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纪六，从公元495年（乙亥年）到公元496年（丙子年），共二年。
建武二年（公元495年，乙亥年）
春天，正月壬申日，朝廷派镇南将军王广之统领司州军队，右卫将军萧坦之统领徐州军队，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统领豫州各路大军，去抵抗北魏。
癸酉日，北魏下诏：“淮北的人不许搞侵略抢劫那一套，违反的直接判死刑。”
乙未日，拓跋衍攻打钟离，徐州刺史萧惠休坚守城池，还时不时出城突袭北魏军队，把他们给打败了。萧惠休是萧惠明的弟弟。刘昶、王肃攻打义阳，司州刺史萧诞顽强抵抗。王肃多次打败萧诞的军队，还招降了一万多人。北魏就任命王肃为豫州刺史。刘昶这人性格偏激急躁，治军严厉残暴，没人敢吭声。法曹行参军北平人阳固苦苦劝谏，刘昶气得想砍了他，还让他去负责攻城。没想到阳固神色淡定从容，面对敌人勇敢果决，刘昶这才对他刮目相看。
丁酉日，朝廷内外进入戒严状态。任命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都督西北诸军事，让他在新亭、白下一带来回活动，营造声势。
己亥日，北魏皇帝渡过淮河。到了二月，大军抵达寿阳，号称有三十万，骑兵多得望不到头。甲辰日，北魏皇帝登上八公山，还赋诗一首。路上遇到大雨，他下令把伞盖撤掉；看到生病的士兵，还亲自去安抚慰问。北魏皇帝派人喊城中的人出来，丰城公萧遥昌派参军崔庆远出去应对。崔庆远问北魏兴师动众是为啥，北魏皇帝说：“肯定有原因啊！你是想让我直说呢，还是想让我含糊其辞？”崔庆远说：“没接到您啥指示，也不用含糊啥。”北魏皇帝问：“你们齐国皇帝为啥要废立君主？”崔庆远回答：“废掉昏君，拥立明主，从古到今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不知您怀疑啥？”北魏皇帝又问：“齐武帝的子孙现在都咋样了？”崔庆远说：“有七个王爷一起作恶，已经像管叔、蔡叔那样被诛杀了；剩下二十多个王爷，有的在朝廷里担任重要官职，有的在外地掌管一方事务。”北魏皇帝说：“你们君主要是没忘忠义，为啥不立近亲，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而是自己取而代之呢？”崔庆远说：“成王有亚圣的品德，所以周公能辅佐他。现在的近亲都比不上成王，所以不能立。再说霍光当年不也没立汉武帝的近亲，而是立了宣帝嘛，就因为宣帝贤能。”北魏皇帝又问：“霍光为啥不自己当皇帝？”崔庆远说：“他不是那种人呗。我们主上就好比宣帝，哪能和霍光比！要是照您这么说，武王伐纣，为啥不立微子去辅佐他，难道也是贪图天下吗？”北魏皇帝大笑，说：“我来是问罪的。听你这么一说，倒也能理解了。”崔庆远说：“‘见机行事，该进就进，知道困难就撤退’，这可是圣人的用兵之道。”北魏皇帝问：“你希望我们和亲呢，还是不希望？”崔庆远说：“和亲的话两国交好，老百姓也能享福；要是不亲，两国就交恶，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和不和亲，您自己决定呗。”北魏皇帝就赐给崔庆远酒菜、衣服，然后把他打发走了。
戊申日，北魏皇帝沿着淮河向东进军，沿途老百姓生活安稳，运输租粮的队伍络绎不绝。丙辰日，大军抵达钟离。
皇帝派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去救援钟离。刘昶、王肃的军队号称二十万，他们挖壕沟、设栅栏，层层包围，全力攻打义阳，城里的人只能背着盾牌坚守。王广之带兵去救义阳，到离城一百多里的地方，因为害怕北魏军队强大，不敢前进。城里的形势越来越危急，黄门侍郎萧衍请求先带兵前进，王广之就分给他手下的精兵。萧衍抄小路趁夜出发，和太子率萧诔等人直接登上贤首山，离北魏军队只有几里地。北魏军队没想到他们会来，又摸不清人数，不敢贸然逼近。天亮的时候，城里的人看到援军来了，萧诞就派长史王伯瑜出城攻打北魏的栅栏，借着风势放火，萧衍等人的军队从外面进攻，北魏军队抵挡不住，就撤围了。己未日，萧诞等人追击，把北魏军队打败了。萧诔是萧谌的弟弟。
