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癸亥年）
春季正月辛亥日，皇上到南郊举行祭祀仪式，之后宣布大赦天下，并更改年号。还下诏说，因为边境安宁，管理百姓的官员，全都恢复田地俸禄。
让太尉豫章王萧嶷兼任太子太傅。萧嶷不参与朝廷日常事务，但经常悄悄给皇上出谋划策，皇上大多都采纳了。
壬戌日，皇上封皇弟萧锐为南平王，萧铿为宜都王，皇子萧子明为武昌王，萧子罕为南海王。
二月辛巳日，任命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并封其为阴平王。
辛丑日，封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邓至王像舒为西凉州刺史。
刘宋末年的时候，觉得管理百姓的官员任期六年太久，就改成三年一任，叫做“小满”。但实际上官员的升迁调动，又不能按照三年这个规定来。三月癸丑日，皇上下诏：“从今往后，全都以小满（三年任期）为标准。”
有关部门因为天文现象失常，请求举行祭祀消除灾祸。皇上说：“顺应天命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表面文章。我约束自己，努力把国家治理好，一心想着推行惠民政策。要是灾祸是我造成的，祭祀消除又有什么用！”
夏季四月壬午日，皇上下诏说：“袁粲、刘秉、沈攸之，虽然他们最后晚节不保，但最初的忠诚还是值得肯定的。”下令都按照礼仪重新安葬他们。
皇上当太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大，又和太祖一起开创了帝业，所以朝廷里不管大事小事，经常擅自做主，很多都违反了制度。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张景真，这张景真骄横奢侈，穿的衣服、用的东西，都仿照皇上的规格，朝廷内外的人都怕他，没人敢说。司空咨议荀伯玉，向来被太祖亲近厚待，他感叹说：“太子做的这些事，皇上始终都不知道，我哪能因为怕死，就不让皇上了解情况呢！我不报告，还有谁去报告！”趁着太子去拜谒皇陵的时候，荀伯玉就偷偷把这些事告诉了太祖。太祖听了很生气，下令调查东宫。
太子拜陵回来，到方山的时候天晚了，正准备停船休息，豫章王萧嶷从东府乘坐飞燕船往东去迎接太子，把太祖发怒的事情告诉了他。太子夜里回到宫中，太祖也没睡，关着宫门等着他。第二天，太祖让南郡王萧长懋、闻喜公萧子良传达旨意，责备太子，还把张景真的罪状拿给他看，让太子以自己的名义去抓张景真，然后杀掉。太子又担心又害怕，就称病不起。
过了一个多月，太祖的气还没消。有一天白天，太祖躺在太阳殿，王敬则直接走进来，给太祖磕头说：“皇上您得到天下的时间不长，太子平白无故被责备，大家心里都很害怕。希望皇上能到东宫去安抚一下太子。”太祖没说话。王敬则就大声宣布旨意，让人准备去东宫，又命令太官准备饭菜，喊着左右的人找轿子，太祖还是没什么反应。王敬则拿了衣服给太祖披上，硬是把太祖拉上了轿子。太祖没办法，只好去了东宫，还在玄圃召集各位王爷一起宴饮。长沙王萧晃举着华盖，临川王萧映拿着雉尾扇，闻喜公萧子良端着酒器，南郡王萧长懋给大家斟酒，太子和豫章王萧嶷、王敬则亲自捧着酒菜伺候。一直到晚上，大家都喝得大醉才回去。
太祖很赞赏荀伯玉的忠诚，对他越发亲近信任，很多军事机密和国家大事，都交给他去办，他的权力大得能影响朝廷官员。荀伯玉母亲去世的时候，离他家还有二里左右，路上就已经挤满了来吊唁的官员的车马。左率萧景先、侍中王晏一起去吊唁，从早上等到晚上，才好不容易轮到他们上前。等出来的时候，又饿又累，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心里的气愤都表现在声音和表情上。第二天，他们对太祖说：“我们看到东宫和皇宫的门口，跟荀伯玉家比起来，都可以张网捕鸟了（形容人少）。”王晏是王敬弘的侄子。
骁骑将军陈胤叔，之前也向太祖报告过张景真和太子的一些事，但跟太子说的时候，都说“是荀伯玉报告给皇上的”。太子因此对荀伯玉怀恨在心。
太祖暗地里有让豫章王萧嶷取代太子的想法，但是萧嶷对太子更加恭敬谨慎，所以太子对他的友爱之情也没有减少。
豫州刺史垣崇祖不怎么亲近依附太子，正好垣崇祖打败了北魏的军队，太祖把他召回朝廷，和他秘密商议事情。太子对这件事起了疑心，就对垣崇祖格外客气，对他说：“外面的流言蜚语，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从今往后，我的富贵就跟你绑在一起了。”垣崇祖赶紧下拜感谢。后来太祖又派荀伯玉去传达关于边境事务的敕令，让他接到命令后连夜出发，都没来得及向太子告辞。太子觉得垣崇祖对自己不真诚，就更加记恨他了。
