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直看主衣吴兴人寿寂之不顺眼，每次见到他都气得咬牙切齿。阮佃夫就把他们密谋杀掉皇帝的事儿，告诉了寿寂之，还有外监典事东阳人朱幼、细铠主南彭城人姜产之、细铠将晋陵人王敬则，以及中书舍人戴明宝。这几个人一听，都表示愿意一起干。朱幼提前在宫里宫外安排布置，让钱蓝生偷偷给刘休仁、刘休佑通风报信。当时皇帝打算南巡，他的心腹宗越等人都出去准备行装了，只有队主樊僧整在华林阁负责防守。柳光世和樊僧整是老乡，就偷偷邀请他入伙，樊僧整马上就答应了。这样算下来，参与谋划的一共有十多个人。阮佃夫担心人手不够办不成事儿，还想再拉些人进来，寿寂之说：“参与的人多了，容易泄密，不用太多人。”
当天晚上，皇帝把身边的侍卫都打发走了，和一群巫师还有几百个宫女在竹林堂玩射鬼的游戏。玩完了，正准备奏乐呢，寿寂之抽出刀就冲了进去，姜产之紧跟在后面，淳于文祖等人也都跟在他俩身后。刘休仁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就对刘休佑说：“事儿成了！” 两人就一起往景阳山跑去。皇帝看到寿寂之来了，拿起弓箭就射，没射中。宫女们吓得四处乱跑，皇帝自己也撒腿就跑，嘴里连着喊了三声 “寂寂”。寿寂之追上去，就把皇帝给杀了。然后寿寂之向宫里负责守卫的人宣布：“湘东王受太皇太后的命令，除掉了暴君，现在已经平定局势了。” 宫殿里的人都懵圈了，不知道该咋办。
刘休仁赶紧跑到秘书省找到湘东王，马上就跪地称臣，然后带着湘东王来到西堂，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召见各位大臣。这事儿发生得太突然了，湘东王连鞋子都跑掉了，光着脚就到了西堂，头上还戴着乌帽。坐下之后，刘休仁喊主衣给湘东王换了顶白帽。又让人准备皇帝出行的仪仗，虽然湘东王还没正式即位，但所有事情都按照皇帝的命令来执行。还宣读了太皇太后的命令，历数废帝的种种罪行，宣布让湘东王继承皇位。这时候，宗越等人刚回来，湘东王对他们很是安抚。
废帝的同母弟弟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跟他哥一样又顽劣又悖逆。己未这天，湘东王按照太皇太后的命令，赐刘子尚和会稽公主死。建安王刘休仁等人这才能够从被囚禁的地方出来，住到外面。同时，谢庄也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废帝的尸体还横在太医阁门口，蔡兴宗对尚书右仆射王彧说：“这废帝虽然又凶又坏，但怎么说也是天下之主，葬礼总得像个样子吧。要是就这么随便处理，天下人肯定会趁机闹事的。” 于是，就把废帝葬在了秣陵县南边。
当初，湘东王的母亲沈婕妤很早就去世了，是路太后把他养大的。湘东王对路太后一直很孝顺，路太后也特别疼爱他。湘东王杀了废帝之后，为了让路太后高兴，下命令封太后弟弟的儿子休之为黄门侍郎，茂之为中书侍郎。然后论功行赏，寿寂之等十四个人都被封为县侯或者县子。
十二月庚申初一，任命东海王刘祎为中书监、太尉。提升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日，任命建安王刘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山阳王刘休佑为荆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乙丑日，把安陆王刘子绥改封为江夏王。
丙寅日，湘东王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宣布大赦天下，改了年号。之前废帝在位时那些昏庸荒谬的制度和封赏，全都取消。
庚午日，任命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这刘道隆以前跟废帝关系特好，还曾经对建安太妃无礼。现在，建安王刘休仁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不想跟刘道隆共事，明帝没办法，只好赐刘道隆死。
宗越、谭金、童太一这些人，虽然被新皇帝安抚了，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新皇帝也不想让他们留在宫里，就很委婉地对他们说：“你们几个在那个残暴的朝廷里，辛苦了这么久，也该找个地方好好休养一下。那些有军队的大郡，你们随便挑。” 宗越他们本来就心里犯嘀咕，一听这话，互相看了看，脸色都变了。于是就商量着要造反，还把这事儿告诉了沈攸之，沈攸之马上就向皇帝报告了。皇帝就把宗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最后都死在了监狱里。沈攸之则又回到宫里担任直阁将军。
辛未日，把临贺王刘子产改封为南平王，晋熙王刘子舆改封为庐陵王。
壬申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这王景文其实就是王彧，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字，就用字来称呼他。
乙亥日，追尊沈太妃为宣太后，她的陵墓叫崇宁陵。
之前，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休佑进京朝见，让长史、南梁郡太守陈郡人殷琰代管府州事务。等刘休佑调任荆州刺史后，就任命殷琰为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有关部门上奏说，路太后应该恢复以前的封号，然后搬到宫外去住，皇帝没答应。戊寅日，尊路太后为崇宪皇太后，让她住在崇宪宫，供奉的礼仪跟以前一样。还立王妃王氏为皇后，这皇后是王景文的妹妹。
同时，废除二铢钱，禁止使用鹅眼钱和綖环钱，其他的钱都可以正常流通。
