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二（丙戌日），北魏皇帝下令建造黄河大桥，想要让军队通过。秘书监卢渊上奏表，认为：“以前那些处在太平时期的君主，从来没有亲自统领军队，在战场上决一胜负；这难道不是因为胜利了也不足以彰显武力，失败了却有损威望吗？从前魏武帝曹操用一万疲惫的士兵打败袁绍，谢玄凭借三千步兵打败苻坚的前秦军队，胜负的转变，瞬间就能决定，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啊。”皇帝下诏回复说：“太平时期的君主不亲自参与军事行动，有的是因为天下统一没有敌人，有的是因为懦弱无能贪图安逸。现在说天下统一显然不是这样，把我比作懦弱无能之辈那更是耻辱，如果君主不应该亲自带兵打仗，那么先王制造用于征战的革辂车，又有什么用呢？魏武帝的胜利，是因为他顺应天理，苻坚的失败，也是因为他政治失当；难道人少就一定能战胜人多，弱小就一定能制服强大吗？”二十三日（丁未日），北魏皇帝讲论军事，命令尚书李冲负责选拔武官。
建康有个和尚叫法智，他和徐州百姓周盘龙等人发动叛乱，夜里攻打徐州城，并攻了进去；徐州刺史王玄邈出兵讨伐并诛杀了他们。
秋天七月，初一（癸丑日），北魏立皇子拓跋恂为太子。
初六（戊午日），北魏全国戒严，发布檄文并移送文书，宣称要向南齐进军讨伐。南齐皇上下诏征发扬州、徐州的壮丁，广泛招募士兵来做好防备。
中书郎王融，仗着自己出身名门、才华出众，希望三十岁之前就能当上三公宰辅。他曾经夜里在官署值班，拍着桌子叹息说：“就这样默默无闻，邓禹都要笑话我了！”有一次他出行遇到朱雀桥打开，道路喧闹拥挤无法前进，他就捶打着车壁叹息道：“车前要是没有八个侍从开道，怎么能称得上是大丈夫！”竟陵王萧子良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对他格外亲近厚待。
王融见皇上有北伐的想法，多次上书鼓励，自己也大力练习骑马射箭。等到北魏将要入侵时，萧子良在东府招募士兵，任命王融为宁朔将军，让他负责此事。王融全心全意招揽人才，招到了几百个来自江西的楚人，这些人都很有才能。
恰逢皇上生病，下诏让萧子良带着披甲执仗的卫士进入延昌殿侍奉医药；萧子良任命萧衍、范云等人担任帐内军主。十六日（戊辰日），派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守樊城。皇上担心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就强撑病体召集乐府演奏雅乐。萧子良日夜都在皇宫内，皇太孙隔天进宫侍奉。
二十六日（戊寅日），皇上病情危急，一度气绝；皇太孙还没进宫，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百官都已经换好丧服。王融想要假传诏书立萧子良为帝，诏书都已经草拟好了。萧衍对范云说：“外面传言纷纷，都说将会有不寻常的举动。王融可不是拯救天下的人才，看着他要失败了。”范云说：“为国家担忧的，只有王中书啊。”萧衍说：“他是想当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还是像竖刁那样的奸佞呢？”范云不敢回答。等到皇太孙来了，王融穿着军装，红色衣衫，在中书省门口阻拦东宫卫队不让他们进去。没过多久，皇上又苏醒过来，问皇太孙在哪里，于是召东宫的兵器铠甲都进宫，把朝廷事务托付给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很快皇上就去世了，王融安排用萧子良的军队封锁各宫门。萧鸾听说后，急忙赶到云龙门，却进不去，萧鸾喊道：“有诏书召我！”强行挤了进去，扶着皇太孙登上大殿，命令左右侍从把萧子良扶出去；他指挥部署，声音洪亮如钟，殿里的人没有不听从命令的。王融知道事情不成，只好脱下军装回到官署，叹息道：“萧子良耽误我了！”从此郁林王萧昭业对他怀恨在心。
皇上遗诏说：“皇太孙品德每天都在提升，国家有了寄托。萧子良要好好辅佐他，思考治理国家的大道，朝廷内外各种事务，无论大小，都要和萧鸾共同商议，一起拿主意！尚书省的事务，是职务的根本，都交给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军事方面的策略，委托给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瑰、薛渊等人。”
齐世祖萧赜留心处理政务，力求抓住关键，为人严明果断，郡县官员任职时间较长，如果官员犯法，就果断处决。所以永明年间，百姓生活富足安乐，盗贼都不敢兴风作浪。然而他很喜欢游玩宴乐，对于奢华靡费的事情，嘴上常说痛恨，却没能一下子摒弃。
郁林王还没被立为皇太孙的时候，大家都猜测会立萧子良，各种传言沸沸扬扬。武陵王萧晔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要是立贤能的人，那就应该是我；要是立嫡孙，那就应该是皇太孙。”从此郁林王对他十分倚重信赖。直阁将军周奉叔、曹道刚向来是郁林王的心腹，郁林王让他们监管殿中的警卫；没过几天，又任命曹道刚为黄门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时期北魏与南齐之间剑拔弩张的政治军事图景，也暴露了权力场中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
北魏孝文帝的南伐决策颇具象征意义。面对卢渊 “帝王不亲战” 的劝谏，他以 “非承平无敌，更非懦劣偷安” 回应，既彰显打破常规的决心，也暗含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强化。其强调 “魏武胜在仗顺，苻秦败于失政”，看似驳斥 “寡能胜众” 的观点，实则是为亲征寻找道义支撑 —— 将战争胜负与天命人心绑定，既为军事行动披上正当性外衣，也悄然转移了对兵力对比的讨论。这种将政治意图融入军事决策的思维，正是专制皇权运作的典型逻辑。
南齐的权力真空则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博弈。王融的野心几乎改写历史，他深夜抚案慨叹 “邓禹笑人”，路遇阻碍怒斥 “何得称丈夫”，将文人的功名焦虑暴露无遗。其试图矫诏立子良的举动，看似是站队之争，实则折射出南齐门阀制度下 “人地自恃” 的阶层困境 ——30 岁渴望公辅之位的他，既想突破士族晋升的固化路径，又深陷 “八驺” 所象征的等级迷思。而萧衍一句 “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 的诘问，道破权力游戏的本质：同样的 “忧国” 之名，可能通向辅政贤名，也可能坠入乱臣深渊。
更值得玩味的是制度与人性的碰撞。齐武帝遗诏试图构建 “子良辅政、鸾参怀、众臣分职” 的权力平衡，却难敌权力天然的扩张性。西昌侯鸾 “排之而入” 的果断，王融 “公误我” 的哀叹，形成鲜明对比 —— 前者深谙宫廷斗争的丛林法则，后者则困于文人式的理想主义。这种反差印证了永明之世的悖论：齐武帝虽能 “严明有断” 实现 “百姓丰乐”，却终因 “好游宴” 的人性弱点未能根除制度隐患，最终让权力交接沦为实力角逐。
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北魏以 “亲征” 强化集权，南齐因 “辅政” 暴露分权漏洞，看似殊途，实则都在印证同一个真理 —— 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从来不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完美，而在于人性欲望与规则约束的永恒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