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让兖州、冀州刺史萧思话当徐州、兖州刺史，起用张永当青州刺史。萧思话从历城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回平城，还起兵响应寻阳那边；建武将军垣护之在历城，也带着手下人赶过去了。南谯王刘义宣给张永任命为冀州刺史。张永派司马崔勋之等人带兵去投奔刘义宣。刘义宣担心萧思话和张永之前的矛盾没化解，就自己写信给萧思话，还让长史张畅写信给张永，劝他俩别计较，敞开胸怀。
随王刘诞准备接受刘劭的任命，参军事沈正就跟司马顾琛说：“咱国家这祸事，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这么离谱的。现在咱靠着江东勇猛精锐的人马，在天下倡导正义，谁会不响应啊！哪能让殿下对着那大反派，接受他给的假恩宠呢！”顾琛说：“江东这边好久没打仗了，虽说正义和邪恶不一样，但实力强弱也有差别，得等四方有人先起义，咱再响应，也不晚。”沈正说：“这天下可没有没爹没君的国家，咱哪能自己安心地待在这仇耻之中，还指望别人来主持正义呢！现在就因为那弑君叛逆的事儿太冤太丑，咱跟他们势不两立，起兵的时候，哪能想着一定得周全呢！冯衍说过：‘大汉的贵臣，难道还不如荆、齐的普通百姓吗！’何况殿下既是臣子又和皇室有关，这事儿关乎国家啊！”顾琛就和沈正一起进去劝刘诞，刘诞听了他们的。沈正呢，是沈田子哥哥的儿子。
刘劭觉得自己一直熟悉军事，就跟朝廷官员说：“你们就帮我处理文书，别操心军事；要是有敌人来，我自己应付，就怕那些贼不敢动呢。”等听说四方都起兵了，才开始担心害怕，赶紧戒严，把休假的将领官吏都召回来，把淮南岸的居民迁到北岸，把各位王爷和大臣都集中到城里，把江夏王刘义恭安排到尚书下舍，把刘义恭的几个儿子安排到侍中下省。
夏天，四月初一，柳元景统领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支军队从湓口出发，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带着荆州的军队跟着出发。四月初五，武陵王从寻阳出发，沈庆之统领中军跟着。
刘劭封妃子殷氏为皇后。
四月初八，武陵王的讨伐文书到了建康，刘劭拿给太常颜延之看，问：“这是谁写的啊？”颜延之说：“是颜竣写的。”刘劭说：“这话说得也太狠了吧！”颜延之说：“颜竣连我这老臣都不顾，哪能顾陛下您呢！”刘劭的气稍微消了点。他把武陵王的儿子们都关在侍中下省，把南谯王刘义宣的儿子们关在太仓的空房子里。刘劭想把三镇的官员百姓家属都杀了，江夏王刘义恭、何尚之都说：“凡是干大事的人都不顾家；而且他们大多是被逼迫的，现在突然杀了他们家属，正好坚定他们反抗咱的决心。”刘劭觉得有道理，就下命令啥都不追究。
刘劭怀疑朝廷里原来的大臣都不向着自己，就使劲拉拢鲁秀和右军参军王罗汉，把军事都交给他们；让萧斌当主谋，殷冲负责文书。萧斌劝刘劭带领水军顺流而上跟敌人决战，不然就守住梁山。江夏王刘义恭觉得南方来的军队仓促集结，船又小又简陋，打水战不利，就出主意说：“那刘骏年纪小，又没打过仗，远道而来肯定疲惫不堪，咱就以逸待劳。要是咱跑到梁山那么远，京都就空虚薄弱了，东边的敌军要是趁机来袭，可能就麻烦了。要是两边都派兵去应对，兵力就分散了。不如养精蓄锐等时机，坐着看他们出破绽。舍弃南岸，在石头城设栅栏截断通路，这是以前的老办法，不怕敌人不破。”刘劭觉得这主意不错。萧斌脸色一板说：“那南中郎才二十岁，就能搞出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小看！三方势力一起造反，又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沈庆之很懂军事，柳元景、宗悫又经常立功。这形势可不简单，可不是小敌人。就得趁着人心还没散，赶紧拼力一战；就干坐在台城，怎么能长久呢！现在大家都没战意，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刘劭不听。有人劝刘劭守住石头城，刘劭说：“以前人守石头城，是等着诸侯来救援。我要是守在这儿，谁来救我！只能拼力一战决出胜负；不然，肯定不行。”他每天都亲自出去视察军队，慰问犒劳将士，还亲自监督都水官员修造战船。四月初十，把淮南岸的房子和淮河里的船只都烧了，把老百姓都赶到北岸。
