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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诺躺在摇椅上,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窗外的训练场上,新兵们正在列队,口号声、脚步声、教官的哨子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了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他把毛毯拉到胸口,眼睛半睁半闭,看起来像是在晒太阳,但他的脑子里一点都没闲着。

他在想中原大战的事。

1930年5月1日,老蒋在金陵发表了讨阎、冯誓师大会,通电全国,正式宣战。这个消息是今天早上从电台里收到的,报务员译出来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一百多万人的大混战,在龙国近代史上都是头一回。报务员把电文递给冯诺的时候,脸上写满了“要打仗了要打仗了”,冯诺接过来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地把电文折了折,塞进口袋,然后翻了个身,面朝椅背,继续躺着。

他在回忆历史。

他的历史学得不好,尤其是民国史,军阀混战那段,各路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场,名字比他养的骡子的饲料种类还多——豆饼、麦麸、玉米面、鸡蛋清、胡萝卜、进口燕麦——他记不住,但他记住了一些重要的数字。

中原大战,老蒋一方约60万人,反蒋联军约80万人,双方总兵力约140万?不对,是110万?他闭上眼睛想了想,应该是110万左右。西北军冯玉祥约26万人,全部开赴前线;晋军阎锡山约20余万,五个军,两个骑兵师,七个炮兵团;桂军李宗仁,第一方面军,出兵湖南,威胁武汉。

110万人,战线覆盖千里,死伤三十万。

这些数字像虫子一样在他脑子里爬来爬去,爬得他心烦意乱。他翻了个身,毛毯缠住了腿,他挣扎了一下,没挣开,索性不挣了,就那么拧着身子躺着。

“踏马的。”

他忽然骂了一句。声音不大,闷在毛毯里,像一声闷雷从地底下传上来。牛大力正端着茶碗从门口经过,听见了,愣了一下,犹豫了片刻,悄没声地退了出去。他不知道冯诺在骂谁,但他知道这时候进去送茶,茶碗大概率会碎。

冯诺心中的那个念头又冒出来了。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是无数次。那个念头像一根扎在肉里的刺,平时不碰不疼,一碰就疼得他浑身发抖。他厌恶这个世界,厌恶这个时代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110万人在战场上厮杀,三十万人会死,他们的家人会哭,他们的村庄会空,他们的田地会荒——然后呢?然后老蒋赢了,阎锡山冯玉祥输了,各路军阀重新洗牌,地盘重新划分,新的战争在酝酿。

然后,1937年,日本人来了。

冯诺想到这里,心里像被人浇了一桶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底板。他睁开眼睛,看着窗户外的天空。天空很蓝,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院子里的骡子身上,骡子正在嚼苹果,嚼得嘎嘣脆,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地上,引来几只蚂蚁。

冯诺看着那头骡子,忽然觉得自己还不如那头骡子。骡子不用想日本人的事,骡子不用想中原大战的事,骡子不用想军官缺口的事,骡子只需要吃苹果、嚼干草、甩尾巴,然后心安理得地长胖。

他翻了个身,面朝椅背,闭上眼睛。

“报告!”

外号从门口传来,是李立的声音。他的嗓子还没好,但比前几天强多了,至少能喊出声了——只是声音还带着一丝沙哑,像砂纸磨铁,听起来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在调频。

冯诺懒得回答。他的脸埋在毛毯里,眼睛闭着,嘴巴抿着,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个不愿意起床的孩子。李立在门口等了将近十秒钟,确认冯诺没有“进来”的意思,又不敢直接进去,只好站在门槛外面,翻开手里的小本子,开始念。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的咽炎还没好利索,念快了嗓子疼,所以念得很慢,像一个刚学会识字的小学生在读课文。

“金陵方面,有四个重兵集团。老蒋准备亲自带着重兵,沿津浦线北上,攻晋军。刘峙带领第二路重兵,从徐州向西进攻,这是主力中的主力。第三军团集结在漯河,策应徐州方向。陈调元的第四军团为预备军团,布防济宁、菏泽一带——”

他顿了一下,嗓子有点干,咳了两声,把那个含在喉咙里的字吐了出来。

“但是——陈调元不动。”

冯诺的眼皮动了一下。他把毛毯从脸上扒开,露出半张脸,一只眼睛眯着,一只眼睛睁着,看着门口的李立。

“再说一遍。”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隔着一层枕头。

李立又念了一遍。念到“陈调元不动”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这人也太离谱了”的无奈。

冯诺从摇椅上坐了起来。不是慢慢坐,是弹射式——腰腹发力,后背离椅,双脚落地,一气呵成。他的毛毯滑到了地上,牛大力赶紧跑过来捡起来,抖了抖灰,搭在椅背上。冯诺没注意这些,他的目光落在李立脸上,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他怎么不动?这都火烧鼻子了,十一号就总攻了,还有十天——他居然不动?”

