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深处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舍是废弃的仓库改造的。王蓉去的那天下午，正赶上六年级的班会课。主题是：我的理想。
孩子们轮流站上讲台。一个男孩说想当建筑师，给爸妈在城里盖个大房子；一个女孩说想当老师，教像我一样的弟弟妹妹认字。轮到坐在角落的瘦小女孩时，她低着头很久，才小声说：我想让我妈回家。
教室里安静了。女孩叫小月，十二岁，父母都在邻省的建筑工地。她跟着七十岁的奶奶住，每天放学要穿过半个城去菜市场捡菜叶。
为什么想妈妈回家？年轻的班主任轻声问。
小月不说话了，只是摇头。但王蓉看见她攥紧的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课后，王蓉想找小月聊聊。班主任却拦住她：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研究的。但孩子们……他们不是研究对象。
这话像一盆冷水。王蓉解释：我只是想了解他们的生活。
了解之后呢？班主任的眼神很温和，但话很锋利，写论文？发文章？然后呢？小月还是会去捡菜叶，她父母还是不会回来。
王蓉语塞。班主任递给她一叠作文本：您可以看看，但请不要直接接触孩子。他们已经被太多人研究过了——记者、志愿者、大学生社会实践团。每个人来都带着同情，走时带走一堆材料，他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改变。
那叠作文本沉甸甸的。王蓉坐在教师办公室的破沙发上，一篇篇翻看。字迹歪斜，错别字很多，但字里行间是真实的生活：
我爸爸在工地受伤了，老板不给钱，妈妈去讨说法，被保安推倒了。（六年级，陈浩）
我妹妹生病了，奶奶说没钱去医院，让我去药店问问有没有便宜药。药店的人不理我。（五年级，刘小花）
我想考上初中，但老师说我们学校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奶奶说考不上就去打工，像爸妈一样。（六年级，张明）
王蓉读着读着，手开始发抖。这些孩子把她带回了自己的童年——那些因为贫穷而小心翼翼的日子，那些看着姐姐王玲因为残疾被欺负却无能为力的瞬间。她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但班主任的话在耳边回响：他们不是研究对象。
傍晚，她在城中村的小巷里遇见小月的奶奶。老人正在垃圾桶翻找塑料瓶，背弯成一张弓。王蓉上前帮忙，老人警惕地看她。
我是学校的志愿者。王蓉撒了个谎。
老人这才放松，用方言絮叨：儿子媳妇三年没回来了，寄的钱越来越少，小月要上初中了，借读费交不起……
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一起照顾孩子？
回来？回来吃什么？老人苦笑，在工地好歹有口饭吃。回来种地？地早就租给别人了。
王蓉帮老人把捡的废品拖回家。那是间不到十平米的隔间，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墙上贴满小月的奖状。小月正在煮面条，看见王蓉，愣了愣，低下头继续搅锅。
小月，下午班会课你说想妈妈回家。王蓉轻声说，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小月不说话。奶奶接过话头：这孩子，就是瞎想。
但王蓉看见小月背过身去，肩膀在微微颤抖。她走过去，看见小月满脸泪水，却咬着嘴唇不发出声音。
我妈妈……小月终于开口，声音像蚊子，去年过年没回来，说买不到车票。今年端午节也没回来。我……我怕她不要我了。
这句话砸在王蓉心上。她想起姐姐王玲，想起王玲离家前的那个眼神——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恐惧？
那天晚上，王蓉在出租屋里整理录音。小月的声音反复播放：我怕她不要我了。她打开电脑，想写点什么，但光标闪烁了很久，一个字也打不出来。
她给周文打电话，说了今天的遭遇和班主任的话。
周文沉默良久。她说得对。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容易有一种救世主情结，觉得我们可以为底层代言。但我们的代言，可能只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
那我该怎么做？假装看不见吗？
