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鸡鹅巷。
这地方不起眼，巷子窄得两辆黄包车错车都费劲，墙根的青苔长得比情报处的经费还厚。但住在这条巷子里的人都知道，拐角那栋灰扑扑的小楼，里头坐着的是整个东南半壁最不能惹的人之一——不是因为他枪多，是因为他眼睛多。
戴笠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空白的电报稿纸，笔搁在笔架上，墨已经干了。他保持这个姿势有一阵子了，从秘书推门进来到现在，他一个字都没写。室内的光线不太好，窗户开得小，阳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脸上，半明半暗。
“老板？”秘书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份文件夹，不敢往前，也不敢退。“上边要胶东的情报。冯诺那个小瘪三最近的动向。”
戴笠的眼皮动了一下。他没有看秘书，目光还钉在那张空白的稿纸上，嘴唇微微抿着，腮帮子鼓了一下——那是咬后槽牙的痕迹。
“知道了。”
三个字，淡淡的。淡到像一杯白开水，淡到像什么都没说。但秘书的后背凉了一下，因为他听出了那种“知道了”背后的东西——不是知道了，是知道了也没用。
戴笠确实没用。他派了五批人进胶东，第一批被枪毙了，第二批被枪毙了，第三批还是被枪毙了。第四批他学聪明了，不派生面孔，派了个从胶东本地出来的、跟那边沾亲带故的、说话口音都挑不出毛病的老手。结果人到了栖霞，第三天就没了消息。第五批更绝，人还没到栖霞，在青岛就被截了——不是赵洪昌亲自出手，是一个卖烟的小贩多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就再没见过第二天的太阳。
戴笠的手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哒、哒。声音不大，但节奏很慢，像是在数心跳。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那扇小窗户。巷子里有人挑着担子卖馄饨，热气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在午后的阳光中袅袅上升，像一根细细的白线。馄饨摊旁边蹲着两个小孩，在玩弹珠，一个赢了，一个输了，输了的那个瘪着嘴，赢了的那个笑得像朵花。
一切都很正常。
一切正常得不像话。
戴笠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神里有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沮丧，是一种“我他妈到底输在哪儿”的困惑。他在情报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狡猾的，奸诈的，阴险的，狠辣的。但赵洪昌这个人，他不怕你狡猾，不怕你阴险，不怕你狠辣，他怕你——不讲理。
你派一个特工过去，他毙了；你派两个，他毙一双；你派十个，他毙五双。你换着花样派，他换着花样毙。你派本地人，他查你的祖宗十八代；你派外地人，他连你住哪家客栈都提前知道。你的特工还没开始潜伏，他的督察队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戴笠靠在窗框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日了狗”的苦涩。
“踏马的，赵洪昌你个王八蛋，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秘书站在门口，听见了，没敢接话。戴笠也没指望他接话。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咽得很慢，像是吞一块没嚼烂的骨头。
现在的局面就是——冷冷的风雨在脸上胡乱地拍。不是比喻，是写实。金陵的夏天闷热得像蒸笼，但戴笠觉得冷，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每一道从胶东传来的消息都像一记耳光，啪、啪、啪，扇在他脸上。他的脸不疼，他的心疼。那些人，那些被他派出去、再也没有回来的特工，是他的初创团队。现在不是军统，甚至连“特务处”三个字还没叫响。他手里的人，每一个都是他从各处搜罗来的，有的从军校挖来的，有的从警察系统调来的，有的从江湖上招募来的。这些人对他而言，不是棋子，是本钱。
死一个，少一个。死一批，断一茬。他不知道赵洪昌是怎么做到的，他也不需要知道。他只知道，胶东现在成了所有特工谈之色变的地方。
门被敲了两下。不是秘书那种轻敲，是那种带着一股子“我有话要说”的重敲。
“进来。”
进来的是三个人。走在前面的姓吴，是个站长，四十出头，长脸，梳着一个背头，喜欢斯蒂庞克牌汽车，但他手上沾过血。后面两个也是元老级的，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都是在戴笠手下干了多年的老特务。
三个人站成一排，脸色都不太好看。姓吴的站长还算镇定，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气。他的站长的地盘，被胶东那帮人搅得鸡犬不宁。
“老板，实在没人了。”吴站长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没人敢去了。别的地方潜伏，是刺激；胶东，在赵洪昌眼皮子底下——那是找死。”
戴笠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又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哒、哒。他在看桌面上的那份空白的电报稿纸，白纸黑字——不对，没有黑字，它还是空白的。
