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候，当地的世家大族，好多都和穆泰等人一起谋划叛乱，只有于烈他们一族完全没掺和这事，皇帝因此越发看重于烈。皇帝考虑到北方酋长和那些作为人质的王子们怕热，就允许他们秋天来洛阳朝拜，春天再回部落，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雁臣”。
三月己酉日，北魏皇帝往南到了离石，叛乱的胡人请求投降，皇帝下诏赦免了他们。
夏天四月庚申日，皇帝到了龙门，还派人去祭祀夏禹。癸亥日，到了蒲阪，祭祀虞舜。辛未日，抵达长安。
北魏太子元恂被废之后，挺后悔自己之前的行为。结果御史中尉李彪偷偷上表说元恂又和身边人谋划造反，北魏皇帝就派中书侍郎邢蛮和咸阳王拓跋禧，带着诏书和毒酒到河阳，赐元恂死，就用普通棺材、平常衣服收敛了他，埋在了河阳。
癸未日，北魏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在彭城去世，朝廷给他追加九锡，用特别的礼仪安葬。
五月己丑日，北魏皇帝往东返回，乘船从渭水进入黄河。壬辰日，派人在丰京祭祀周文王，在镐京祭祀周武王。六月庚申日，回到洛阳。
壬戌日，北魏征调冀、定、瀛、相、济五州二十万兵马，打算入侵南朝。
北魏穆泰造反的时候，中书监魏郡公穆罴参与了谋划，大赦之后事情败露，被削去官爵成为平民。穆罴的弟弟司空穆亮把府中事务交给司马慕容契，上表弹劾自己，北魏皇帝下诏安慰他，不同意他的请求；穆亮一直坚持请求，癸亥日，皇帝才允许穆亮退位。
丁卯日，北魏把军队分成六部分，安排好出征和留守的人员。
秋天七月甲午日，北魏立昭仪冯氏为皇后。皇后想收养太子元恪；元恪的母亲高氏从代地前往洛阳，在共县突然去世。
戊辰日，北魏任命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八月丙辰日，北魏下诏全国戒严。
壬戌日，北魏封皇子元愉为京兆王，元怿为清河王，元怀为广平王。
追尊景皇的生母王氏为恭太后。甲戌日，北魏在华林园讲习武事；庚辰日，大军从洛阳出发。让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留守；任命御史中丞李彪兼任度支尚书，和仆射李冲一起处理留台事务。任命彭城王拓跋勰为代理中军大将军，拓跋勰推辞说：“无论关系亲近疏远都任用，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我是什么人呀，频繁地受到恩宠任命！以前陈思王曹植请求官职却没被允许，我没请求却得到了，这待遇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北魏皇帝大笑，拉着拓跋勰的手说：“曹家兄弟因为才华名声相互猜忌，我和你是以道德相互亲近。”
南齐派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协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驻守赭阳，军主鲍举协助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驻守舞阴。
北魏任命氐族首领杨灵珍为南梁州刺史。杨灵珍献出整个州投降南齐，把他的母亲和儿子送到南郑当人质，还派他弟弟婆罗阿卜珍率领一万多步兵和骑兵袭击北魏武兴王杨集始，杀了杨集始的两个弟弟杨集同、杨集众；杨集始走投无路，请求投降。九月丁酉日，北魏皇帝任命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率领几万兵马去讨伐杨灵珍。
当初，北魏迁都洛阳后，荆州刺史薛真度劝北魏皇帝先拿下樊城、邓县。薛真度带兵攻打南阳，被太守房伯玉打败。北魏皇帝很生气，觉得南阳就是个小郡，下定决心一定要灭掉它，于是带兵前往襄阳；彭城王拓跋勰等三十六支军队前后相继，号称有百万大军，那阵仗，简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辛丑日，北魏皇帝留下各位将领攻打赭阳，自己带兵南下；癸卯日，到了宛城，夜里袭击外城，把外城攻下来了。房伯玉据守内城。北魏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现在要统一天下，可不像以前冬天来春天走。要是攻不下，我绝对不回北方。