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三，从公元508年（戊子年）到公元514年（甲午年），共七年。
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戊子年）
春天正月，北魏颍川太守王神念跑来梁朝归附。
壬子日，梁朝让卫尉吴平侯萧昺兼任领军将军。
梁武帝下诏，让吏部尚书徐勉把百官九品分为十八班，以班数多的为尊贵。二月乙丑日，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的官职为十品，一共二十四班；不够十品的，另外有八班。还设置了用于封给外国的将军，也是二十四班，总共一百零九个名号。
庚午日，下诏在每个州、郡、乡分别设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负责搜罗和举荐人才。
乙亥日，任命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将军掌管着朝廷内外的军事大权，从宋孝建年间以来，制局掌权，和领军将军瓜分兵权，制局里典事以上的官员都能向皇帝呈奏事务，领军将军就只能干看着没啥实权。等到吴平侯萧昺担任领军将军的时候，他做事严厉，把官署治理得井井有条。可制局监的那些人都是皇帝身边的宠臣，受不了这种约束，所以萧昺没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太久。丙子日，他就被外调去当雍州刺史了。
三月戊子日，北魏皇子元昌去世，侍御师王显没把病治好，当时的人都觉得他是故意顺着高肇的意思。
夏天四月乙卯日，皇太子娶妃子，梁朝大赦天下。五月己亥日，下诏恢复设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这几个官职，又增设太府、太舟，加上之前的一共是十二卿。
癸卯日，任命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在这之前，巴陵马营的蛮人沿着长江抢劫，州郡都没办法征讨。萧秀派防阁文炽带领人马去烧了蛮人盘踞地方的树林，蛮人没了险要的地势，州里就没有匪患了。
秋天七月甲午日，北魏立高贵嫔为皇后。尚书令高肇变得更加位高权重，把持朝政。这家伙老是更改前朝的旧制度，削减官员的封爵和俸禄，打压功臣，搞得大家怨声载道。不管是大臣还是宗室，都得对他低声下气，只有度支尚书元匡敢和他对着干。元匡事先给自己做了口棺材，放在厅堂里，打算抬着棺材到皇宫去，跟皇帝说高肇的罪行，以自杀的方式来激烈劝谏。高肇听说后，对他恨得牙痒痒。正好元匡和太常刘芳在讨论度量衡的事儿，高肇支持刘芳的意见，元匡就和高肇吵了起来，还上表说高肇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弹劾元匡污蔑宰相，有关部门判处元匡死刑。皇帝下诏免他一死，降为光禄大夫。
八月癸丑日，竟陵壮公曹景宗去世。
当初，北魏皇帝给京兆王元愉娶了于皇后的妹妹当妃子，可元愉不喜欢她，却宠爱妾室李氏，还生了个儿子叫元宝月。于皇后把李氏召进宫中，狠狠地揍了她一顿。元愉这人又骄横又奢侈，还特别贪心，老是干些不合法的事儿。皇帝把元愉召进宫中审问，打了他五十大板，然后让他去当冀州刺史。元愉觉得自己年纪大，可权势地位却比不上两个弟弟，心里又羞愧又怨恨。再加上自己和妾室经常被欺负，高肇还老是在皇帝面前说他们兄弟的坏话，元愉实在气不过。癸亥日，他杀了长史羊灵引和司马李遵，还假称收到清河王元怿的秘密书信，说“高肇谋反杀君”。于是他在信都南边设了个坛，就称帝了，还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平，封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不服从，元愉就把他杀了。北方各州镇的人都怀疑北魏朝廷出事儿了，定州刺史安乐王元诠把实际情况告诉了大家，各州镇这才安定下来。乙丑日，北魏任命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兼管冀州事务，去讨伐元愉。李平是李崇的堂弟。