刘劭立儿子刘伟之当皇太子。任命始兴王刘濬妃子的父亲褚湛之当丹阳尹。褚湛之是褚裕之哥哥的儿子。刘濬担任侍中、中书监、司徒、录尚书六条事，给南平王刘铄加官开府仪同三司，让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刘宏当江州刺史。太尉司马宠秀之从石头城带头往南跑了，这一下人心惶惶。刘劭任命营道侯刘义綦当湘州刺史，檀和之当雍州刺史。
四月十一，武陵王的军队到了鹊头。宣城太守王僧达收到武陵王的讨伐文书，不知道该咋办。有门客就劝他：“现在这叛逆的事儿太离谱了，从古到今都没见过。给您出主意，最好是响应义师的号召，再传信给旁边的郡县。只要您有心，谁会不响应！这是上策。要是不行，您就亲自带着愿意起义的人，选好水陆方便的路线，去投奔南方，这也算是次一点的办法。”王僧达就从小路往南跑，在鹊头遇到了武陵王。武陵王马上任命他当长史。王僧达是王弘的儿子。武陵王刚从寻阳出发的时候，沈庆之就跟人说：“王僧达肯定会来响应义举。”有人问为啥，沈庆之说：“我看他在先帝面前说话大胆，做事果断；就凭这，他肯定会来。”
柳元景觉得战船不坚固，怕打水战，就日夜兼程，四月十四，到了江宁步上岸，派薛安带着骑兵在淮河边上炫耀武力，还写信给朝廷官员，说明正义和叛逆的区别。
刘劭给吴兴太守汝南人周峤加官冠军将军。随王刘诞的讨伐文书也到了，周峤向来胆小怕事，左右为难不知道咋办；他府里的司马丘珍孙把他杀了，带着全郡响应刘诞。
四月十六，武陵王到了南洲，投降的人一个接一个；四月二十三，军队到了溧洲。武陵王从寻阳出发后就生病了，没法见将领官员，只有颜竣能进出他的卧室，颜竣把武陵王抱在膝盖上，亲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武陵王病情好几次都很严重，没法商量事情，颜竣就独自做决定。除了军政大事，还处理文书信件，应付远近的事务，早晚都哀伤痛哭，始终如一。就这样过了几十天，船上的士兵都不知道武陵王病得这么厉害。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弑杀后，各方势力围绕皇权展开的激烈博弈，其中的权力逻辑、人性挣扎与军事决策颇具历史启示性。
从权力斗争的维度看，刘劭的篡位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他看似掌控了京城，却未能真正收服人心——对旧臣的猜忌与对鲁秀等少数人的过度依赖，暴露了其政治根基的脆弱。而武陵王刘骏（后来的宋孝武帝）能迅速集结力量，既得益于“弑逆”这一道德制高点的号召力，也离不开沈庆之、柳元景等实力派的支持，更关键的是，他通过檄文传递的“大义”旗帜，精准击中了当时士大夫对君臣伦理的坚守。
人物群像的刻画中，多重人性得以彰显。沈正以“无父无君之国”的呐喊，撕开了顾琛“待四方响应”的务实外衣，展现了乱世中士大夫的道德勇气；颜延之面对刘劭的质问时“竣尚不顾老臣，安能顾陛下”的回答，既暗藏机锋又保全自身，堪称乱世中的生存智慧；沈庆之对王僧达的预判与颜竣在刘骏病重时的独撑大局，则凸显了识人用人与临危决断在权力斗争中的关键作用。
军事决策的对比更显戏剧性。刘劭既盲目自信于“素习武事”，又在危机时刻摇摆不定——萧斌“决战梁山”的建议与刘义恭“养锐待期”的策略形成冲突，而他最终“力战决之”的选择，看似强硬实则暴露了战略思维的匮乏。反观柳元景“舍水战就步战”的决策，以及刘骏军队在主帅病重时的高效运转，展现了对手在军事部署与内部协调上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动乱中“伦理”与“现实”的张力贯穿始终。刘劭因“弑父”失去合法性，即便掌控京城也难以服众；而刘骏一方正是利用这一伦理优势，将军事行动包装成“清君侧”的正义之举。但细究之下，各方的“义举”实则仍跳不出权力争夺的内核——随王诞的倒戈、周峤的犹豫与丘珍孙的斩将投诚，本质上都是对“胜利者”的提前押注。
这段历史也折射出南朝皇权更迭的典型困境：皇族内部的骨肉相残成为常态，道德口号往往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刘劭的速败与刘骏的崛起，看似是“正义战胜邪恶”，实则是新一轮权力洗牌的开始，而普通民众与士兵，始终不过是这场博弈中的棋子。这种以伦理为幌子、以实力为根本的权力游戏，恰是南朝政治“乱”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