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章：纸上的烽火
1978年初春，老吴的铁皮饼干盒里，出现了一封特殊的信。
信纸是粗糙的毛边纸，折得整整齐齐。字迹瘦劲，用的是毛笔，一笔一划写得极认真。内容不是求救，而是一首长诗——确切说，是诗的一部分。
《望星空·其七》
“我曾把理想种在星空，
而今星群沉默。
笔在手中，重如铁锚，
墨在砚中，凝成血块。
但总有光要透出，
哪怕从最深的裂缝。
因为有人还在等待，
等待纸上烽火重燃。”
诗没有署名，但信角有个极小的标记：一片枫叶的轮廓。
老吴不懂诗，但他认得这个标记。几年前，他在旧书摊收到过一本诗集，扉页就有这个标记。摊主说，这本子是“那个人”用过的。
“那个人”叫沈墨，诗人，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西北，十几年没有音讯。但在地下读书圈里，他的名字还在悄悄流传。
老吴犹豫了。救一个诗人？按照现在的标准，这属于“不该救”的范畴。沈墨的问题还没结论，救他等于冒险。
但那些诗句，像有生命一样，在老吴心里挠着。
最后，他把信放进了饼干盒。
李建国看到这封信时，正在给顾平章配调理心脏的药。读完诗，他放下药杵，把诗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诗是密码。沈墨在说：我身体还没垮，精神还在，还能写。但我需要帮助——不是治病的帮助，是让作品能传出去、能被人看到的帮助。
这比治病更复杂，也更危险。
李建国查了沈墨的情况。六十一岁，在甘肃某个农场改造，患有关节炎和严重的胃病。这些年，他一直在偷偷写作，作品藏在各种地方：墙缝、炕洞、甚至埋在地下。但农场环境恶劣，纸张受潮，墨水褪色，很多手稿已经损毁。
他需要的不是药，是纸，是笔，是保存手稿的方法。
还有，一个能把作品带出去的渠道。
李建国想了三天。
第四天，他让林卫东查了那个农场的监管情况。林卫东带回的消息不乐观：农场管理严格，沈墨属于重点监管对象，信件都要检查。
“不过，”林卫东说，“农场场长是我一个战友的老部下。可以打个招呼，让监管松一点——但不能太明显。”
“够了。”李建国说。
他设计了一套方案。
第一步，改善沈墨的身体状况。关节炎和胃病都不致命，但折磨人。他配了药丸：治关节炎的用独活、桑寄生、秦艽；治胃病的用黄芪、白术、茯苓。做成很小的蜜丸，混在枸杞里——沈墨的家人可以寄枸杞，不引人注意。
第二步，提供写作材料。他准备了一批特制的纸：用宣纸和棉纸混合，经过特殊处理，防潮防蛀。还有几支钢笔，墨囊是特制的，用的是耐水墨水。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寄，要拆散，分批，混在其他物品里。
第三步，建立传递渠道。农场有个老职工，女儿在北京上学，受过沈墨早年的帮助。这个女孩可以成为联络人——她寒暑假回农场，可以带东西进去，带东西出来。
整个计划需要时间，也需要运气。
但沈墨的信里有一句话，让李建国决定冒险：“因为有人还在等待，等待纸上烽火重燃。”
是的，有人在等待。等待那些被压抑的思想，被禁锢的才华，重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批药和纸，在1978年清明节前后，送到了沈墨手中。
传递过程比想象中顺利。那个女孩回农场时，带了一包“北京特产”：茯苓饼、果脯、还有一包枸杞。枸杞里混着药丸，茯苓饼的包装纸是特制的——双层，中间夹着那种防潮纸。
女孩按交代，把东西交给沈墨时，只说了一句：“北京的朋友问您好。”
沈墨什么也没问，只是深深看了女孩一眼。
一个月后，老吴收到回信。还是毛边纸，还是毛笔字，这次不是诗，而篇短文：
《纸的呼吸》
“纸是有呼吸的。好的纸，呼吸绵长，能记住每一个落在上面的字。这些年，我用过墙纸、报纸、甚至糊窗户的纸。它们呼吸短促，记下的字也容易忘记。
今天用的这张不同。它呼吸沉稳，像经历过风雨的树。我在上面写字，感觉字会活得更久。
谢谢。不是谢纸，是谢那些记得纸需要呼吸的人。”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首新诗的手抄稿——《春汛》。
李建国读到“冰层下早有暗流，等待破壳的时辰”时，知道计划成功了。
接下来的一年，沈墨的身体逐渐好转。药丸起了作用，关节炎发作少了，胃痛减轻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像样的纸和笔，他写作的速度和质量都提高了。
那个女孩每个假期都往返于北京和农场之间，像一只不知疲倦的信鸽。带进去纸笔药品，带出来诗稿文章。所有的稿子，沈墨都抄了两份：一份让女孩带走，一份自己留着——藏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
李建国则在北京，为这些稿子寻找出路。
不能公开出版，那就先在地下流传。他通过栾老板，联系了几个还在坚持文学的老编辑、老作家。他们秘密传阅沈墨的新作，抄录，再传给信得过的人。
渐渐地，“沈墨还活着，还在写”的消息，在北京的文化圈小范围传开了。虽然不敢公开说，但很多人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1979年春天，沈墨寄来了最重要的作品：一部长篇小说的前五章，《沉默的河流》。
小说写的是西北一个小镇几十年的变迁，通过几个普通人的命运，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波澜。文字沉静而有力，像他诗里写的“纸上烽火”。
李建国连夜读完，天亮时眼睛是红的。
他把稿子交给栾老板时，只说了一句：“这部作品，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栾老板沉默了很久，最后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总有一天会是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让稿子好好活着，等到那一天。”
从那天起，李建国多了一个秘密书柜——在空间里，和那些药材、药品放在一起。书柜里整整齐齐码放着沈墨的所有手稿：诗、散文、小说、随笔。
每一份稿子都用防潮纸包好，做了编号和目录。
这是另一个维度的“救治”。不救肉身，救精神，救作品，救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1979年底，沈墨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可以回北京了。
离开农场前，他托女孩带给李建国最后一封信：
“我不知道您是谁，也许永远不知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些纸呼吸艰难的日子里，有人给了它们新的呼吸。
我回北京后，会继续写。把那些年欠下的字，都补回来。
因为您让我相信：只要还有人在等待，纸上的烽火就不会熄灭。
谢谢。沈墨，1979年冬。”
李建国读完信，在笔记本上沈墨的名字后面，画了一支笔的图案。
诗人，作家，文化人。
他们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他们守护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疯狂年代，这种守护尤其珍贵。
而现在，李建国也在守护他们。
用他的方式。
用纸，用笔，用那些在暗处传递的、带着体温的稿件。
纸上的烽火，已经重燃。
而他要做的，是让这火，烧得更久，照得更远。
因为文化不死，一个民族就永远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