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三司之间的分工也必定会导致相互牵制，引发各司间的权力争夺。
比如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常常因为司法和行政事务产生矛盾，都司则时常干涉其他两司的事务。
在原来的历史上，明朝中后期三司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互相推诿的弊端，遇有军政大事则协调困难。
因此，历史上从明中期开始，朝廷逐渐增设?巡抚、?总督等临时职位来协调三司权力。
而且，巡抚、总督由朝廷六部九卿体系内的中央官兼任，在地方上没有根基，一般不会与地方同流合污，任期都比较短。
待圣洲完成大一统之后，朱高燧同样也会设置巡抚或总督去协调地方三司。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安排的话，巡抚、总督权力太大，他们会不会造反？
答案是造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背后的原因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即巡抚、总督被牢牢地“关”在了中央集权的笼子里?！
首先，他们的权力从制度上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一是事权不统一?，即他们虽然是实际上的地方最高长官，但在制度上他们属于外派的京官，重大决策权最终在皇帝和朝廷手里，日常政务也得依靠布政使、按察使等三司来办，他们本人不能随意插手。
二是他们无法提拔亲信，即没有人事权！
因为三司官员的任免、考核权在中央朝廷手中，巡抚、总督只能“奏罢”不称职的官员，无权直接任免。
三是没有军权?。
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各省驻军大多是战斗力不强的地方卫所，精锐都通过朝廷选拔制度抽调集中到了京畿。
真要有巡抚或总督造反，朝廷能立刻调精锐镇压。
其次，他们本身并非铁板一块。
巡按御史作为皇帝、朝廷派驻的监察官，专门负责监督巡抚、总督，发现不法可以直接向朝廷、皇帝参奏。
而且，一般情况下，总督本身就在巡抚头上管着好几省的军务，互相牵制。
巡抚要是有异动，总督和巡按御史都会第一时间向朝廷报告。
最后，即他们的造反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在三司体制之下，地方行政、司法、军事系统相互独立又制衡，巡抚、总督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属于他们本人的独立势力。
此外，大明的军事部署就是“强干弱枝”，地方军队根本没法和京畿精锐比。
历史上但凡地方有异动，朝廷都能快速调兵镇压。
所以，这套制度从权力、监察到军事，都给地方大员套上了多重枷锁，造反自然就难如登天了。
“中江平原五省，加上早已稳定的盐湖、赤衫、云中、九河、七峰、万湖六省，圣明将有‘一京十一省之地’。”
朱高燧抬手压了压，殿内瞬间安静下来。
“诸卿注意了，圣明的这十一省，并不包括羁縻之地，而是由朝廷实控的疆域！尤其京畿三府与盐湖、赤衫两省境内的土司，经过十多年汉化，其治下土民已尽数转为汉化民。”
“朕接到密报，就在十天前，赤衫省境内的红树宣慰司主动上交印信，请求改土归流，这便是民心所向！”
朱高燧朗声说出的“改土归流”四个字，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瞬间在众臣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早些年现在的赤杉省境内有些不愿臣服的土着部落，经常举着木棍向那时还是东洲赵国官员的使者示威。
后来绝大部分土着臣服，接受册封成为土司，开始主动学习汉文化，说汉话、行汉礼、写汉字、用汉名，参加礼考，一步步成为汉化民。
那时还是东洲赵国的官员们，为了推广小麦、水稻、大豆等作物种植，甚至是户署主官马士捷亲自带着麾下农官在田里示范插秧，就是为了加速土民的汉化速度。
当时地方官员为了查禁土司的“人祭陋习”，不止一次引发了土民的小规模叛乱，但都被迅速镇压。
如今，那些曾经桀骜不驯的土司主动放弃权力，这背后是数百万生民对安稳日子的渴望，更是圣明礼考制等化夷为夏之策的阶段胜利！
“陛下，十一省布政使司的官员俸禄、衙署建设、驿站铺设等所需钱粮，臣已初步核算出来。”
马士捷之前做过云中、九河等四都司升格设省的预算，所以很快就把明年十一省的预算算了出来。
至于直隶三府的预算，眼下还没有议到，通常会单独拿出来说。
“按每省布政使月俸五百圆、按察使四百圆，下辖府、县官员递减，加上衙署修缮、笔墨纸张等费用，明年十一省全年行政开销约需两百万银圆，其中有六十万银圆可从移民署节省的安置经费中列支。”
“准。”
朱高燧毫不犹豫地答复道。
前文说过，圣明官员的俸禄是神洲大明的十倍，旧明布政使月俸四十八石，年俸接近六百石，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二十万左右。
前文还说过，朱高燧发行机制币之后，原来涉及俸禄的“石”都“一比一”换成了“圆”，而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绝对超出一石粮食太多。
换言之，布政使月俸五百圆，即五百两白银，以目前白银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四十万左右，年俸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万左右。
这么高的月俸，再加上朱高燧时不时给的各种赏赐，足够布政使这个级别的地方大员养活其家眷、家丁等上百人了！
朱高燧的本意就是通过合理的薪酬体系，让省级官员、府级官员、县级官员都能凭着俸禄也能上体面的生活。
否则，当圣明的官员发现地方商人的日子过得比他们好太多，必定会心里不平衡，从而引发圣明官场重农抑商或官商勾结等一系列问题。
朱高燧如此大方，除了因为圣明控制着超级银矿之外，还因为圣明金钞可以当钱用。
纸币的本质就是国家信用，它本身没有价值，但因为国家法律背书和强制流通，才成了人们日常交易的媒介。
同理，金钞以圣明的国家信用担保才能作为货币，或者说以他这位圣明开国皇帝的信用为担保才能当做货币。
当然，金钞内嵌的超薄金箔与精美稀少的程度，本身也具有重金属的价值与收藏价值。
朱高燧每年召开财政预算，就是为明年发行多少货币做规划，若不做规划，肆意超发透支信用，最终就会与大明宝钞一样贬值，最终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