姓张的那位往前走了一步，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翻开的文件夹里是一沓照片，黑白的，边缘泛黄，有的模糊，有的清晰。照片上是一个个被绑在柱子上的尸体，脸上的表情已经看不清了，胸口有弹孔，衣服上有编号标签。
“这是第五批。”张姓特务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念天气预报。“六个人，两个在烟台被截住，三个在青岛，还有一个在——在火车上。坐火车去胶东，还没到站，人就被带走了。”
戴笠的目光落在那沓照片上，停了几秒钟，然后移开了。他把文件夹合上，推到桌角。
“赵洪昌现在手下多少人？”
吴站长推了推眼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他的语速不快，但数字念得很顺溜，像是背过很多遍。
“原本督察营一百人，现在改编为督察大队，扩充到两千人。”
戴笠的嘴角抽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你再说一遍”的不可置信。
“两千人。”吴站长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确认这个数字没有错。“两千人，一个整编团的编制。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一应俱全。而且——”
他顿了一下，咽了口唾沫。像是在斟酌要不要说下面的内容。
“而且什么？”戴笠的声音冷了一度。
吴站长深吸一口气，把那个他觉得最离谱的数字吐了出来。
“六门一零五毫米重炮。”
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一瞬。姓张的和姓李的对视一眼，两个人的眼神里写着同一个意思：这不是在说反间谍，这是在说攻城。
戴笠靠进椅背里，椅子的弹簧发出一声惨烈的嘎吱声。他的手从桌面上抬起来，交叉搁在肚子上，目光从吴站长身上移到窗外，又从窗外回到桌面上。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姓李的忍不住往前迈了半步，想说什么，又缩回去了。
戴笠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打间谍需要重炮吗？”
他的目光像是两把刀，戳在空气里，戳在窗外那片闷热的金陵上空，戳在那个他看不见摸不着但恨得牙根痒痒的胶东方向。
“冲锋枪都已经是重火力了。”吴站长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件事”的无奈。“那个狗日的冯诺，居然给赵洪昌那个王八蛋配重炮。他用得上吗？他是去打仗还是去反间谍？”
姓张的补了一句：“也许他两者都干。”
姓李的冷笑了一声：“两千人，带重炮的反间谍大队。你说是反间谍，我说是私军。”
戴笠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那份空白的电报稿纸上。上边要胶东的情报，他拿什么给？拿“我们的人又被毙了”？拿“赵洪昌有六门重炮”？拿“冯诺那个小瘪三还在摇椅上躺着”？
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窗外，馄饨摊的老板开始收摊了，两个小孩还在玩弹珠，巷子里的光线慢慢暗下来。秘书站在门口，手里的文件夹已经被他换了三次手，手心全是汗。
吴站长终于忍不住了。
“老板，现在怎么办？”
戴笠从椅子里直起腰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新笔，拧开笔帽，蘸了墨，在那张空白的电报稿纸上写了一个字。不是“冯”，不是“赵”，是一个“再”字。写完了，他放下笔，靠在椅背里，看着那一个字看了一会儿。
他开口了。
“再派人过去。”
吴站长的眉头皱了一下。
戴笠的声音拔高了一度。
“这次不要搞情报。先潜伏下去。”
吴站长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张嘴想说什么，但看见戴笠的表情，把话咽了回去。戴笠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固执，是一种“我跟赵洪昌杠上了”的倔强。你拔我一根线，我补一根；你拔我一张网，我织一张更大的网。情报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是耐力赛。
姓张的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轻，但屋子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那——派谁去？”
戴笠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你们都不去我去”的狠劲。
“从别处调。不从他这里调。”
吴站长、张姓、李姓三个人对视一眼，谁也没有再说话。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桌面上那支笔的墨汁在笔尖上慢慢凝固的声音。
窗外，巷子里的馄饨摊已经完全收了，两个小孩也回家了。地上的弹珠留下了一个个小坑，像弹坑，像弹孔，像赵洪昌在那边的某个墙角里用刺刀在墙上划的一道道记号。每一道，都是一条命。
戴笠靠在椅背里，闭上眼睛。
他的脑子里有一个画面——不是照片上那些被绑在柱子上的尸体，是一个穿着便装、面无表情的男人，站在胶东的某个墙角里，抽着烟，看着远处的海。他没见过赵洪昌，但他能感觉到那个人的存在，像一根刺，扎在他所有情报渠道的咽喉上。
赵洪昌，你个王八蛋。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七绝·戴笠
鸡鹅巷里暗云沉，五批人马尽成尘。
莫道胶东无间道，赵某重炮镇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