你这座城正对着我的御驾，肯定得先拿下；长的话一年，短的话一个月。你是封侯还是被砍头，就看你咋选了，你可得好好想想！而且你有三条罪状，现在让你知道：你以前侍奉齐武帝，受到特别的恩宠，却不能对他的仇人尽忠效命，这是第一条罪；之前薛真度来，你打伤了我的小股部队，这是第二条罪；现在我御驾亲征，你还不投降，这是第三条罪。”房伯玉派军副乐稚柔回应说：“听说您要攻城，肯定想势在必得。我就是个普通人，能对抗您这么大的威风，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我受齐武帝提拔，咋敢忘恩呢！但继位的君主失德，您继承大统，这不是百姓的期望，也是违背了武皇的遗愿；所以我一心尽忠，不敢有失。之前你们北方军队深入，骚扰边境百姓，我就激励将士履行职责。从我的角度看，不应该被指责。”
宛城东南角沟上有座桥，北魏皇帝带兵过桥。房伯玉派了几个勇士，穿着花衣服，戴着虎头帽，藏在桥洞下，突然冲出来攻击，把北魏皇帝的人和马都吓了一跳；皇帝赶紧叫来射箭厉害的原灵度，一箭把勇士射死，这才脱身。
李崇翻山越岭分路前进，出其不意攻打氐族，内外夹击；氐族人都抛弃杨灵珍四散逃走。杨灵珍的人马少了一大半，李崇就占领了赤土。杨灵珍派堂弟杨建率领五千人驻守龙门，自己率领一万精锐驻守鹫硖；在龙门北面几十里的地方，砍树堵塞道路；在鹫硖的山口，堆积大木头和石头，从悬崖上往下扔，用来抵挡北魏军队。李崇命令统军慕容拒率领五千人从其他路夜里袭击龙门，把龙门攻破了。李崇亲自攻打鹫硖，杨灵珍接连战败逃走；李崇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于是攻下武兴。梁州刺史阴广宗、参军郑猷等人带兵救援杨灵珍；李崇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杀了杨婆罗阿卜珍，活捉郑猷等人；杨灵珍逃回汉中。北魏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让我没有西边顾虑的人，就是李崇啊。”任命李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让他安抚当地。
丁未日，北魏皇帝从南阳出发，留下太尉咸阳王拓跋禧等人继续攻打南阳。己酉日，北魏皇帝到了新野，新野太守刘思忌据城坚守。冬天十月丁巳日，北魏军队攻城，没攻下来，就筑起长围把城围住，派人对城里说：“房伯玉已经投降了，你们为啥还非要自取灭亡！”刘思忌派人回应说：“城里粮食和兵源还多着呢，没功夫听你这小喽啰瞎白话！”北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率领另外一支军队驻守赭阳，成公期派胡松带着蛮兵攻打他的营地，韩显宗奋力作战把他们打败，杀了他们的副将高法援。韩显宗到了新野，北魏皇帝对他说：“你打败敌人还杀了敌将，大大增强了我军的气势。我正在攻打坚城，你为啥不写捷报宣扬战功呢？”韩显宗回答说：“之前听说镇南将军王肃俘虏了两三个人，几匹马，就写捷报；我在东观的时候，心里还偷偷笑话他。最近我虽然仰仗您的威望，打败了敌人，但我兵少力弱，抓住和杀掉的敌人不多。要是也像他们一样大张旗鼓地宣扬，弄虚作假，那就更是错上加错了。所以我不敢这么做，只把情况汇报上去就好了。”北魏皇帝觉得他更贤能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政治、军事、宫廷斗争等领域的复杂局面，从中可窥见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与历史逻辑，具体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评论：
孝文帝的集权与改革阵痛
孝文帝是这段历史的核心人物，其行为始终围绕“汉化改革”与“皇权巩固”两大主线：
--铁腕整肃内部反对势力：面对穆泰等旧贵族的叛乱，孝文帝毫不手软，不仅严惩主谋，连牵连其中的穆罴、穆亮等宗室重臣也被削爵或逼退，彻底清除了平城旧势力的威胁。这种强硬手段既是维护改革成果的必要之举，也暴露了汉化改革与鲜卑旧俗的尖锐冲突——旧贵族因利益受损（如迁都导致的土地、权力重新分配）而反抗，孝文帝则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推进集权。