在这之前，皇帝因为义阳危急，下诏让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兵攻打北魏，分散他们的兵力。张冲派军主桑系祖攻打北魏的建陵、驿马、厚丘三座城，又派军主僧护攻打北魏的虎阬、冯时、即丘三座城，都给打下来了。青、冀二州刺史王洪范派军主崔延袭击北魏的纪城，也占领了。
北魏皇帝打算南下到长江边，辛酉日，从钟离出发。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生病了，没法跟着去，北魏皇帝哭着和他诀别。走了五十里，听说冯诞死了。当时崔慧景等人的军队离北魏皇帝的大营不过百里，北魏皇帝就带着几千人连夜赶回钟离，对着冯诞的尸体痛哭，一直哭到天亮，哭声和眼泪都没停过。壬戌日，下令各路军队取消南下临江的行动，按照晋齐献王的旧例安葬冯诞。冯诞和皇帝同年出生，小时候一起读书，还娶了皇帝的妹妹乐安长公主。他虽然没啥学问，但性格淳朴忠厚，所以特别受宠。丁卯日，北魏皇帝派人到长江边，数落皇帝的种种不是。
北魏攻打钟离好久都没打下来，士兵死了不少。三月戊寅日，北魏皇帝到邵阳，在江中的洲上筑城，用栅栏截断水路，在两岸又各筑了一座城。萧坦之派军主裴叔业攻打这两座城，给攻克了。北魏皇帝还想在淮南筑城设守，安抚新归附的百姓。他赐给相州刺史高闾一封盖着玉玺的书信，详细说了自己的想法。高闾上表说：“《兵法》里讲：‘兵力是对方十倍就包围，五倍就进攻。’咱国家这次出兵，主要是为了维护尊严啥的，发兵数量不够多，战线又拉得老长，很难成功；现在又想在淮南设守，招抚新归附的人。以前世祖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几十万步兵骑兵南下到瓜步；好多郡都投降了，可盱眙那么个小城，就是攻不下来。班师回朝的时候，一个城都没留兵驻守，一块地都没开辟。难道是没人吗？是因为大的城镇没平定，不能守小地方啊。就好比堵水要先堵住源头，砍树要先砍断树根；源头和根本还在，却去攻打末流，根本没用。寿阳、盱眙、淮阴，这是淮南的根本；这三镇一个都没攻克，却要留一座孤城，它肯定守不住啊。敌人的大城镇在外面威胁，又有淮河把它和内地隔开；少派兵吧，不够自保，多派兵吧，粮食运输又困难。大军一撤，士兵心里就害怕；夏天水一涨，救援更是难上加难。用新招来的士兵去打老对手，以疲劳的状态去对抗安逸的敌人，如果真这么干，肯定会被敌人抓住，就算士兵们忠勇，又有啥用呢！而且人都恋家，这是人之常情。以前彭城那一战，打下大城镇，城防都弄好了，可还是有好几万人不服气想反叛。角城那么小，在淮北，离淮阳才十八里。五固那次战役，围攻了那么久，最后还是没打下来。拿现在和过去比，难度不止翻倍。现在天气还热，雨水又多，希望陛下遵循世祖的老办法，调转车头回洛阳，好好经营洛邑，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推行德政，中原和谐了，远方的人自然就归附了。”尚书令陆睿也上表说：“长江又宽又大，是对方的重要防线。南方又闷热潮湿，士兵们经过夏天，肯定容易生病。而且迁都才刚开始，好多事儿都还没头绪。台省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府寺也没处理政务的场所。百官住的地方，就跟在路上差不多，又是大雨又是大太阳，很容易引发疫病。再说兵事和徭役一起搞，这圣王都觉得难。现在士兵在外面攻打敌人，老弱的人在国内忙着搞土木工程，每天的运输费用就得花掉千金。带着疲惫不堪的士兵，去攻打坚守城池的敌人，怎么能取胜呢！陛下去年冬天出兵，也就是想在江、汉一带炫耀武力；现在从春天都快到夏天了，按道理应该停战了。希望早点回洛邑，让根基稳固，陛下心里没后顾之忧，老百姓也不用干那些苦役，然后再派将领出兵，还怕敌人不臣服吗！”北魏皇帝听了他们的话。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北魏与南齐军事冲突的记载，生动展现了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政治博弈与军事智慧，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与人性规律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外交交锋：话语权的争夺与政治合法性的博弈
