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州给太尉刘裕献上了一个琥珀枕。刘裕知道琥珀能治疗刀伤，得到后特别高兴，让人把琥珀枕捣碎，分给即将北征的将士们。
刘裕任命世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让他监管太尉留府的事务。刘穆之担任左仆射，同时兼任监军、中军二府的军司，住进东府，全面负责朝廷内外的事务。任命太尉左司马东海人徐羡之作为刘穆之的副手，左将军朱龄石负责守卫宫殿和官署，徐州刺史刘怀慎负责守卫京城，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裕负责处理扬州留守事务。刘怀慎是刘怀敬的弟弟。
刘穆之在朝廷内总管政务，对外供应军队物资，做决策那叫一个快，事情从不会积压。来找他的宾客像车轮辐条聚集到中心一样多，各种诉求千奇百怪，朝廷内外的人都来向他咨询、汇报，台阶和屋里都站满了人。他一边看着文书处理诉讼，一边亲手写回信，耳朵听着别人说话，嘴里还能同时回应，几头都不耽误，事事都能安排得妥妥当当。而且他喜欢招待宾客，整天说说笑笑，一点都不觉得累。稍微有点空闲时间，他就亲自抄写书籍，认真校对审定。他这人生活奢华豪放，吃饭的时候，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一顿饭总要准备够十个人吃的，从来没有自己单独吃过简单的饭。他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家里本来很穷，以前生活常常缺这少那。自从当官以来，虽然一直想着节俭，但早晚日常所需，还是稍微有点太丰盛了。除了这方面，我绝对没有一点对不起您的地方。”中军咨议参军张邵对刘裕说：“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您一定要有长远的考虑。要是刘穆之突然遭遇不幸，谁能代替他呢？您的大业现在这么大，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您打算怎么安排呢？”刘裕说：“这事儿自然就托付给刘穆之和你了。”
丁巳日，刘裕从建康出发，派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带领步兵从淮河、淝水向许昌、洛阳进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奔赴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奔赴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带领水军从石门出发，由汴水进入黄河，让冀州刺史王仲德督率前锋各军，开通巨野泽进入黄河。刘遵考是刘裕的堂弟。刘穆之对王镇恶说：“主公现在把讨伐后秦的重任交给你，你可要好好努力啊！”王镇恶说：“我要是不能攻克关中，发誓不再渡过长江！”
刘裕出发后，青州刺史檀祗从广陵擅自率领军队到涂中去围剿逃亡的罪犯。刘穆之担心檀祗会趁机叛乱，就商量着要派兵去。当时檀韶担任江州刺史，张邵说：“现在檀韶占据长江中游，檀道济是军队的先锋，如果我们表现出对檀祗有怀疑的迹象，那整个大局就危险了。不如主动派人去慰劳，看看他到底什么想法，肯定不会有什么祸患的。”刘穆之这才打消了派兵的念头。
当初，北魏皇帝拓跋嗣派公孙表去讨伐白亚栗斯，还叮嘱他说：“一定要先跟后秦在洛阳的守将互通消息，让他们防备黄河南岸，然后再出击。”公孙表还没到，那些胡人就废掉了白亚栗斯，重新拥立刘虎为率善王。公孙表觉得胡人内部已经离心离德，肯定会失败溃散，于是就没通知后秦的将领，直接出击，结果被刘虎打得大败，士兵死伤惨重。
拓跋嗣和大臣们商量说：“这些胡人叛乱都一年多了，去讨伐也没成功，他们人数又多，造成的祸患越来越严重。现在正是秋天，不能再征调军队，以免耽误百姓的农事，这可怎么办呢？”白马侯崔宏说：“胡人的人数虽然多，但没有厉害的将领带领他们，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公孙表他们带领的军队，人数倒不是不够，只是法令不严明，指挥不当，才导致失败。要是能派一位向来有威望的大将，带领几百骑兵去统领公孙表的军队，就没有打不赢的。相州刺史叔孙建之前在并州的时候，胡人、魏人都敬畏他，其他将领都比不上，可以派他去。”拓跋嗣听从了这个建议，任命叔孙建为中领军，督率公孙表等人去讨伐刘虎。九月戊午日，叔孙建把刘虎打得大败，斩杀一万多人，刘虎和司马顺宰都死了，俘虏了十多万胡人。