--对废太子元恂的处置：元恂因反对迁都、试图逃回平城被废，后因“谋逆”罪名被赐死，且仅以“粗棺常服”下葬。这一事件极具象征意义：元恂作为鲜卑旧俗的代表，其死亡标志着孝文帝与保守势力的彻底决裂，即便亲情也无法动摇改革决心。但此举也埋下隐患——太子之位的动荡为后续宫廷斗争（如冯皇后干预储君）埋下伏笔。
--南下征伐的双重目的：孝文帝亲率大军南攻南齐，表面是扩张领土，实则暗含“以战促统”的政治考量。通过对外战争，既能转移国内矛盾（将鲜卑贵族的注意力从“迁都”转向“军功”），又能以军事胜利巩固汉化政权的权威，同时借机推动鲜卑军事集团与汉族士大夫的融合（如任用李彪、李冲等汉族官员参与军政）。
宫廷斗争与权力暗流
这段史料中，宫廷内部的权力博弈暗流涌动，尤其体现在后妃与储君的关系上：
--冯皇后的上位与高氏之死：孝文帝立冯氏为后，而冯后“欲母养太子恪”，随后太子生母高氏“暴卒于共县”。这一系列事件绝非偶然——高氏之死显然是冯后为独占“母仪天下”之权、控制储君而策划的阴谋。孝文帝对此是否知情？史料未明说，但结合其晚年对冯后专权的纵容（甚至可能默许），可见皇权与后权的微妙平衡：他需要借助冯氏家族（北魏前期冯太后的势力延续）稳定政权，却也为后来的宫廷动荡埋下隐患。
--宗室权力的“收放之道”：孝文帝对宗室既依赖又提防。如彭城王勰推辞“中军大将军”之职时，孝文帝以“二曹以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回应，看似兄弟情深，实则暗含对宗室权力的约束——既利用勰的能力，又通过“道德绑架”避免其形成威胁。这种“亲疏并用”的权术，是皇权制衡宗室的典型手段。
军事冲突中的南北对峙与族群博弈
北魏与南齐的战争，以及北魏对氐族的征讨，折射出南北朝时期多维度的矛盾：
--南北正统之争的舆论战：孝文帝斥责南阳太守房伯玉“事武帝（南齐武帝）却不尽节于仇（指北魏）”，而房伯玉回应“嗣君（南齐废帝）失德，主上（孝文帝）光绍大宗”，表面是臣属对君主的辩解，实则是南北双方对“正统”的争夺。孝文帝以“荡壹六合”为口号，将战争定义为“统一大业”；南齐则以“守节”自居，强调对旧主的忠诚。这种舆论对抗，本质是南北政权对“华夏正统”身份的争夺。
--族群融合的复杂性：氐族首领杨灵珍叛魏降齐，随后被北魏将领李崇平定，反映了边疆族群在南北政权间的摇摆。对氐族而言，依附北魏或南齐更多是基于现实利益（如权力、土地）的选择，而非族群认同；而北魏对杨灵珍的征讨，既是维护边疆稳定，也是通过军事胜利强化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推动其纳入汉化统治体系。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的战术成功，也体现了北魏军事体系中汉族将领与鲜卑军事传统的结合。
制度与文化的转型信号
史料中诸多细节暗含北魏从“鲜卑汗国”向“中原王朝”转型的痕迹：
--“雁臣”制度的象征意义：北方酋长“秋朝洛阳，春还部落”，被称为“雁臣”，既保留了鲜卑部落的季节性迁徙传统，又以“朝贡”形式将其纳入中央集权体系，是孝文帝“以汉制统鲜卑”的巧妙设计。
--祭祀体系的汉化：孝文帝南下途中“祀夏禹”“祀虞舜”“祀周文王、武王”，将自己的统治与华夏圣王谱系绑定，通过祭祀礼仪强化“北魏即华夏”的认知，是文化汉化的重要标志。
--军事制度的汉化尝试：北魏“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马”“分六师以定行留”，借鉴了中原王朝的征兵制度与军队编制；而李彪以御史中丞兼度支尚书，参与“留台事”，则体现了汉族官员在军政体系中地位的上升，打破了鲜卑贵族对军事权力的垄断。
结语：改革者的困境与时代的必然
这段历史的核心，是孝文帝在“汉化”与“守旧”、“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割据”的多重矛盾中推进改革的挣扎。他以铁腕清除障碍，以战争凝聚共识，以文化重构认同，为北魏从鲜卑政权向中原王朝转型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宫廷斗争的隐患、旧势力的反扑、南北对峙的僵局，也预示着改革的脆弱性——孝文帝死后，北魏迅速陷入“六镇之乱”与分裂，恰是这种矛盾的总爆发。
这段史料如同一个切片，展现了中古时期族群融合的残酷与必然：任何文明的转型都伴随着权力的重组、利益的博弈与鲜血的代价，而历史的进步，往往就藏在这些充满张力的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