冯诺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像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吵架。他的军事能力虽然停留在“炮大欺负炮小、人多欺负人少”的水平,但他知道一件事——打仗要配合。前军冲锋,后军跟进,左右两翼包抄,预备队待命——这是最基本的常识。陈调元的第四军团是预备军团,布防在济宁、菏泽,这个位置刚好卡在津浦线和陇海线的交汇处,进可攻,退可守,是整盘棋的棋眼。

现在棋眼不动了,整盘棋就死了。

李立也很无奈。他的表情写着“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但他的嗓子疼,不想多说话,只是摇了摇头,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他说,不敢动。”

冯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不敢动?怕什么?怕冯玉祥?怕阎锡山?怕——”

李立打断了他的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砸在铁砧上。

“怕第一师。怕您。”

冯诺愣住了。他的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陈调元怕他?陈调元是山东省主席,名义上管着全省的军事力量,手底下两三万人,虽然分散在各个县,但真要集中起来,也不是吃素的。他怕冯诺?他怕一个在胶东割据、兵力两万多、装备全美械、但到现在连个正式番号都没有的“假第一师”?

冯诺想了一下,觉得这个理由有点扯淡,但又好像有点道理。

栖霞和海阳的兵力,两万两千五百人,全美械装备。105毫米重炮不少于五十门,75毫米榴弹炮上百门。这些数字,陈调元知道,刘珍年知道,金陵的特务处也知道。陈调元手里有什么?三个师,番号听着吓人,打开装备库一看——七五炮没有几门,重机枪是老掉牙的,轻机枪不够分,士兵手里的步枪有的还是清末留下来的老古董。拿这些去打冯诺?那不是去打仗,是去送死。

陈调元不傻。

金陵,军政部。

何部长站在墙上挂着的大幅地图前,手里拿着一根细木棍,木棍的一端在津浦线上点了点,又移到陇海线上,再移到徐州,再移到济宁,最后停在菏泽。四个重兵集团,三个已经按照计划进入了预定位置,只有一个——第四军团,陈调元的第四军团——还在原地踏步。

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手指捏着木棍,捏得指节发白。

“这个姓陈的,怎么还不动?”

他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怒气,像一壶烧开了的水,壶盖在突突地跳,随时都会掀翻。参谋站在他身后,手里捧着一沓电报,表情写着“我也不想这样”。他往前迈了半步,翻开最上面那一份,声音尽量放平,但尾音还是忍不住往上翘。

“部长,我们已经催过了。他们说不——”

他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电文上的字,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才继续说:“不敢动。”

何部长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写着“你在逗我”。他的眉毛往上挑着,嘴角往下撇着,整张脸皱成了一个“你再给我说一遍”的形状。

“不敢动?他一个第四军团,几万人马,布防在济宁菏泽,有什么不敢动的?对面是冯玉祥,是阎锡山,不是鬼!”

参谋咽了口唾沫,把电文递过去,声音又低了几分,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他们说——怕第一师干掉他们。”

何部长的嘴角抽了一下。第一师,又是第一师。这个名字从他第一次听到到现在,已经让他头疼了好几个月。刘珍年告状说第一师在胶东扩张,陈调元告状说第一师威胁他的地盘,两个人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从“非法建军”到“冒充番号”,从“擅自扩土”到“图谋不轨”,就差没给冯诺扣一顶“汉奸”的帽子了。

何部长不相信。不是不相信冯诺的存在——他知道有个叫冯诺的小军阀在山东蹦跶,占了个栖霞,又占了海阳,兵力从几百发展到几千,装备还不错。但他不相信的是——冯诺有实力威胁陈调元?陈调元手里几万人,冯诺才几千,怎么威胁?刘峙从徐州向西进攻,后路靠陈调元保障,陈调元说“怕第一师干掉他们”——这是怕还是借口?

何部长越想越气,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烦躁”,从“烦躁”变成了“暴怒”,又从“暴怒”变成了一种“我懒得跟你说了”的疲惫。

“第一师,又是第一师。第一师在陇海线,在跟冯玉祥的人对峙。那个第一师是徐庭瑶,不是冯诺!我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豫省,不在鲁东!他们怎么就是不信呢?”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暴躁,木棍在地图上戳来戳去,戳得纸都破了。参谋站在旁边,不敢接话,连呼吸都放轻了。他当然知道第一师在豫省,他也知道山东那个“第一师”是假的。但陈调元不信,刘珍年不信——或者说,他们不是不信,是“假装不信”。因为只有“假装不信”,才能把锅甩给中央。

何部长骂完了,喘了口气,把木棍往桌上一扔,木棍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滚到地上,他也懒得捡。他重新站到地图前,双手叉腰,望着那片密密麻麻的战线,脑子里的数字在打架。总攻在即,刘峙的部队已经开拔,第三军团已经进入阵地,老蒋的专列已经准备好了——如果陈调元不动,刘峙的侧翼就暴露了。侧翼暴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冯玉祥的骑兵可以从山东直插徐州,切断陇海线,把中央军切成两半。

“部长——那个——”参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小心翼翼的,像是在试探一个地雷的深浅。

“又怎么了?”何部长的声音不耐烦得像一把钝刀子,每个字都在割布。

“特务处的人来了。说是有重要的情报,当面汇报。”

