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十三，起止公元466年（丙午年），共一年。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己丑初一，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安。
癸巳日，朝廷征召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任命他为抚军将军，让巴陵王刘休若接替他担任会稽太守。
甲午日，朝廷内外宣布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做他的副手。刘休仁率军驻扎在南州，任命沈攸之做寻阳太守，让他带兵屯驻在虎槛。当时王玄谟还没出发，前锋一共有十支军队，陆续赶到。每天晚上，各军都用不同的旗号和口令，相互之间也不统一指挥。沈攸之就对各位将领说：“现在大家旗号口令都不一样，要是晚上有个种地的或者打鱼的吆喝一声，就可能引起恐慌混乱，这可是要吃败仗的。咱们不如就用其中一支军队的旗号口令。” 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邓琬到处宣扬各种祥瑞的征兆，还谎称接到路太后的玺书，带着手下的将领们一起拥立晋安王刘子勋当皇帝。乙未日，刘子勋在寻阳正式登基，改年号为义嘉。任命安陆王刘子绥为司徒、扬州刺史；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都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任命邓琬为尚书右仆射，张悦为吏部尚书，袁顗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其他的将领和各州郡官员，也都按照等级封官进爵。
丙申日，任命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这申令孙是申坦的儿子。又在义阳设置司州，任命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人崔道固都起兵响应寻阳的刘子勋。皇帝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兵，沈文秀就派他的将领平原人刘弥之等人带兵前往建康。可巧这时候薛安都派人来拉拢沈文秀，沈文秀就又让刘弥之等人去响应薛安都。济阴太守申阐占据睢陵响应建康朝廷，薛安都就派他的侄子直阁将军薛索儿、太原太守清河人傅灵越等人去攻打申阐。这申阐是申令孙的弟弟。薛安都的女婿裴祖隆镇守下邳，刘弥之到了下邳，却带着自己的人转而响应建康朝廷，还去袭击裴祖隆。裴祖隆打了败仗，和征北参军垣崇祖逃到了彭城。垣崇祖是垣护之的侄子。刘弥之的族人北海太守刘怀恭、侄子刘善明也都起兵响应刘弥之。薛索儿听说后，就放弃攻打睢陵，带兵去打刘弥之。刘弥之打不过，就逃到北海坚守。申令孙则进兵占据淮阳，向薛索儿投降。庞孟虬也不听朝廷命令，起兵响应寻阳。
皇帝征召寻阳王长史、代理会稽郡事务的孔觊为太子詹事，让平西司马庾业接替他的职务；又派都水使者孔璪到东边去安抚慰问。孔璪就劝孔觊说：“建康现在兵力空虚，咱们不如带着会稽、吴郡、吴兴、义兴、晋陵这五个郡的力量，去响应袁顗和邓琬。” 孔觊一听，就起兵了，还赶紧发檄文拥护寻阳。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都占据自己的郡响应孔觊。皇帝又让庾业去接替刘延熙当义兴太守，庾业走到长塘湖的时候，就和刘延熙会合了。
益州刺史萧惠开听说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就召集手下的将领们说：“湘东王是太祖一系的后人，晋安王是世祖一系的后人，从继承皇位的角度来说，他俩谁当皇帝都没啥不行的。但景和帝虽然昏庸，可他本来就是世祖的继承人；就算他没能力治理国家，还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我受过世祖的恩宠，所以我要支持九江的晋安王刘子勋。” 于是就派巴郡太守费欣寿带着五千人顺江东下。这么一来，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都归附了刘子勋。柳元怙是柳元景的堂兄。
