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诺进了校门,没急着往教学楼走,就在前院晃荡。济南一中的前院不大,从校门到教学楼也就三四十步的路,中间有个花坛,圆形的,砖砌的边,里头种着几棵月季。十一月底了,月季早谢了,剩几根光秃秃的枝条戳在土里,跟插了几根筷子似的。花坛边上搁着几条长板凳,木头都坐得发亮了,是学生课间歇脚用的。冯诺走过去,拿手在板凳面上抹了一把,看了看手心——没灰。有人擦过,擦得还挺勤。
前院两边种着两排枫树,这个时候叶子全红了,红得跟染过似的。地上落了一层,厚的地方能没过鞋面,薄的地方也能埋住脚后跟。几个学生正拿着大扫帚扫落叶,扫成一堆一堆的,堆在树根底下,跟一个个小坟包似的。有个男生扫得认真,大扫帚“唰唰”地响,扫完了拿簸箕撮,撮完了倒进麻袋里,麻袋搁在板车上,板车已经装了大半车了。另一个女生拿着个夹子,在捡树坑里的烟头——也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抽的,扔得满地都是。
冯诺一手插兜,一只手扶着书包带,书包只背了一个肩,另一个肩带垂在胳膊肘那儿晃荡。他走得慢,左看看右看看,跟逛公园似的。扫落叶的学生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接着扫,没人搭理他。冯诺心里想的是:这学校还行,比我上辈子那个强。上辈子那个精神病院,院子里也有几棵树,种的什么忘了,反正一年到头都是绿的,跟塑料的似的。这个好歹是真树,叶子是真红,落叶是真多。
王校长送走了牛大力,骑着自行车从校门口追上来。他骑得急,车轱辘碾过一堆落叶,“咔嚓咔嚓”响了几声,车把歪了一下,赶紧捏闸。他一条腿撑在地上,另一条腿还跨在车梁上,冲着冯诺的背影喊了一声:
“那个冯诺!给我站住。”
冯诺停下来,回过头。
王校长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想起来冯诺是谁了。他骑在自行车上,看着冯诺那张脸,脑子里跟翻报纸似的,“哗啦哗啦”翻了好几页——想起来了。去年还是今年初,报纸上登过一张照片,黑白的,模糊得跟水墨画似的,底下配了一行字,好像是“鲁豫保安司令冯诺视察某地”。照片上的冯诺穿着军装,站在一群人中间,年轻得过分,脸绷得紧紧的。王校长当时看了报纸还嘀咕了一句:“这么年轻?”后来跟教育局张局长喝酒,张局长喝高了,提了一句“咱山东地面上的事儿,冯长官说了算”,王校长才知道这张年轻的脸意味着什么。
但他为什么不戳破?
他当了这么多年老师,校长也当了这么多年,能看不出一个眉眼高低吗?今天他上班的时候就看出来校门口不对劲了——卖糖葫芦的老张,他认识,现在变成小张了,修鞋的老李也是生面孔,以前校门口修鞋的是个瘸腿老头,姓赵,怎么换成这个了?还有那个扫地的老大妈,他从来没在学校周边见过。自己学校外边摆摊的,卖早点的、卖文具的、卖小吃的,哪个是他这个当校长的不认识的?今天全换了。
但他不敢说自己认出来了呀。人情世故,他懂。当了一辈子教书匠,别的本事没有,看人下菜碟的本事那是炉火纯青。这位爷今天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来了,那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你要是戳破了,他脸上挂不住;他脸上挂不住,你前途就到头了。王校长在济南一中干了二十年校长,靠的就是三个字——装糊涂。
所以王校长该怎么办?装呗。装得自己没有认出来。反正冯诺也不是经常上报纸,其实也就上过一两次,都是黑白的,模糊得跟雨天的窗户似的,认出来的人基本没有。他王校长恰好是一个读报纸的,又恰好跟张局长喝过几回酒,才把这张脸跟那个名字对上号。换个人站在这儿,打死也认不出来。
王校长从自行车上下来,把车支好,走到冯诺跟前,伸手拉住他的胳膊,语气里带着一股子“我是校长你得听我的”的劲儿:
“跟我走。直接去我的班。”
冯诺被他拉着,没挣,跟着走了两步,问了一句:“你还代课呀。”
“我教高三。”王校长说着,心里飞快地转着:高三几班来着?他刚才在门口看了手续,上面写的是“高三一班”,他自己带的是一班。不对,他带的是三班。手续上写的是“高三一班”,但一班是年级主任老孙带的,他把冯诺签到自己班了,签字的时候写的是“高三一班”,可他的班是三班。这不对。他得改口。
他清了清嗓子,赶紧补了一句:“你是高三吧?”