太祖临死前，还特意把荀伯玉托付给太子。皇上即位后，垣崇祖多次升迁，做到了五兵尚书，荀伯玉也多次升迁，做到了散骑常侍。荀伯玉心里一直担忧害怕，皇上因为荀伯玉和垣崇祖关系好，担心他们会发动变故，就表面上对荀伯玉很安抚。丁亥日，皇上下诏诬陷垣崇祖勾结江北的不法之徒，想和荀伯玉一起作乱，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
庚子日，北魏皇帝去崞山；壬寅日，回到宫中。
闰月癸丑日，北魏皇帝的后宫平凉林氏生下儿子拓跋恂，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文明太后因为拓跋恂将来要被立为太子，就赐死了林氏，自己抚养拓跋恂。五月戊寅初一，北魏皇帝前往武州山石窟佛寺。
车骑将军张敬儿特别迷信梦。他刚开始当南阳太守的时候，他妻子梦见一只手热得像火一样；等他当雍州刺史的时候，妻子又梦见一边肩膀热；当开府的时候，梦见半身发热。张敬儿野心越来越大，就对亲近的人说：“我妻子又梦见全身发热了。”还说自己梦见老家村子里社庙的树长得高到天上去了。皇上听说后，很厌恶他。垣崇祖死后，张敬儿心里很不安，正好有人告发他派人到蛮人那里做生意，皇上怀疑他有不轨之心。正好皇上在华林园举办八关斋，朝廷大臣都参加，就在宴席上把张敬儿抓了。张敬儿摘下头上的冠貂扔到地上，说：“就是这东西害了我！”丁酉日，皇上杀了张敬儿和他的四个儿子。
张敬儿的弟弟张恭儿，一直担心被哥哥的灾祸连累，住在冠军县，从来不出襄阳，住的地方偏僻，院墙一重又一重。张敬儿每次派人送信来，他都先上马，把箭袋系好，然后才敢见送信的人。张敬儿被处死的消息传来，他就卷着席子逃进蛮人部落。后来自己又出来了，皇上饶恕了他。
张敬儿的女儿是征北咨议参军谢超宗儿子的媳妇，谢超宗对丹阳尹李安民说：“‘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您打算怎么办！”李安民把这话详细报告给了皇上。皇上向来厌恶谢超宗的轻慢无礼，就让兼御史中丞袁彖上奏弹劾谢超宗。丁巳日，把谢超宗抓起来交给廷尉，流放到越巂，在半路上就赐死了。因为袁彖弹劾的奏章措辞不够严厉，皇上又让左丞王逡之弹劾袁彖奏章轻描淡写，执法不严，包庇坏人，袁彖因此被免官，还被禁止做官十年。谢超宗是谢灵运的孙子；袁彖是袁顗弟弟的儿子。
秋季七月丁丑日，北魏皇帝和太后前往神渊池。甲申日，去了方山。
北魏派代理员外散骑常侍顿丘人李彪来南齐访问。
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坚决推辞开府的职位，他对侄子王俭说：“你在朝廷的责任重大，马上就要位列三公了。我要是再接受这个任命，那咱们一家就有两个位列三公的人了，我实在害怕啊。”好几年都不接受任命，皇上最后才答应了他。戊戌日，给王僧虔加授特进。王俭建造了一个长梁斋，规格稍微有点超过规定，王僧虔看到后很不高兴，都没进门。王俭当天就把它拆了。
当初，王弘和兄弟们聚会的时候，任由子孙们随意玩耍。王僧达跳到地上学老虎叫；王僧绰端正地坐着，用蜡烛油捏成凤凰，王僧达抢过来把它打坏了，王僧绰也不心疼；王僧虔把十二个博棋垒起来，既没掉下来，也没重新弄。王弘感叹说：“僧达豪爽，才华不输给别人，但恐怕最终会给我们家带来危险；僧绰会因为重名节和道义被人称赞；僧虔肯定是个宽厚的人，以后能做到三公的位置。”后来果然都像他说的那样。
八月庚申日，骁骑将军王洪范从柔然回来，这一路走了三万多里。
冬季十月丙寅日，南齐派骁骑将军刘缵去北魏访问，北魏的主客令李安世负责接待。北魏拿出皇宫内库的宝物，让商人在集市上售卖。刘缵说：“北魏的金玉这么便宜，应该是因为你们山川盛产吧。”李安世说：“我们圣朝不看重金玉，所以它们就跟瓦砾一样不值钱。”刘缵本来想多买一些，听了这话，心里很惭愧，就没买。刘缵多次奉命出使北魏，冯太后就私下里宠幸了他。
十二月乙巳初一，发生了日食。
癸丑日，北魏开始禁止同姓结婚。
王俭晋升为卫将军，参与掌管选拔官员的事务。
这一年，撤销了巴州。