不是。周文说，但也许应该换个身份——不是研究者，是学习者。不是我为你说话，是我想听你说话。而且，听完之后，要做点什么，哪怕是很小的事。
做什么？王蓉看着窗外城中村的灯火。小月需要妈妈回家，但这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第二天，她去了区妇联，想咨询留守儿童的帮扶政策。工作人员态度很好，但话很现实：我们有‘亲情连线’项目，可以组织孩子和父母视频。但解决根本问题？那得靠经济发展，靠户籍改革，靠教育公平。这些不是我们一个部门能解决的。
王蓉要了一份政策文件汇编。厚厚的册子，里面有很多项目名称和预算数字，但翻到具体案例部分，只有寥寥几页，而且都是成功典型——某个留守儿童考上大学，某个打工父母返乡创业成功。
那些没能考上大学的、父母没能返乡的、像小月这样在恐惧中等待的孩子呢？他们在报告里是其余、部分、少数。
回城中村的路上，王蓉经过一个工地。挡上写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里面塔吊林立，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高处移动。她忽然想：小月的父母是不是就在这样的某个工地上？他们看着这座城市一天天变高变美，却知这里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
在小月家楼下，王蓉遇见班主任。她正提着一袋米上楼。
您这是？
小月奶奶生病了，我看看。班主任说，王老师，昨天我的话可能太重了。我不是反对研究，只是……希望研究能真的帮到他们。
王蓉帮她提米。您觉得怎么才能帮到？
班主任想了想：比如，帮小月争取助学金，让她能安心上初中。比如，组织孩子们给父母写信——不是我们代笔，是他们自己写。再比如，最简单也最难的是：长期关注，而不是来一次就走。
那天下午，王蓉和班主任一起整理了学校二十多个特困生的材料，准备申请公益助学金。填表时，王蓉看着家庭情况那一栏，突然意识到：这些表格上的父亲职业：建筑工母亲、职业：保洁，和她论文里的研究对象一样，把人简化成了标签。
但小月不是标签。她是那个会在作文里写我梦见妈妈回来了，但醒来枕头是湿的的十二岁女孩。
晚上，小月主动来找王蓉。她递给王蓉一个折成方块的纸。给妈妈的。她小声说。
王蓉打开，是一幅画：一个女孩牵着女人的手，背景是彩虹和太阳。背面用铅笔写着：妈妈，我考试得了第一。奶奶病了，但我能照顾她。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
能帮我寄吗？小月问，我不知道地址怎么写。爸爸的手机老是打不通。
王蓉接过画，感觉这张纸有千斤重。好，我帮你。
深夜，她对着这张画坐了很久。她想，如果当年有人这样为姐姐王玲发声，如果有人在王玲害怕时问一句你怎么了，结局会不会不同？
她打开田野笔记，在今天的日期下写道：
代言的伦理困境：
1. 我的学术训练让我习惯抽象化、分类、分析，但具体的人拒绝被简化。
2. 我想为他们发声，但我的声音可能盖过他们的声音，甚至扭曲他们的本意。
3. 任何短期的帮助都可能变成表演，真正的改变需要长期的、平等的陪伴。
4. 我自己的身份是双刃剑：作为研究者，我有资源；作为姐姐的妹妹，我有共情。但两者都可能让我越界。
暂时方案：
1. 放下代言者姿态，做转译者——如实记录，不添油加醋。
2. 在研究中加入行动维度：如帮助申请助学金，但不承诺做不到的事。
3. 时刻反思：我做这些，是为了他们，还是为了我的论文或良心？
小月的画提醒我：所有的宏观问题，最终都落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她不需要我代言，她需要我帮忙寄一封信。
写完这些，王蓉小心地收起小月的画。窗外，城中村渐渐安静，但远处的工地上，夜班的灯光依然明亮。那些建设城市的人们，此刻是否也在想念家乡的孩子？
她知道，自己依然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依然会用理论分析结构性问题。但从此以后，每次敲下键盘，她都会想起小月那句我怕她不要我了，想起班主任的话，想起这张等待寄出的画。
伦理的荆棘丛里没有康庄大道，只有小心翼翼的前行。而每一步，都可能扎出血，也可能开辟出一条小径。
至少，明天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很明确：找到小月妈妈的地址，把这张画寄出去。
（本节完，约121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