丁卯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平。
北魏京兆王元愉派人去游说平原太守清河人房亮，房亮直接把使者给杀了。元愉又派将领张灵和去攻打房亮，结果被房亮打败。李平的军队到了经县，各路大军也都聚集过来。夜里，有几千蛮兵来砍李平的营帐，箭都射到李平的帐篷里了。但李平躺着一动不动，没过一会儿，局势就自己稳定下来了。九月辛巳初一，元愉在城南草桥迎战。李平奋力攻击，把元愉打得大败。元愉自己逃进城里，李平就进兵包围了信都。壬辰日，安乐王元诠在城北又打败了元愉的军队。
癸巳日，梁朝立皇子萧绩为南康王。
北魏立高皇后的时候，彭城武宣王元勰坚决反对，北魏皇帝不听他的。高肇因此记恨元勰，老是在皇帝面前说元勰的坏话，不过皇帝一开始不相信。元勰推荐自己的舅舅潘僧固当长乐太守，京兆王元愉造反的时候，胁迫潘僧固一起。高肇就趁机诬陷元勰，说他北边和元愉勾结，南边招引蛮贼。彭城郎中令魏偃和前防阁高祖珍想巴结高肇，得到提拔，就帮着高肇编造这些事儿。高肇让侍中元晖把这些告诉皇帝，元晖不干，他又让左卫元珍去说。皇帝问元晖，元晖表明元勰不会干这种事；又问高肇，高肇拉来魏偃和高祖珍作证，皇帝就相信了。戊戌日，皇帝召元勰以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高肇一起进宫赴宴。元勰的妃子李氏正在生孩子，他坚决推辞不去。但宫里的使者一个接一个地来催，没办法，元勰只好和妃子告别后上车。进了东掖门，过小桥的时候，牛不肯往前走，打了半天，又有使者来责怪元勰来晚了，没办法只好把牛去掉，让人拉着车进去。在宫里宴会，到了夜里，大家都喝醉了，就各自到别的地方休息。没多久，元珍带着武士拿着毒酒来了，元勰说：“我没罪，希望能见皇上一面，死了也没啥遗憾！”元珍说：“皇上哪还能再见你！”元勰说：“皇上圣明，不应该无缘无故杀我，让我和告状的人当面对质！”武士就用刀环砸他，元勰大声喊：“冤枉啊，老天爷！忠心耿耿却被杀！”武士又砸他，元勰只好喝下毒酒，武士接着就把他杀了。快天亮的时候，用褥子裹着尸体送回他的府邸，说是王爷喝醉去世了。李妃大哭着说：“高肇不讲道理杀人，老天爷要是有灵，你怎么能有好下场！”北魏皇帝在东堂为元勰举哀，给他追赠的官职和葬礼规格都特别优厚。朝廷里不管是尊贵的还是地位低的，都很沮丧。路上的男女老少都流着泪说：“高令公冤枉杀了贤王！”从此，朝廷内外的人都更加厌恶高肇了。
京兆王元愉守不住信都，癸卯日，他烧了城门，带着李氏和四个儿子，还有一百多个骑兵突围逃走。李平进入信都，杀了元愉任命的冀州牧韦超等人，派统军叔孙头去追，抓住了元愉，把他押回信都，然后上报朝廷。大臣们都请求杀了元愉，北魏皇帝不同意，下令把他锁起来送到洛阳，要以家法教训他。走到野王的时候，高肇偷偷派人把元愉杀了。元愉的几个儿子到了洛阳，皇帝都赦免了他们。
北魏皇帝打算杀李氏，中书令崔光劝谏说：“李氏正怀着孕呢，要是行刑把胎儿都得剖出来，这可是夏桀、商纣才干的事儿，太残忍还不合法。等她生完孩子再行刑吧。”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李平抓捕了元愉的一千多个余党，打算都杀了，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人都是被胁迫的，之前已经答应赦免他们了，应该上表向皇上说明情况。”李平听从了他的建议，这些人都免于一死。高颢是高佑的孙子。
济州刺史高植率领州里的军队攻打元愉立了功，本应该受封，可高植不接受，他说：“我家深受朝廷大恩，为国家效力是本分，哪敢求赏赐！”高植是高肇的儿子。
朝廷给李平加官为散骑常侍。高肇和中尉王显一直都讨厌李平，王显弹劾李平在冀州的时候私自截留官府人口，高肇上奏请求免去李平的官职。
【内核解读】
天监七年（公元508年）的南北朝政坛，如同一个高速旋转的权力漩涡，南梁的制度革新与北魏的内部倾轧形成鲜明对比，而个体在权力游戏中的沉浮，则更显历史的残酷与荒诞。
南梁：制度革新背后的权力重构