冯诺点点头。他心里想的是:高三。我没有上过高三,上到高二就进精神病院了。算球吧,反正就待上几天,就回去了。
王校长看见他点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提起来——落在“他没否认”,提在“他没否认但也没说自己是几班”。算了,不问了,问多了露馅。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挺直腰板,板着脸,保持一个校长应有的形象。怎么也得让这位爷——不对,祖宗——玩够了再说。玩够了,走了,他王校长的腰和胳膊就算是保住了。
上课铃响了。对,这个高中已经用上电铃了,不是手摇的。走廊柱子上的铁盒子里“叮铃铃”响了一阵,声音大,传得远,前院后院都能听见。学生们听见铃声,开始往教学楼跑,扫落叶的把大扫帚往板车上一扔,拎着簸箕就跑;捡烟头的女生把夹子往兜里一揣,跟着人流往里涌。
王校长也赶紧拉着冯诺快步走,穿过前院,往教学楼去。高三的教室都在一楼,这样方便,不用爬楼。王校长一边走一边说:“高三三班,在一楼。高三都是在一楼,这样方便。”
冯诺“嗯”了一声,眼睛看着走廊两边的教室。教室门开着,能看见里头一排排桌椅,黑板上写着“距离期末考试还有四十天”,用红粉笔写的,底下还画了个笑脸。现在的高中,怎么说呢,有压力吗?有,但是没有那么大。毕竟没有早晚自习,五点就下学了,可以走读,可以住校,大部分学生都是既走读又住校,想走就走,想住就住。想想都舒服。冯诺心里嘀咕了一句:五点放学。上辈子那个精神病院,五点还没放饭呢。不敢想,不敢想。
三班在教学楼最东头,门朝南,窗户朝北,冬天晒不着太阳,夏天倒是凉快。教室里坐着四十五个人,男女生分坐两边,左边是男生,右边是女生,各坐各的,中间隔着一道过道,泾渭分明。都是独立座位,没有同桌,桌子跟桌子之间拉开一尺宽,课桌是新的,椅子也是新的,桌面上刻着各种涂鸦,有画小人的,有写字的,有拿圆规扎出来的洞。王校长站在讲台上,敲了敲黑板擦,底下叽叽喳喳的声音立刻停了。学生们很安静,毕竟校长亲自带的班,能不规矩吗?不规矩的早就让王校长收拾服了。王校长收拾学生不用打不用骂,他往你跟前一站,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你,看够三十秒,你就得自己低下头。
冯诺站在讲台旁边,还是一手插兜,一手扶着书包带,歪着肩,书包在屁股后头晃荡。他看了一眼底下,四十五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男生看他的眼神里有好奇的,有打量,有不以为然的;女生看他的眼神里有好奇的,有打量,有拿手挡着嘴跟旁边人嘀咕的。冯诺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就是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过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同学,刚刚转到我们班,叫冯诺。大家欢迎!”王校长说道。
底下掌声响起来了,但稀稀拉拉的,跟夏天的雨点子似的,东一下西一下,有的男生拍了两下就停了,有个男生根本没拍手,拿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算是给面子了。
“热情点!”王校长强调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股子“你们给我懂点事”的意思。
底下的掌声这回大了起来,噼里啪啦的,响了五六秒才停。
冯诺还是那副黄毛的德行,站在那儿,没鞠躬,也没说“大家好”,就那么站着。
王校长指着前排的两个男生说道:“张有才,马福寿,你们去后勤给新同学搬套桌椅。”
那两个男生站起来。张有才瘦高个儿,脸长,鼻子也长,站起来跟根竹竿似的;马福寿矮胖,圆脸,眯缝眼,站起来跟个球似的。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往门口走,走到冯诺旁边的时候,张有才看了冯诺一眼,马福寿也看了冯诺一眼,三个人谁也没说话。
王校长又对着冯诺说道:“这位同学,待会你坐——”他手指头在教室里点着,给冯诺找位置。前排?不行,前排太显眼。后排?也不行,后排太远,万一这位祖宗有事,他招呼不着。中间?中间好,中间不显山不露水,两边都有人挡着。王校长的手指头从第一排划到最后一排,又从最后一排划回来,最后停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
“坐窗户边。”
窗户边那是空的,干干净净的。窗外是教学楼东边的一条小路,路边种着一排冬青,再往外就是学校的围墙了,围墙外头是一条巷子,巷子那头通着大街。
等到桌椅搬过来放好,冯诺走过去,把书包往桌上一搁,一屁股坐下,两条腿伸到桌子底下,手还插在兜里。
王校长站在讲台上,看着冯诺坐好了,心里舒了一口气——坐好了就行,坐好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一半了。他清了清嗓子,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道数学题,开始上课。
冯诺坐在窗户边,把书包拉链拉开,掏出那本《国文》搁在桌上,又掏出《代数》压在底下,铅笔搁在笔槽里,本子摊开。做完这些,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黑板上的数学题,又低下头,看了一眼《代数》的封面,心里想的是:这题我会。上辈子在精神病院,有个病友是数学老师,教了我半年微积分。这道题是二次函数,闭着眼睛都能解。
但他没举手,没说话,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黑板,手搁在桌上,手指头在桌面上无声地敲了两下。
王校长在讲台上讲着课,眼睛时不时往窗户边瞟一眼。瞟到冯诺规规矩矩坐着,没捣乱,没睡觉,没拿钢笔在桌上刻字,他心里又舒了一口气。还行,这位祖宗暂时没惹事。他得把课上完,上完了赶紧回办公室喝口茶,压压惊。今天这堂课,他讲得格外认真,板书格外工整,连声音都比平时洪亮了几分。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校长今天怎么了?吃错药了?
冯诺听了一会儿课,觉得没意思,从书包夹层里摸出那把勃朗宁,搁在桌斗里,拿书包挡着。他低头看了一眼,又把书包往前拉了拉,把枪挡严实了。
窗外,一阵风吹过来,枫树叶从树上掉下来,打着旋儿落在窗台上。冯诺看了一眼那片叶子,红得跟染过似的,跟他上辈子精神病院院子里那棵假树上的叶子差不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