这一年，各地给朝廷进贡的财物和报告，都送到寻阳去了，朝廷实际能控制的，只有丹阳、淮南等几个郡，而且这几个郡里有些县还响应刘子勋。东边叛军的军队已经打到永世，皇宫和朝廷里的人都又害怕又着急。皇帝召集大臣们，商量这局势到底能不能扭转。蔡兴宗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反叛了，人心惶惶。咱们应该保持镇定，用最大的诚意对待大家。那些反叛的人的亲戚，有不少在皇宫和朝廷里做事，如果咱们依法处置他们，那人心马上就散了，应该向大家表明，不会牵连他们的亲属。人心稳定了，大家就有战斗的决心。咱们朝廷的六军又精锐又勇猛，武器铠甲也都很锋利，对付那些没经过正规训练的叛军，那优势可大了去了。陛下您不用担心。” 皇帝觉得他说得挺对。
建武司马刘顺劝豫州刺史殷琰响应寻阳，殷琰因为家人都在建康，一开始没答应。右卫将军柳光世从皇宫逃出来，投奔彭城，路过寿阳的时候，对殷琰说建康肯定守不住了。殷琰就信了他的话，而且殷琰平时自己没什么直属部队，又被当地豪强、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人控制，没办法，只好答应响应寻阳。殷琰任命杜叔宝为长史，内外大小军事，都由杜叔宝说了算。皇帝就问蔡兴宗：“好多地方都还没平定，殷琰又跟着造反了；最近人心怎么样啊？这事儿能成功解决不？” 蔡兴宗说：“这造反的和拥护朝廷的，我也分不清谁对谁错。现在商业往来都断了，可粮食却又多又便宜，各地叛军虽然像乌云一样聚集，但人心反而更安定了。从这一点来看，平定叛乱是肯定的。但我担心的是，叛乱平定之后的事儿，就像羊祜说的：‘叛乱平定之后，才更要让皇上操心呢。’” 皇帝说：“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皇帝知道殷琰归附寻阳不是他本意，就对他的家人更好，想以此来招降他。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在悬瓠起兵响应建康朝廷。袁顗就引诱周矜的司马汝南人常珍奇，让他抓住周矜，然后把周矜杀了，常珍奇就代替周矜当了太守。
皇帝派冗从仆射垣荣祖回徐州去劝说薛安都归降，薛安都说：“现在朝廷实际控制的地盘连一百里都没有，别说攻城能不能取胜了，就光看着都能让人笑掉大牙；而且我也不想背叛孝武帝。” 垣荣祖说：“孝武帝那些行为，已经给国家留下不少祸根了，现在虽然天下人都跟着造反，但这只是加速自己的灭亡，成不了事儿的。” 薛安都不听他的，还把垣荣祖留下来当将领。垣荣祖是垣崇祖的堂兄。
兖州刺史殷孝祖的外甥、司法参军颍川人葛僧韶，请求让殷孝祖入朝，皇帝就派他去了。当时薛索儿占据着交通要道，葛僧韶从小路好不容易才到了殷孝祖那里，劝他说：“景和帝又凶又狂，开天辟地以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朝廷和民间都危险到了极点，大家都是在苟延残喘。现在皇上平定了混乱，铲除了暴君，就像重新创造了一个天地。国家混乱，朝廷危急，就应该立一个年长的君主。可现在一群糊涂蛋互相煽动，无端生事，就想着贪图拥立幼主的好处，都心怀不轨。要是老天爷真帮这些叛逆的人，让他们得逞了，那皇上年纪小，局势艰难，权力分散，各种战乱就会不断发生，到时候咱们哪还有容身之地啊！舅舅您从小就有立功的志向，如果能带着济水一带的勇士，回来拥护朝廷，不光能辅佐皇上平定叛乱，还能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呢。” 殷孝祖详细地问了朝廷的各种情况，葛僧韶都一一回答解释，还说朝廷兵强马壮，皇上想让他担任前锋。殷孝祖当天就把老婆孩子留在瑕丘，带着两千多名文武官员，跟着葛僧韶回建康了。当时各地都归附了寻阳，朝廷能控制的只有丹阳一个郡；而且永世县令孔景宣又造反了，义兴的叛军眼看就要打到延陵，朝廷内外都又担忧又害怕，大家都想逃跑。