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皇帝下诏让徐州刺史裴叔业带兵去救雍州。裴叔业上奏说：“北方人不乐意跑太远，就喜欢抢东西。要是咱们去攻打北魏边境，那司州、雍州那边的敌人自然就得分散兵力了。”皇帝觉得有道理，就听了他的。于是裴叔业带兵去攻打虹城，俘虏了男女四千多人。
甲戌日，朝廷派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稷去救雍州。十一月甲午日，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名将领投降北魏。丁酉日，北魏在沔水以北打败南齐军队，将军王伏保等人被北魏俘虏。
丙辰日，朝廷封杨灵珍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有个叫张者的人，带着一万多户人家据守营寨抵抗北魏。十二月庚申日，北魏把营寨攻下来了。雍州刺史曹虎和房伯玉关系不咋好，所以救援行动就磨磨蹭蹭的，军队一直停在樊城。
丁丑日，皇帝下诏派度支尚书崔慧景去救雍州，授予崔慧景符节，让他率领两万步兵、一千骑兵前往襄阳，雍州的各路军队都归他指挥。
庚午日，北魏皇帝南下到沔水；戊寅日，又回到新野。
将军王昙纷带着一万多人去攻打北魏南青州的黄郭戍，北魏守将崔僧渊把他打败了，王昙纷的军队全军覆没。将军鲁康祚、赵公政带兵一万人入侵北魏的太仓口，北魏豫州刺史王肃让长史清河人傅永率领三千披甲士兵去迎击。鲁康祚他们把军队驻扎在淮河以南，傅永把军队驻扎在淮河以北，两军相距十多里。傅永说：“南方人喜欢夜里偷袭营地，肯定会在渡河的地方点火标记水浅的地方。”于是夜里把军队分成两部分，埋伏在营地外面；又用葫芦装上火种，偷偷派人到淮河以南，在水深的地方放置，还叮嘱说：“看到火点起来，你们也马上点火。”这天夜里，鲁康祚等人果然带兵来偷袭傅永的营地，傅永的伏兵两面夹击。鲁康祚等人往淮河方向逃跑，两边的火一下子都点起来了，他们都不知道该往哪跑，淹死和被杀的有好几千人，赵公政被活捉，还把鲁康祚的尸体带了回去。豫州刺史裴叔业去攻打北魏的楚王戍，王肃又让傅永去迎击。傅永带着一个亲信骑马赶到楚王戍，让士兵把城外的壕沟填平，夜里在城外埋伏了一千名士兵。天亮的时候裴叔业等人到了城东，正安排布置包围。傅永的伏兵攻击他们的后军，把后军打败了。裴叔业留下将领和士兵守营，自己带着几千精兵来救援。傅永登上城楼，看到裴叔业往南走了几里，就打开城门奋力出击，把裴叔业打得大败，缴获了裴叔业的伞、扇子、战鼓、营帐以及一万多套兵器铠甲。裴叔业一下子进退两难，只能逃走。傅永身边的人想追上去，傅永说：“我这点兵力还不到三千，对方精锐部队还挺多的，他们不是因为实力不行才败的，是掉进我的计谋里了。他们既然摸不清咱们的虚实，这就足够让他们吓破胆了。抓了这些俘虏就够了，干嘛还要追呢！”北魏皇帝派使者就地封傅永为安远将军、汝南太守，封贝丘县男。傅永这人既勇猛有力，又喜欢学习，还能写文章。北魏皇帝经常感叹说：“上马能打敌人，下马能写捷报，也就只有傅修期（傅永字修期）能做到啊！”
曲江公萧遥欣喜欢军事。皇帝因为儿子们还小，在亲戚里面，对内就依靠萧遥欣兄弟，对外就依靠皇后的弟弟西中郎长史彭城人刘暄、内弟太子詹事江祏。所以让始安王萧遥光担任扬州刺史，在朝中处理事务；萧遥欣担任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守西面。但萧遥欣在江陵的时候，招揽了很多有才能、勇猛的人，还大肆扩充自己的势力，皇帝很讨厌他。萧遥欣还看不起南郡太守刘季连，刘季连就偷偷上表说萧遥欣有不轨的行为；皇帝就任命刘季连为益州刺史，让他在萧遥欣上游的位置，好制衡萧遥欣。刘季连是刘思考的儿子。
这一年，高昌王马儒派司马王体玄到北魏进贡，请求北魏派兵来迎接，希望能带领全国百姓迁移到北魏；北魏皇帝派明威将军韩安保去迎接，划出伊吾五百里的地方给马儒的人居住。马儒派左长史顾礼、右长史金城人麹嘉带领一千五百步兵和骑兵去迎接韩安保，但是韩安保没到；顾礼、麹嘉就回了高昌，韩安保也回了伊吾。韩安保派他的下属朝兴安等人出使高昌，马儒又派顾礼带着世子马义舒去迎接韩安保，到了白棘城，离高昌还有一百六十里。高昌的本地人舍不得离开故土，不愿意往东迁移，就一起把马儒杀了，拥立麹喜为王，又向柔然称臣。最后韩安保只和顾礼、马义舒回到了洛阳。