北魏孝文帝与南齐参军崔庆远的对话，堪称古代外交的经典案例。孝文帝以“问罪”为名，试图从“齐主废立”“武帝子孙下落”等问题切入，否定南齐政权的合法性；而崔庆远则以“废昏立明”“择贤而立”回应，援引周公辅成王、霍光立宣帝等历史典故，将南齐的权力更迭包装为“顺应天道”的正义之举。
这场对话的本质，是政权合法性的争夺。孝文帝的逻辑是“血缘正统论”（质疑南齐未立武帝近亲），崔庆远则以“贤能正统论”反驳（强调“近亲非成王之比”），最终甚至以“武王伐纣”的典故反问，将北魏的“问罪”置于“逆历史潮流”的尴尬境地。这种以历史为武器的辩论，揭示了古代政权“名正言顺”的重要性——即使军事上占据优势，仍需通过话语建构巩固自身立场。
军事博弈：强弱转换中的战术与心理较量
此战中，北魏虽号称“三十万铁骑”，却在钟离、义阳等地遭遇顽强抵抗，最终未能实现过江目标，反映出军事对抗中“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复杂关系：
--南齐的弱势突围：面对北魏重兵围城，南齐展现了灵活的战术智慧。萧衍“间道夜发”奇袭贤首山，利用魏军“出不意”的心理弱点撕开缺口；张冲攻魏三城、崔延袭占纪城，则是典型的“围魏救赵”策略，通过分兵牵制缓解主战场压力。这些操作证明，弱势方若能精准把握战机、利用信息差，可有效抵消兵力劣势。
--北魏的优势困境：北魏虽兵力占优，但暴露出两大问题：一是内部矛盾（如刘昶“性褊躁，御军严暴”，导致军心不稳）；二是后勤与环境制约（高闾、陆睿上书提及“夏水盛涨，救援困难”“暑气郁蒸，士多疾病”）。这揭示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协调内部关系、适应环境与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远胜于单纯的兵力堆砌。
决策智慧：理性与情感的平衡
孝文帝的决策过程，体现了统治者在理性与情感间的挣扎：
--情感干扰：因宠臣冯诞病逝，孝文帝“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拊尸而哭，达旦不绝”，甚至放弃“南临江水”的战略目标，可见个人情感对军事决策的影响。这种“重私情而轻全局”的行为，虽体现人性温度，却可能动摇军心、错失战机。
--理性回归：最终孝文帝采纳高闾、陆睿的建议，放弃在淮南筑城戍守，班师回洛，体现了对现实的妥协。高闾“先固本原（寿阳、盱眙、淮阴），再图末流”的分析，与陆睿“先稳根本（洛邑），再谋外服”的主张，本质上是强调战略优先级的重要性——不贪求眼前小利，而是立足长远布局，这一思路对后世军事与政治决策仍有借鉴意义。
历史启示：战争背后的民生与治理逻辑
高闾与陆睿的上书，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战争的本质是国力的较量，而国力的根基是民生与治理。陆睿提到“兵徭并举，圣王所难”“驱罢弊之兵，讨坚城之虏，将何以取胜”，直指过度征发徭役、透支民力的危害；高闾则以“安土恋本，人之常情”提醒，若不能安抚新附之民，即使军事占领也难以持久。
这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任何政权，若忽视民生、滥用民力，即便短期靠军事优势取得胜利，最终也会因根基不稳而崩塌。北魏后期的衰落与南齐的短命，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这段史料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记录，更是一幅展现权力、人性、战略与民生的立体画卷。其中的外交智慧、战术博弈与决策逻辑，至今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权力运行、资源分配与长远规划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