太尉刘裕到了彭城，朝廷又让他兼任徐州刺史，任命太原人王玄谟为从事史。
当初，王廞兵败的时候，和尚昙永把他的小儿子王华藏了起来，让王华提着包袱跟在自己身边。关卡巡逻的士兵觉得可疑，昙永就大声呵斥王华说：“你这小奴才，怎么还不快走！”还打了他几十下，王华这才得以逃脱。后来遇到大赦，王华回到吴地。因为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王华一直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素食，不跟人交往，也不出去做官，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刘裕听说王华很贤能，想任用他，就公布了王廞去世的消息，让王华服丧。守丧期满后，征召他做徐州主簿。
王镇恶、檀道济进入后秦境内，一路势如破竹，所到之处都打了胜仗。后秦将领王苟生献漆丘城向王镇恶投降，徐州刺史姚掌献项城向檀道济投降，其他各处的屯守将领也都望风归附。只有新蔡太守董遵坚决不投降，檀道济攻下了他的城池，抓住董遵并把他杀了。接着又攻克许昌，俘获了后秦颍川太守姚垣和大将杨业。沈林子从汴水进入黄河，襄邑人董神虎聚集了一千多人前来投降。太尉刘裕任命他为参军。沈林子和董神虎一起攻打仓垣，把仓垣攻克，后秦兖州刺史韦华投降。但董神虎擅自回到襄邑，沈林子就把他杀了。
后秦东平公姚绍对后秦皇帝姚泓说：“晋军已经过了许昌，安定这个地方孤立偏远，很难救援和守卫，应该把那里的镇守百姓迁到内地，充实京城周边，这样就能得到十万精兵。就算晋军和夏军一起侵犯，也不至于亡国。不然的话，晋军攻打豫州，夏军攻打安定，那该怎么办呢？现在事情已经到了关键时候，应该尽快做决定。”左仆射梁喜说：“刘公姚恢很有威名，岭北的人都害怕他，安定的百姓和赫连勃勃已经结下了深仇，按道理应该拼死坚守，不会有二心。赫连勃勃终究不可能越过安定来侵犯京城；要是没有安定，敌人的骑兵肯定会打到郿县。现在关中的兵力足够抵御晋军，没必要自己先削弱自己。”姚泓听从了梁喜的建议。吏部郎懿横偷偷对姚泓说：“姚恢在广平公叛乱的时候，对陛下您有忠诚和功勋。自从陛下您登基继承皇位，还没有给他特别的赏赐来报答他的心意。现在把他放到外面，让他处于危险的境地，在朝廷内部又不让他参与权力，安定的百姓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又靠近敌人，十分危险，十户人家有九户都想南迁。如果姚恢带着几万精兵，大张旗鼓地向京城进军，这难道不会给国家带来麻烦吗？应该把他召回朝廷，安抚他的心。”姚泓说：“姚恢要是心怀不轨，把他召回朝廷，反而会加速灾祸的到来。”姚泓又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王仲德带领水军进入黄河，快要逼近滑台。北魏兖州刺史尉建胆小懦弱，率领众人弃城而逃，向北渡过黄河。王仲德进入滑台后，对外宣称：“晋军本来想用七万匹布帛向魏国借道，没想到魏国的守将竟然弃城跑得这么快。”北魏皇帝拓跋嗣听说后，派叔孙建、公孙表从河内前往枋头，接着带兵渡过黄河，在滑台城下斩杀尉建，把他的尸体扔到河里。然后拓跋嗣派人呼喊王仲德的士兵，询问他们入侵的情况。王仲德让司马竺和之回答说：“刘太尉派王征虏将军从黄河进入洛阳，去清扫晋朝先帝的陵墓，不敢对魏国构成侵犯。魏国的守将自己放弃滑台离开，王征虏将军只是借这座空城让士兵休息一下，很快就会向西进发，这对晋、魏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会有什么损害，你们何必扬起军旗、敲响战鼓来显示威风呢！”拓跋嗣让叔孙建把这些话带给太尉刘裕，询问他的意思，刘裕言辞谦逊地道歉说：“洛阳是晋朝的旧都，却被羌人占据着；晋朝想要修复先帝陵墓的想法已经很久了。那些叛逆的宗族，像司马休之、司马国璠兄弟，鲁宗之父子，都是晋朝的大害虫，而羌人收留他们，给晋朝带来祸患。现在晋朝要讨伐羌人，想向魏国借道，不敢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北魏河内镇将于栗磾很勇猛，在黄河边修筑堡垒来防备敌人入侵。刘裕给他写信的时候，在信上题“黑槊公麾下”。于栗磾喜欢拿着黑色长矛来彰显自己，所以刘裕就用这个称呼他。北魏于是任命于栗磾为黑槊将军。
冬天，十月壬戌日，北魏皇帝拓跋嗣前往豺山宫。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前后的政治军事布局，生动展现了一个时代枭雄的治国智慧、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以及乱世中权力博弈的复杂逻辑。字里行间既有惊心动魄的战略抉择，也暗藏着影响历史走向的细节伏笔，值得从多重维度深入解读。