这时候殷孝祖突然到了，带来不少兵力，而且都是北方和南方的壮士，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甲辰日，朝廷给殷孝祖加封为抚军将军，授予假节，让他都督前锋诸军事，派他前往虎槛，对他的赏赐特别丰厚。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泰始二年（公元466年）的历史记载，生动展现了南朝宋时期围绕皇权争夺爆发的“义嘉之变”初期态势，其中蕴含的政治逻辑与人性博弈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权力真空下的“站队困境”：一场失控的多米诺骨牌
宋明帝与晋安王子勋的对峙，本质是皇权继承合法性的撕裂。前废帝刘子业（景和帝）的残暴统治打破了权力平衡，而继位者的“正统性”争议（明帝是文帝一脉，子勋是孝武帝一脉），让地方势力陷入艰难抉择：
--投机者的狂欢：邓琬、袁顗等以“符瑞”“玺书”为幌子，拥立子勋称帝，本质是借“拥立之功”攫取更高权力；薛安都、崔道固等地方刺史举兵响应，更多是基于对明帝政权稳定性的怀疑，试图在乱局中保全自身。
--摇摆者的挣扎：豫州刺史殷琰因“家在建康”起初拒绝附逆，却因流言和地方豪强裹挟被迫站队；益州刺史萧惠开的表态更具代表性——承认双方“当璧并无不可”，却因“荷世祖（孝武帝）之眷”选择支持子勋，可见“恩义”与“利益”的交织。
--少数派的坚守：青州刺史沈文秀最初派兵支持建康，后因薛安都拉拢而变卦，其反复恰恰反映了地方势力“随风倒”的生存逻辑；而殷孝祖在葛僧韶劝说下率部归朝，成为危难中朝廷的“强心针”，凸显了乱世中“忠义”与“机遇”的双重驱动。
军事混乱与政治智慧：细节决定战局走向
初期战局的混乱，暴露了古代战争中“组织力”的决定性作用：
--各自为战的致命伤：朝廷前锋十军“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沈攸之提出“就一军取号”的建议，看似小事，实则是凝聚指挥体系的关键——这也暗示了子勋阵营后期的溃败伏笔：松散的联盟缺乏统一调度，终将被集中力量的对手逐个击破。
--心理战的胜负手：蔡兴宗对明帝的劝谏“镇之以静，至信待人”，点出了乱世中“人心”的重要性。他主张“罪不相及”，避免因株连逼反更多人，同时以“六军精勇”稳定士气，展现了政治家的冷静。相比之下，子勋阵营虽占据“四方贡计”的表面优势，却未形成核心凝聚力，最终难逃“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正统性的构建与崩塌：权力游戏的底层逻辑
双方的争夺始终围绕“合法性”展开：
--子勋阵营以“世祖之穆”（孝武帝后裔）为旗帜，试图借孝武帝一脉的影响力拉拢旧部（如萧惠开所言“荷世祖之眷”）；
--明帝阵营则强调“夷山翦暴，更造天地”的拨乱反正之功，将子勋势力定义为“群凶构逆”。
值得玩味的是，地方势力的“站队”并非单纯看血缘正统，更看现实实力：当朝廷仅保丹阳一郡、“内外忧危”时，多数人选择附逆；而殷孝祖率军入朝后，“人情大安”，可见“枪杆子”才是乱世中最硬的“道理”。
历史的镜鉴：乱局中的人性与选择
这段历史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法则：
--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薛安都拒绝垣荣祖劝说时，称“不欲负孝武”，看似忠义，实则是对明帝政权的实力判断；后期他向魏求援，暴露了“利益优先”的本质。
--细节决定成败：沈攸之统一军队番号、蔡兴宗稳定人心、葛僧韶游说殷孝祖，这些看似局部的行动，最终影响了全局走向。
--正统性需实力背书：子勋虽有“四方贡计”的虚名，却因内部松散、缺乏核心战力而败；明帝虽一度岌岌可危，却凭借对军队的掌控和政治智慧翻盘，印证了“胜者为王”的铁律。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义嘉之变”是南朝宋皇室自相残杀的缩影。这场内斗极大消耗了刘宋国力，为后来萧道成篡宋建齐埋下伏笔，也让南朝陷入“乱—统—再乱”的循环，成为中国历史上“皇权内卷化”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