【内核解读】
这段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片段，犹如一幅充满权谋与战火的画卷，展现了乱世中各方势力的博弈与挣扎，其中的战略决策、人物智慧与人性弱点，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仍有不少值得玩味之处。
从战略层面看，裴叔业 “围魏救赵” 的思路堪称经典。他敏锐地抓住北人 “乐钞掠” 的特点，提出通过进攻敌境分散雍州压力，这一决策跳出了 “被动救援” 的思维定式，以主动出击打破战场僵局。这种 “以攻为守” 的智慧，在现代军事与商业竞争中依然适用 —— 当正面突破陷入困境时，侧面牵制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他进攻虹城俘获四千余人的战果，也印证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为后续战局埋下了变数。
人物群像的刻画中，傅永的表现尤为亮眼。这位 “上马击贼，下马作露版” 的全能型人才，完美诠释了 “智勇双全” 的真谛。面对鲁康祚夜袭的企图，他不仅预判了对手的行动轨迹，更以 “火攻误导” 的计策破解攻势，既展现了对敌军习性的精准把握，又体现了临场应变的军事天赋。而在追击裴叔业时，他能克制贪功之心，清醒认识到 “弱卒不满三千” 的现实，适可而止，这种 “见好就收” 的理性，恰恰是许多乱世将领缺乏的素养。魏主对他的赞叹，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暗含着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
反观南齐方面，内部的矛盾几乎成了致命伤。雍州刺史曹虎因与房伯玉不和而 “缓救之”，这种因私怨误国事的行为，暴露了官僚体系中 “内耗” 的弊端。即便朝廷接连派遣萧衍、崔慧景等将领救援，也难以弥补人心涣散带来的损失。韩秀方等十五将降魏、王昙纷全军覆没等败绩，表面是军事失利，实则是内部凝聚力缺失的必然结果。这种 “堡垒从内部攻破” 的教训，在任何时代的组织管理中都值得警惕。
权力平衡的博弈同样耐人寻味。南齐皇帝试图通过 “内亲外倚” 的布局巩固统治，让始安王遥光居中用事、曲江公遥欣镇守西面，看似形成了相互牵制的格局，实则埋下了新的隐患。遥欣在江陵 “多招才勇，厚自封殖” 的行为，既是藩王扩张势力的本能，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薄弱。而朝廷用刘季连制约遥欣的举措，更像是饮鸩止渴 —— 以一方势力制衡另一方，最终往往导致更大的分裂。这种 “以毒攻毒” 的权力游戏，在历史上反复上演，却鲜有善终。
高昌国的变故则折射出小国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困境。马儒试图举国内徙依附北魏，本是寻求庇护的无奈之举，却因 “旧人恋土” 的民意反噬而身死国灭。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乱世中，个体与群体的命运往往身不由己，即便是统治者的决策，也可能被历史惯性与民众意志所颠覆。而北魏与柔然对高昌的争夺，更凸显了地缘政治中 “弱肉强食” 的法则从未改变。
总的来说，这段历史不仅是刀光剑影的战场实录，更是人性与制度的试验场。无论是傅永的智勇、裴叔业的谋略，还是南齐的内耗、高昌的挣扎，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乱世之中，唯有兼顾谋略与人心、平衡扩张与克制，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而这些跨越千年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在不断给予我们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