雄主气度：从“碎枕赐军”看刘裕的领导力
开篇“宁州献琥珀枕于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创，得之大喜，命碎捣分赐北征将士”的记载，看似简单却极具象征意义。琥珀在古代是珍贵的药材，尤其擅长治疗刀枪外伤，刘裕将贡品直接捣碎分赏将士，这一决策背后蕴含着三层领导力智慧：
--务实主义的军事观：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战斗力直接取决于体能与伤势恢复速度，刘裕深谙“器械不如士气，珍宝不如军心”的道理，将奢侈品转化为军事实用资源。
--情感共鸣的激励术：通过“碎枕”这一极具仪式感的行为，向将士传递“同甘共苦”的信号，比空洞的训话更能激发士气。
--战略优先级的清醒认知：北伐大业中，个人享乐让位于军事需求，展现出创业者“舍小利谋大局”的格局。
这种“重物用、轻虚饰”的风格，贯穿刘裕政治生涯始终，也是他能在门阀林立的东晋脱颖而出的核心特质。
制度构建：刘穆之的“超级管家”模式与权力平衡术
刘裕北伐前的人事安排，堪称古代军事政治制度设计的典范。以世子刘义符监留府事为名义核心，刘穆之总摄内外为实际操盘手，徐羡之、朱龄石、刘怀慎等分工制衡，形成了一套“前线作战—后方留守—京师防卫”的闭环体系。其中刘穆之的角色尤为关键：
--高效行政的极限状态：“目鉴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赡举”的记载，生动描绘了这位“超级管家”的多线程工作能力，这种“决断如流，事无拥滞”的行政效率，为刘裕解除了后顾之忧。
--坦诚相待的君臣关系：刘穆之直言“朝夕所须，微为过丰”却“一毫不以负公”，展现出乱世中难得的政治坦诚；刘裕则给予其“内外总摄”的绝对信任，这种基于能力认可与道德约束的君臣默契，成为东晋末年政治稳定性的重要支柱。
--潜在危机的预警机制：张邵“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的提问，精准预判了东晋政治“人治依赖症”的致命缺陷，为后来刘穆之去世后刘裕班师埋下伏笔。
军事博弈：北伐战略与魏秦外交的攻防战
刘裕的北伐部署体现了其“多路协同、虚实结合”的军事思想：王镇恶、檀道济主攻许洛，沈田子、傅弘之侧击武关，沈林子水军入河，形成对后秦的合围之势。而王镇恶“不克关中，誓不复济江”的誓言，更彰显了北府兵的锐气。
与此同时，北魏与后秦的互动构成了另一重博弈维度：
--北魏公孙表攻白亚栗斯的失败，反衬出叔孙建的军事才能，展现了古代战争中“将才决定成败”的朴素规律；
--后秦内部关于“迁安定镇户”的争论，暴露了其决策层的战略短视——梁喜对刘公恢的过度信任与对赫连勃勃的轻视，最终导致后秦陷入“晋攻豫州，夏攻安定”的两线困境；
--刘裕与北魏的“滑台之争”则体现了外交辞令的艺术，“清扫山陵”的借口既维护了东晋正统性，又给北魏留足颜面，而“黑槊公”的称谓更成为军事外交中的经典细节。
人性光辉：乱世中的忠义与隐忍
史料中穿插的王华故事，为冰冷的战争叙事增添了人文温度：昙永以“棰之数十”的机智救下王华，王华“布蔬食，绝交游不仕十余年”的守孝之举，展现了乱世中坚守道义的人性光辉。刘裕“发廞丧，使华制服”的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对忠义者的尊重，也暗含着“收编人才”的政治智慧，这种“恩威并施”的驭人术，是其整合东晋各方势力的重要手段。
历史启示：成功要素与潜在风险的双重镜像
这段史料堪称一幅乱世成功学的全景图：刘裕的雄才大略、刘穆之的行政能力、北府兵的军事锐气、人才吸纳的开放心态，共同构成了北伐初期所向披靡的基础。但同时也暗藏着危机伏笔：过度依赖刘穆之的个人能力、对继承人刘义符的安排过于仓促、后秦内部矛盾的误判，都为后来的历史转折埋下种子。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这段记载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核心命题：在制度崩坏的乱世，个人能力可以创造奇迹，但唯有建立可持续的制度体系与人才梯队，才能将一时的军事胜利转化为长久的政治成果。刘裕北伐的兴衰，恰是这一命题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