里距省城只有两百公里，却像是两个世界。
白杨树看到了。三棵，长在一个土墙围成的院子外。院子里有两排平房，一面褪色的国旗在旗杆上耷拉着。课间时间，十几个孩子在满是尘土的操场上追着一个瘪了的皮球。
张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黑瘦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他正在给教室窗户钉塑料布——玻璃碎了几块，用报纸糊着。
省城来的老师？他打量王蓉，眼神里有戒备，我们这儿条件差，没什么好调研的。
王蓉说明来意：做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女童。张校长沉默了一会儿，指了指最靠里的教室：四年级，还剩五个学生，全是女娃。你去看看。
教室比想象中更简陋。墙壁斑驳，课桌高低不平。五个女孩挤在三张课桌后，最大的看起来十二三岁，最小的可能只有八九岁。她们都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袖口磨得发亮。
王蓉走近时，女孩们齐刷刷抬起头。那一刻，她愣住了。
五双眼睛出奇地大，黑白分明，像蓄着一汪深潭。但因为营养不良，眼眶有些凹陷，使得眼睛在瘦小的脸上显得更大、更空洞。她们看着她，不说话，不笑，只是看。
这就是简报里说的大眼睛——不是摄影作品里那种充满渴望的大眼睛，而是被漫长的等待和沉默撑大的、已经学会不期待的眼睛。
老师好。最大的女孩先开口，声音细得像蚊子。
你们好。王蓉尽量让声音轻柔，我叫王蓉，来和你们聊聊天，可以吗？
女孩们互相看看，最小的那个往大女孩身后缩了缩。
张校长在门口说：这是省城大学来的老师，问什么你们就说什么。不白问——他转向王蓉，带文具了吧？给她们点本子铅笔就行。
王蓉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文具袋，每个女孩一份：两个笔记本，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女孩们接过时，手很轻，像接过易碎的宝物。
谢谢老师。又是那个大女孩带头说。其他女孩跟着小声重复。
课间结束，张校长去隔壁教室上课。王蓉留在四年级教室，试着和女孩们交谈。最大的女孩叫小娟，十三岁，父母在深圳电子厂，三年没回来了。她带着九岁的妹妹小玲住在外婆家，外婆七十岁，腿脚不好。
平时谁做饭？王蓉问。
我。小娟说，中午放学跑回家做，吃了再跑回来上课。下午放学先去地里帮外婆干会儿活，回家做晚饭，洗衣服，检查妹妹作业。
你自己作业呢？
小娟低下头：晚上写。有时候写着写着就睡着了。
王蓉看向她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土。这不该是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手。
喜欢上学吗？
小娟沉默了很久。喜欢。声音几乎听不见，但外婆说，等我小学毕业，就不让上了。家里没钱，弟弟——我爸妈在深圳又生了个弟弟，要攒钱给他以后用。
你想继续上学吗？
小娟猛地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强烈的情绪——是恐惧。老师，你别跟校长说我说这些。外婆知道了会打我。
王蓉感到心脏被攥紧了。她点点头，换了个话题：平时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小娟想了想，从书包最里层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作业本，翻开。里面用铅笔画着一些歪歪扭扭的画：一朵花，一只鸟，一个长发女人的侧影。
这是我妈。小娟指着那个侧影，我按照片画的。
画得很稚嫩，但能看出用心。女人的眉眼温柔，嘴角微微上扬。王蓉想起自己小时候，姐姐王玲也曾这样画过母亲。
画得很好。她说。
小娟的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我就这一支铅笔头，快用完了。
下午放学，王蓉跟着小娟回家。所谓的家是两间土坯房，屋顶的瓦片碎了好几处，用塑料布盖着。外婆坐在门槛上择野菜，看见王蓉，警惕地问：你是谁？
解释了半天，外婆才勉强让王蓉进门。屋里昏暗，唯一的电器是一台老式电视机，天线坏了，只能收一个台。墙上贴着几张奖状，都是小娟的：三好学生进步标兵。奖状贴得很整齐，边缘用米饭仔细粘过。
这孩子能干。外婆难得地夸了一句，但马上又说，就是命苦，生错了人家。
王蓉帮着小娟生火做饭。灶台很高，小娟要踩着小板凳才够得着。她熟练地刷锅、添水、舀玉米面，妹妹小玲在旁边递柴火。火光映着姐妹俩的脸，那一瞬间，王蓉仿佛看见了童年的自己和姐姐。
晚饭是玉米糊糊和咸菜。外婆把糊糊里仅有的几块红薯挑给妹妹小玲，小娟低头喝自己的稀糊糊，没有任何不满的表情。
习惯了。小娟轻声对王蓉说。
天黑透后，王蓉借宿在张校长家的空房间。没有电热毯，被子又冷又硬。她躺在黑暗中，听见山风呼啸而过，像无数个沉默的叹息。
手机终于有了一个信号。她给周文发消息：第一天田野结束。看见五个女童，都有一双被贫穷和等待撑大的眼睛。最大的十三岁，已经准备接受小学毕业就不让上学的命运。理论在这里苍白无力。
周文很久才回复：你在那里能做什么？
王蓉盯着这个问题，直到屏幕暗下去。是啊，她能做什么？记录？报告？然后呢？这些女孩的人生会因此改变吗？
第二天清晨，她带着相机去学校，想给女孩们拍些照片。小娟看见相机，突然问：老师，你能给我画张像吗？就像美术书上那种。
王蓉不会画画，但她从包里掏出素描本和铅笔——这是她为了田野观察准备的。我试试。
小娟端坐在教室前的石墩上，挺直脊背，双手放在膝上。晨光从侧面照过来，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王蓉开始画，画她过大的眼睛，画她过早出现的细纹，画她努力想表现出的好学生姿态。
画到一半，小娟忽然说：老师，我好久没照镜子了。家里的镜子摔碎了，外婆说不用买。
王蓉的铅笔停在纸上。
画完成后，她拿给小娟看。小娟看了很久，用手指轻轻摸纸上的字迹。这是我吗？她问，我长这样吗？
离开柳树沟的那天，小娟来送她。女孩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王蓉给她的两支铅笔中的一支。老师，这支还给你。我用一支就够了。
你留着吧。
不用。小娟固执地塞回王蓉手里，你还要去别的地方，给别人吧。
客车开动时，王蓉从车窗回头。小娟还站在路口，瘦小的身影在黄土坡上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山峦的褶皱里。
她翻开素描本，看着给小娟画的肖像。画旁她写了一行字：小娟，十三岁，柳树沟村。父母在深圳三年未归。理想：无。未来：小学毕业辍学，帮外婆干活，等到十八岁，可能去父母所在的电子厂。眼睛很大，但已经学会不看太远的地方。
本子往后翻，是这几天画的速写：佝偻的老妇，干涸的土地，空荡荡的教室，还有无数双沉默的大眼睛。
田野调查才刚刚开始，但王蓉已经感到，这些具体的生命重量，正在压垮她那些精致的理论框架。她不再只是研究者，她成了见证者——而见证，意味着无法再假装这一切与自己无关。
客车驶出山口，手机信号满格。她收到母亲的信息：你爸出院了，一切好。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王蓉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贫瘠山峦，轻声说：姐，这些女孩里，会不会有一个，走着和你相似的路？
没有回答。只有车轮碾过碎石的声响，一声声，像在叩问这片沉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