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夜，北平恭王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桌上的燕窝鱼翅剩了大半，啤酒瓶空了好几排。在座的东北军将领们该撤的都撤了，该散的都散了，只剩下张学良和徐树铮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两杯茶，一碟花生米，一碟瓜子，还有半碟没吃完的驴打滚。屋里的暖气烧得足，窗户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汽，窗外的夜色被模糊成了一团墨。
张学良靠在沙发背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也没放下。他的目光落在徐树铮脸上，带着一种年轻人看偶像时才有的光。那种光不是崇拜，是一种“我终于有机会跟这个人说几句真心话”的珍惜。
他年轻的时候，徐树铮是他的偶像。不是之一，是唯一。皖系操盘手，收复外蒙的大功臣，段祺瑞的“小扇子”。张作霖提起徐树铮，语气永远是“又铮先生”，不是“徐树铮”。他爹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徐树铮算一个。他服徐树铮什么？服他的胆量，服他的谋略，服他的“敢”。敢杀陆建章，敢怼段祺瑞，敢坑张作霖，敢跟全天下叫板。他张学良这辈子也想这么狂，但他狂不起来。是不敢，是不能。他爹留给他的摊子太大，他得撑着。
他放下茶杯，身体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看着徐树铮的眼睛。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带着一种“我这个问题想了很久”的认真。
“又铮先生，您就不担心——像杨宇霆一样？”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那一瞬间很短，但两个人都感觉到了。徐树铮端着的茶杯停在半空中，杯口离嘴唇不到一寸，但他没有喝。他看着张学良的眼睛，看了两秒钟，然后把茶杯轻轻地放回了茶几上。杯底磕在红木桌面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晰，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
徐树铮当然听懂了。杨宇霆，他的老同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29年1月10日，在老虎厅被张学良枪杀。罪名是“阻碍国家统一”“图谋不轨”。真实原因是——张学良觉得他管得太宽，觉得自己被挑衅、被威胁、不舒服。杨宇霆不听他的，搞小团体，老是用长辈的身份来教育他。张学良忍了几年，终于没忍住。枪响了，人死了。
徐树铮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终于问了这个问题的”淡然。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得他皱了皱眉，但他咽了下去。他把杯子放下，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嗒嗒，节奏很慢，像是在给脑子里那个正在飞速运转的机器打节拍。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滋滋的响声，和窗外远处胡同里传来的狗叫声。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带着一种“我不跟你绕弯子”的直接。
“那杀了杨宇霆，你得到了什么？”
一个问句，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叶从树上飘下来。但那片落叶落在地上的时候，重得像一块石头。张学良的瞳孔缩了一下。他没有立刻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答不出来。他张了张嘴，又合上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着，嗒嗒嗒，节奏杂乱，像他的心情。
他得到了什么？
他杀了杨宇霆之后，东北军里那些士官派的人——杨宇霆的旧部、同窗、门生——一个个对他敬而远之。不是造反，不是对抗，就是——出工不出力。你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但干得敷衍，干得勉强，干得不情不愿。你跟日本人谈判，他们不反对，也不支持，就那么看着。你跟金陵打交道，他们不配合，也不拆台，就那么耗着。他没有得到士官派的忠心，连表面的恭敬都快保不住了。
那些东北军的元老们呢？张作相、汤玉麟、汲金纯——这些人，现在也好像跟他不是一条心。阳奉阴算不上，对他就是能哄就哄着，不翻脸，不亲近。你在北平打麻将，他们不管。你在天津听戏，他们不问。你在东北整军，他们说“少帅英明”。然后转过身去，该干嘛干嘛，一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了。
张学良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
他得到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得到。他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
他睁开眼，看着徐树铮。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后悔，不是愤怒，是一种“我现在知道了，但已经晚了”的苦涩。
“现在看了，你已经知道自己杀杨宇霆是不是对的了。”徐树铮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一潭死水，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他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茶还是凉的，但这次他没有皱眉。
张学良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替他说了。他知道错了。不是不该杀，是不该那么杀。不是杀错了，是杀早了。不是杀早了，是杀了之后没有收拾残局。他杀了杨宇霆，然后呢？然后就没了。没有安抚士官派，没有整顿元老派，没有填补权力真空。他以为杀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结果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更多了。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徐树铮以为他睡着了。久到茶几上的茶又凉了半截。他抬起头，看着徐树铮，又问了一遍。这次的声音比刚才小，带着一种“我知道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但我还是想问”的倔强。