北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格非常残酷，惩罚人的时候，有的被砍断手腕，有的被拔掉舌头，还把人的四肢砍下来分别悬挂。全州的人都惊恐万分，州民王元寿等人一下子全都造反了。有关部门弹劾了他，北魏皇帝派使者到秦州，在于洛侯平时行刑的地方，向官员和百姓宣告他的罪行，然后把他斩首。齐州刺史韩麒麟，治理政务崇尚宽厚，从事刘普庆劝韩麒麟说：“您奉命治理一方，却不杀人立威，怎么能显示您的威严呢！”韩麒麟说：“刑罚是用来制止恶行的，有仁德之心的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使用。现在百姓都不犯法，又为什么要杀人呢？如果一定要杀人才能立威，那就先拿你开刀！”刘普庆又惭愧又害怕，赶紧站起来。
【内核解读】
这段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的政治风波，字里行间藏着权力博弈的冷峻逻辑，也折射出南朝政权更迭中的制度困境与人性挣扎，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解读：
权力交接的“暗礁”：从储位危机看皇权传承的脆弱性
齐武帝萧赜（文中“上”）与父亲齐高帝萧道成（文中“太祖”）的权力过渡，堪称南朝少有的平稳案例，但背后暗藏惊心动魄的博弈。太子时期的萧赜因“与太祖同创大业”而专断用事，甚至纵容亲信张景真“僭拟乘舆”，本质上是对“父子共治”边界的挑战。荀伯玉的举报看似“忠直”，实则戳破了皇权传承中最敏感的矛盾——储君权力与皇权的天然冲突。
高帝的处理方式极具戏剧性：先以雷霆手段诛杀张景真施压，再借王敬则“强逼”入宫宴饮缓和关系，既维护了皇权权威，又为父子和解留有余地。这种“恩威并施”的权术，暴露了封建皇权“家天下”的本质——权力传承既要依赖血缘，又必须防范血缘带来的威胁。而豫章王萧嶷“事太子愈谨”的态度，则揭示了皇室内部“生存法则”：在储位已定的情况下，“不争”反而是最稳妥的自保之道。
官僚群体的“生存博弈”：忠诚与投机的双重面相
荀伯玉因举报太子一举成为“军国密事”的核心参与者，其宅门前“冠盖塞路”与二宫“可张雀罗”的对比，辛辣地讽刺了官场“趋炎附势”的现实。但细究之下，他的“忠诚”并非纯粹的道德选择，而是精准把握了皇权对“信息掌控”的刚需——在君主与储君的张力中，“告密者”往往能成为权力平衡的关键支点。
与之相对，谢超宗因一句“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遭流放赐死，看似因言获罪，实则暴露了新帝萧赜对“异质声音”的零容忍。张敬儿因“梦兆”被杀，则更显荒诞：他的“举体热”之梦本是野心流露，却被皇权解读为“谋逆信号”，这背后是南朝政权对武将的深层猜忌——从刘裕到萧道成，武将夺权的历史教训，让统治者对军事力量始终保持病态警惕。官僚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么如王敬则般“强逼君主”以表忠心，要么如刘普庆般鼓吹“严刑立威”，最终都沦为皇权博弈的棋子。
制度困境的“缩影”：从“小满之制”到法治的缺位
文中两处制度细节耐人寻味：一是将地方官任期明确为“三年小满”，试图解决宋末以来“迁换无序”的问题；二是北魏“禁同姓为婚”，试图以礼法规范社会秩序。但这些制度设计很快被现实架空：齐武帝一边强调“应天以实不以文”，一边却以“诬告”诛杀垣崇祖、荀伯玉，暴露了“人治”对“法治”的碾压——当皇权可以随意突破制度边界，所谓“惠政”不过是权力者的自我标榜。
北魏于洛侯“断腕拔舌”的酷刑与韩麒麟“刑罚止恶”的主张形成对比，更凸显了制度执行的撕裂：封建王朝既需要“严刑峻法”维护统治，又需要“仁政”粉饰太平，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任何制度设计都难逃“选择性执行”的命运。
历史循环的“隐喻”：南朝政权的“短命基因”
从萧赜对张景真的清算，到对垣崇祖、张敬儿的诛杀，再到北魏文明太后“杀母立子”的传统，这段历史不断重复着同一个主题：权力的本质是“恐惧”。齐武帝因曾亲历权力斗争，对潜在威胁的清除格外残酷；北魏为确保太子地位，不惜牺牲生母，本质上都是对“失控”的恐惧。
这种恐惧催生了高压统治，却也埋下了覆灭的种子：官僚群体在猜忌中失去活力，百姓在酷法下渐生离心，皇室内部为争夺权力自相残杀。南朝政权“短命”的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中——当权力始终在“专断”与“失控”的两极摇摆，再精密的权术也无法掩盖制度的致命缺陷。
这段史料如同一面多棱镜，既照见了帝王将相的权谋算计，也映出了封建王朝的结构性困境。在“家天下”的框架下，所有的改革、忠诚与反抗，最终都绕不开一个结局：权力的轮回，与人性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