江州的官员们收到皇帝的命令后，都挺高兴的，一起跑去见邓琬，说：“那个残暴的皇帝已经除掉了，殿下您又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的高位，这对公对私都是大喜事啊。” 邓琬觉得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里排行第三，而且在寻阳起兵这事儿跟世祖当年情况一样，就觉得肯定能成功，他把命令书扔到地上说：“殿下那是要当皇帝，开府仪同三司这种事儿是我们这些人的事儿！” 大家一听都惊呆了。邓琬接着就和陶亮等人开始修缮武器铠甲，向各地征兵。
袁顗到了襄阳之后，马上就和咨议参军刘胡一起修缮兵器，挑选召集士兵，还假称接到太皇太后的命令，让他们起兵。然后就竖起军旗，到处发檄文，还上表劝刘子勋赶紧登基当皇帝。
辛巳日，又把山阳王刘休佑改任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就留在原职。
之前，废帝任命邵陵王刘子元为湘州刺史，中兵参军沈仲玉负责路上的事务。他们走到鹊头的时候，听说寻阳那边起兵了，吓得不敢往前走。邓琬就派了几百人去把他们截住带了回来，还让刘子勋在桑尾竖起军旗，向建康发檄文，声称：“我立志遵循以前的典章制度，罢黜昏君，推举贤明。” 还说新皇帝 “杀害贤明的人，篡夺皇位，扰乱皇室的秩序，让兄弟凋零。我这些同宗兄弟，还剩下十三个，祖先的神灵有什么过错，竟然要断绝祭祀。”
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缓接到刘子勋一开始发的檄文，就想攻打废帝。后来听说废帝已经死了，就解散军队，放下武器。可紧接着又听说江州、雍州还在整军备战，郢州行事苟卞之害怕极了，马上派咨议、领中兵参军郑景玄带着军队赶紧出发，还送去了军粮。荆州行事孔道存拥戴刺史临海王刘子顼，会稽的将领们拥戴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起兵响应刘子勋。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朝宋明帝刘彧取代前废帝刘子业的政权更迭过程，其中蕴含着权力斗争的残酷逻辑、人性的复杂面向以及乱世中制度与伦理的脆弱性，值得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
权力更迭：从“弑君”到“合法化”的暴力循环
前废帝刘子业的残暴（“素恶主衣”“凶悖”）为政变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寿寂之等人的刺杀行动被包装成“受太皇太后令”的正义之举。但这种“以暴制暴”的模式本质上仍是权力斗争的延续——刘彧在仓促继位时“失履跣行”“犹着乌帽”的细节，暴露了政变的突发性与权力真空的混乱；而他随后迅速“论功行赏”“刊削谬封”，则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巩固合法性的必然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刘子业的弟弟刘子尚、姐姐会稽公主被赐死，宗越等旧臣因“内不自安”遭诛杀，即便刘彧曾“抚接甚厚”，也难掩权力清洗的本质。这印证了乱世中“非我族类”的生存法则：权力的稳固往往以消灭潜在威胁为前提，伦理与亲情在其中沦为工具。
人性博弈：忠诚与投机的模糊边界
政变参与者的动机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
--寿寂之因被刘子业“切齿”痛恨而参与谋逆，带有自保色彩；
--阮佃夫、王敬则等人为求富贵押注新主，属于典型的政治投机；
--樊僧整因“乡人”柳光世的邀请而响应，折射出魏晋南北朝门阀与宗族网络对政治的渗透；
--蔡兴宗建议为刘子业“备丧礼”，则试图以传统伦理约束权力，避免“四海乘人”的动荡，展现了士大夫对秩序的坚守。
而江州刺史邓琬的反应尤为耐人寻味：他无视刘彧的“令书”，坚持拥立晋安王子勋，理由是“次第居三”“起事与世祖同符”——这既体现了宗法制下“名分”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也暴露了地方势力借“勤王”之名争夺权力的野心。这种“各奉其主”的分裂，本质上是权力缺乏统一权威时的必然结果。
制度困境：皇权更迭中的“规则失效”
刘子业的“昏制谬封”与刘彧继位后的“刊削”，形成了鲜明对比，却也揭示了一个悖论：皇权的合法性既依赖“天命”与“宗法”，又往往被暴力推翻。前废帝的暴政打破了传统礼制对皇权的约束，而刘彧虽试图通过“尊太后”“立皇后”“改元大赦”重建秩序，却仍无法避免地方势力（江州、荆州、会稽等）的反叛。
此外，货币制度的调整（“罢二铢钱，禁鹅眼、綖环钱”）与官制的频繁变动（如州刺史的任免），反映了新政权在经济与行政上的焦虑——当暴力成为权力更迭的常态，制度的稳定性便无从谈起，最终陷入“乱政—政变—再乱政”的循环。
历史启示：权力合法性的本质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权力的合法性不仅需要“名分”与“暴力”的支撑，更需要对秩序与民生的维护。刘子业因残暴失尽人心，刘彧虽以“平暴”为名上位，却仍依赖诛杀异己、封赏亲信巩固权力，最终未能阻止全国性的叛乱（子勋称帝引发的“义嘉之难”）。
蔡兴宗的话“此虽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恰恰点出了核心：即便对暴君，也需保留基本的制度尊严，否则“四海必将乘人”——当权力完全凌驾于规则之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施暴者。这正是乱世中最悲哀的循环。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段记载是南朝“皇权碎片化”的缩影：自刘裕代晋后，皇权缺乏稳定的传承机制，宗室、藩镇、近臣交替掌权，暴力政变成为常态。刘彧的崛起与困境，不过是这一时代逻辑的又一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