“先生，您不担心吗？”
这次他没叫“又铮先生”，叫的是“先生”。称呼的差别，意味完全不同。“又铮先生”是客套，“先生”是尊称，是亲近，是“我把你当自己人”。
徐树铮看着他，看了两秒钟。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终于问对了问题”的欣慰。他靠在沙发背上，两只手交叉搁在肚子上，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不担心。我们小司令的性格决定了，他对自己人是很宽容的。”
他没有说“冯诺不会杀我”，没有说“我跟冯诺的关系比我跟段祺瑞还铁”，没有说“我有利用价值，他舍不得杀”。他说的是——“他对自己人是很宽容的”。什么叫“自己人”？听他的话，干他的活，不跟他对着干。徐树铮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冯诺的“自己人”，至少现在还不是。但他正在努力成为“自己人”。只要他不像杨宇霆那样——管得太宽，挑衅主帅，搞小团体，用长辈的身份教育人——冯诺不会杀他。冯诺那个人，连起床都懒得起，杀人？他懒得杀。
张学良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倒是想得开”的无奈。他端起茶壶，给徐树铮续了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冲进茶杯，茶叶在杯中翻卷，像一朵朵正在绽放的花。他放下茶壶，端起杯子，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咽了。
“先生，您在我们家待过，知道我爹的脾气。他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您算一个。”
徐树铮的嘴角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知道”的淡然。
“您知道我最佩服您什么吗？”张学良的语气忽然变得轻松了起来，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不是您收复外蒙，不是您杀陆建章，是您——狂。狂到没边，狂到谁都敢得罪，狂到死了一次还不改。”
徐树铮看着他，眼睛眯了一下。“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夸您呢。”张学良笑出了声，笑声不大，但很真诚，“我爹说，又铮先生这个人，有十分本事，十二分脾气。本事大，脾气更大。但他又说，有本事的人，脾气大点正常。没本事的人，脾气大是找死。”
徐树铮端起茶杯，朝他举了举。“你爹是个明白人。”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各自喝了一口。气氛从刚才的沉重中挣脱了出来，像一艘船驶出了暗礁区，海面又恢复了平静。
张学良放下杯子，忽然想起一件事，眼睛里亮了一下。
“先生，冯司令养的那头骡子，听说特别肥？”
徐树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微笑，不是浅笑，是那种“你怎么知道”的笑，嘴角咧到了耳根，眼角的褶子堆成了菊花。他放下茶杯，身体往前探了探，用一种“我跟你说个秘密”的语气开了口。
“我跟你说啊，那头骡子——你什么时候到济南了可以亲自看看。那叫一个肥！”
他的声音拔高了好几度，像在说一件天大的喜事，双手在空中比划着，形容那头骡子的体形。
“肚子圆得像个大鼓，四条腿撑着浑身的肥膘，走起路来肉一颤一颤的。吃的比兵都好——豆饼、麦麸、玉米面，拌上鸡蛋清。隔三差五还有苹果、胡萝卜，还有两个美国买办送来的进口燕麦。牛大力——就是冯司令的勤务兵——天天给它梳毛，梳得油光锃亮的。”
张学良笑得前仰后合，拍着大腿，眼泪都快出来了。
“哈哈哈哈——一头骡子吃这么好？比我的马吃得都好！”
“你那马算什么？”徐树铮摆了摆手，语气里带着一种“你是没见过世面”的嫌弃，“那头骡子，冯司令从青岛一路骑到栖霞的。那是跟冯司令的革命骡，待遇能差吗？”
张学良笑够了，直起腰，抹了一把眼泪，端起茶杯，朝徐树铮举了举。
“行，下次我去济南，一定去看看那头革命骡。”
徐树铮端起茶杯，跟他碰了一下。
“欢迎。到时候我让人给它扎个红绸子，迎接少帅。”
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笑声在屋子里回荡，穿过窗户，穿过院子，消失在恭王府的夜色中。窗外，北平的夜空很干净，星星一颗一颗的，亮得像钻石。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跟谁打招呼。
茶几上的花生米还剩半碟，瓜子剩了一堆壳。两个人把茶喝完了，徐树铮站起来，整了整衣领。
“汉卿，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张学良也站起来，没有挽留，没有客套，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徐树铮的手。上下摇了摇，力道不轻不重，温度不冷不热。他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先生，东北的事——您看，还有救吗？”
徐树铮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钉钉子。
“有救。得你自己救。”
他松开手，转身走了出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节奏不紧不慢，像一匹远去的老马。
张学良站在会客室里，看着徐树铮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他走回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深吸一口气，望着窗外的夜空。
“自己救……”他喃喃自语，声音小到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远处，徐树铮的汽车发动了，车灯亮了一下，然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处。
张学良关上窗户，转过身，走回沙发边，一屁股坐下去。他端起茶几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苦的。他咽了，放下杯子，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
那头骡子……到底有多肥？
七绝·偶像
恭王府里夜灯红，少帅徐公对坐中。
一句杀人得甚么，问得汉卿哑口穷。
士官派散元老哄，杀完才知两手空。
话锋突转骡子肥，满屋愁云一扫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