何部长沉默了片刻,松开叉在腰上的手,转过身来,目光里的不耐烦被一丝不安取代了。特务处,那是军事情报机构,专门搜集各方势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情况。他们来汇报,说明事情不小。

“让他进来。”

秘书侧身让开,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四十来岁,瘦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我不想说但不得不说”的沉重。他在何部长的办公桌前站定,立正,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双手递过去,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何部长的耳朵里。

“部长,栖霞、海阳两县出现不明武装。全美械装备,番号——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冯诺。”

何部长的眼皮跳了一下。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但“不明武装”四个字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特务处之前对冯诺的态度是“小股武装,不足为虑”,现在改口说“不明武装”,说明他们已经确认了这支武装的规模。

中年人翻开文件,念了起来,声音平稳得像在念天气预报,但念出来的内容却像一颗颗炮弹,在何部长的心口上炸开。

“105毫米重炮,不少于五十门。美式75毫米榴弹炮,上百门。兵力——两万两千五百人。”

何部长的嘴巴张开了,没有合上。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断裂,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啪”地一下断了。五十门重炮,上百门榴弹炮,两万两千五百人——这些数字和他之前掌握的完全对不上。之前刘珍年说冯诺有两万人,他不信;现在特务处说两万两千五,他——他不得不信了。

“全部美械装备,训练体系参照美军。新兵训练周期二十一天,可达到基本作战要求。”中年人继续念,声音依然平稳,但语速慢了下来,像是在给何部长留出消化的时间,“该部已完全控制栖霞、海阳两县,并正向周边地区渗透。刘珍年的第十七军在其东线受到持续压力,已有部队被打残。陈调元的第四军团不敢轻举妄动,也是因此。”

何部长靠进椅背里,椅子的弹簧发出一声惨烈的嘎吱声,像是在替他叹气。他的手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嗒,每一下都沉甸甸的,像是坟头有人在烧纸。

中年人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声音又低了几分,低到像是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秘密。

“而且——那个地方,我们已经渗透不进去了。冯诺手底下有一个军情处处长,叫赵洪昌。这个人做事极狠,我们派去的弟兄,已经有十几个被击毙了。整条情报线都被他连根拔了。现在栖霞和海阳,我们的消息完全断了,里面发生了什么,外面一点都不知道。”

何部长的敲击停了。

他的手指停在半空中,像一架忽然断电的机器,连呼吸都停了半拍。他的目光从办公桌上的文件移到了墙上那幅大大的地图上,从徐州往北,到徐州,到济宁,到菏泽,到济南,到烟台——他的目光一路北移,最后落在了胶东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上。

栖霞。

那个地方,在地图上只有芝麻那么大,用最小的字体都写不下两个字。但现在,那颗芝麻长成了一颗钉子,钉在胶东大地上,钉在陈调元的腹地,钉在刘峙的后路上,钉在整个中原大战的棋盘上。

陈调元说的是真的。刘珍年说的也是真的。

不是他们没事找事,不是他们夸大其词,不是他们想把责任推给中央——是真的打不过。一个整编团打人家两个连,两千人打三百人,打成了八百人,炮丢了,机枪丢了,脸也丢了。陈调元布防济宁菏泽,不敢动,不是怕冯玉祥,不是怕阎锡山——是怕冯诺。怕那个坐在摇椅上、盖着毛毯、嚼着饼干、连演讲都懒得讲的年轻疯子,趁他主力西调的时候,一口吃掉他的老巢。

何部长缓缓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那口气叹得又深又长,像是要把肺里所有的空气都挤出来,像是在把几个月来积攒的烦躁、愤怒、疲惫、无奈,统统吐出去。他靠进椅背里,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白茫茫一片,像他此刻的大脑,空的。

他真的觉得好累。

中原大战即将打响,各方调兵遣将,战场从河南蔓延到山东,从山东蔓延到安徽,从安徽蔓延到江苏。110万人的大混战,上千公里的战线,几百万吨的物资——这些事,每一件都够他焦头烂额的。

现在又多了一个。

一个躺在摇椅上的疯子。

一个装备着五十门重炮、上百门榴弹炮、两万两千五百人、全美械、番号还是“第一师”的疯子。

这个疯子不在陇海线,不在津浦线,不在任何一个中央军能打到的地方。他在胶东,在陈调元的腹地,在刘峙的后路上,在一张巨大的棋盘上,一个谁都够不着、谁都不敢碰的角落里,躺着。

何部长的目光从天花板收回来,重新落在那份情报上。他拿起那几页纸,又看了一遍,数字还在,一个字都没变。

五十门重炮,上百门榴弹炮,两万两千五百人,二十一天新兵训练周期,全美械装备,赵洪昌,十几个弟兄被击毙,整条线被拔了。

他把情报折了折,塞进抽屉里,又靠进椅背,闭上眼睛。

窗外,金陵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

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

现在最重要的是——拉拢张学良。

至于冯诺——

何部长的手指停了。

他睁开眼,看着地图上那个小小的栖霞,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又像是在问那个已经不存在的空气。

“这个冯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办公室里没有人回答。

只有座钟在嘀嗒嘀嗒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