梁武帝萧衍在这一年展现出清晰的治国思路，核心是通过官僚体系规范化强化皇权。吏部尚书徐勉制定的“十八班”官制，将百官等级细化为以“班”论贵的阶梯，后续更扩展至二十四班，连外国将军都设置了二十四班一百零九个等级。这种精密的等级划分，本质是通过明确“身份标签”巩固官僚秩序，避免权力边界模糊带来的动荡。
同时设立的“州望、郡宗、乡豪”基层荐才制度，看似为寒门开辟通道，实则是将地方人才选拔权纳入官方体系，削弱门阀私荐的传统权力。而领军将军职权的调整更耐人寻味：吴平侯昺因严厉整顿“制局监”（皇帝近侍掌握的兵权机构）遭排挤外放，吕僧珍接任后虽名义掌兵权，却仍难撼动近幸集团的权力分割。这说明南梁的制度改革始终在“强化皇权”与“平衡既得利益”之间摇摆，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安成王秀治理荆州的案例，则展现了南梁边疆治理的务实一面。通过焚烧蛮人依赖的山林屏障迫使其屈服，虽简单粗暴，却有效解决了州郡长期无法平定的寇乱，反映出乱世中“结果导向”优先于“教化怀柔”的治理逻辑。
北魏：权力狂欢下的政治灾难
北魏这一年的核心矛盾，是外戚高肇的专权与朝堂反抗的激烈碰撞。自高贵嫔立为皇后，高肇成为“权力天花板”，其“变更旧制、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的操作，本质是通过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建立个人权威。这种“休克式改革”缺乏缓冲，迅速激化了与宗室、勋旧的矛盾，“怨声盈路”成为必然。
元匡“造棺死谏”的极端行为，既是对高肇“指鹿为马”的抗议，也折射出北魏朝堂缺乏正常纠错机制的困境——当官僚只能以“自残式表演”表达诉求时，制度已近失效。而最终元匡被降职，更印证了高肇权力的不可撼动。
京兆王愉的叛乱，则是多重矛盾的总爆发。从个人层面看，是“宠妾被辱”“势位不及弟”的私怨；从政治层面看，是宗室对高肇专权的反抗；从制度层面看，是北魏对宗室藩王控制失效的体现。但愉的叛乱准备仓促、战略混乱，既未能争取到地方官员支持（如平原太守房亮斩其使者），又在军事上被李平迅速击溃，最终沦为一场闹剧式的悲剧。
彭城王勰之死：权力绞肉机的缩影
彭城王勰的冤杀，是北魏这一年最黑暗的篇章，堪称“莫须有”罪名的经典案例。高肇通过拉拢魏偃、高祖珍作伪证，绕过正常司法程序，借皇帝之手除掉政敌。整个过程充满象征意味：勰妃临产时被强召赴宴、牛不肯过桥的不祥预兆、禁宴上的醉酒设计、毒杀时“不见至尊”“不对曲直”的决绝，每一个细节都在揭露权力斗争的冷血与虚伪。
李妃“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的呐喊，与路人“高令公枉杀贤王”的叹息，形成舆论反噬，高肇虽一时得势，却彻底失去人心。这种“赢了权力，输了人心”的结局，为北魏后续的动荡埋下伏笔。而高肇之子高植“拒受封赏”的反常举动，更反衬出这场权力游戏的荒诞——连受益者都不愿与之同流合污。
余波：残酷中的微光
乱局中仍有微光闪烁：李平拒绝屠杀上千胁从叛军，恪守“许诺免死”的信用；崔光劝谏魏主“俟产毕行刑”，避免了“刳胎”的桀纣行径。这些个体的理性选择，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保留了一丝人性底线与制度尊严。
但高肇对功臣李平的构陷（诬其“隐截官口”），则再次证明北魏政治生态的彻底恶化——有功不赏，反遭迫害，这种逆向激励将严重侵蚀政权根基。
结语：制度与人的双重困境
天监七年的南北朝历史，本质是制度与人的双重博弈。南梁试图通过制度革新构建秩序，却受制于权力惯性；北魏因权力失控陷入内耗，最终吞噬了自身的精英。无论是南梁改革中的妥协，还是北魏专权下的反抗，都指向同一个真理：没有良性制度约束的权力，终将成为吞噬一切的怪兽。而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更让这段历史充满悲剧性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