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丞相祠堂的柏木，又添了几圈年轮。
景耀七年的春天，蜀地已属曹魏，可仍有百姓偷偷来祠堂祭拜。香案上摆着新摘的枇杷——这是诸葛亮生前最爱吃的果子，当年他在汉中屯田时，常让士兵从成都带些来，说“枇杷润肺，可抵关外寒风”。
一个白发老吏跪在蒲团上，对着诸葛亮的画像喃喃自语：“相爷，您留下的那些规矩，都快被忘光了……”
画像上的诸葛亮，羽扇纶巾，目光温和，仿佛还在看着他一手撑起的蜀汉。可只有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知道，这座王朝的空壳，是如何一点点被蛀空，直到再也撑不起“兴复汉室”的理想。
一、《出师表》的余温：理想如何变作口号
蒋琬的案头，常年摆着一卷《出师表》。
延熙元年的清晨，他坐在诸葛亮曾坐过的位置上，指尖抚过“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字句，忽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那时诸葛亮刚去世三年，朝堂上的官员，半数是丞相提拔的旧部，军中的将领，多半跟着丞相出过祁山，连成都的百姓，提起“诸葛丞相”三个字，眼里都带着敬意。
“相爷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我辈当共勉之。”蒋琬在朝会上不止一次说过。他延续诸葛亮的治国策略，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甚至把丞相府的旧属都安置在重要岗位上——长史张裔掌吏治，参军杨洪管民政，这些人都记得丞相的叮嘱：“为官者，当以百姓疾苦为念。”
那时的《出师表》，不是挂在墙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准则。官员们不敢懈怠，因为“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将士们不敢退缩，因为“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连后主刘禅，虽不常理政，却也知道“相父的话要听”，黄皓之流，连靠近御座的机会都没有。
变化是从费祎执政后期开始的。
延熙十六年，费祎被魏降将郭循刺杀，朝堂上的“丞相旧部”已所剩无几。张裔、杨洪等老臣相继离世，接替他们的，多是靠着门第或钻营上位的新人。有个叫陈祗的侍中，为了讨好后主，竟在朝堂上说：“《出师表》乃战时之论，如今四海稍安，不必再拘守旧法。”
这话竟得到不少人附和。他们嫌诸葛亮定下的规矩“太严”——官吏考核太细，军粮发放太死，连宫廷用度都有严格限制。黄皓趁机进言：“陛下乃天子，当享天下之富，何必学丞相那般清苦？”
于是，《出师表》被从朝堂的显眼处挪到了藏书阁，成了供人翻阅的古籍。“亲贤臣”变成了“亲亲信”，黄皓的党羽遍布朝野；“远小人”变成了“容小人”，连贪污军粮的将领都能靠着行贿免罪；“北定中原”更是成了姜维一个人的执念，朝堂上无人响应，甚至有人嘲讽他“穷兵黩武，耗竭国力”。
老史记得，当年诸葛亮北伐，每次出征前都要与百官商议数日，粮草、兵员、后方守备，事无巨细；可到了姜维时代，他的北伐奏疏往往被黄皓压着，等批复下来，战机早已错过。
理想这东西，就像炉子里的火，得有人添柴才能旺。当守火人一个个离去，添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的，不过是几句喊烂了的口号，风一吹就散了。
二、《蜀科》的锈迹：法度如何沦为具文
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曾是蜀汉的“定海神针”。
这部法典里，小到市集交易的度量衡，大到官员升迁的考核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最让人敬畏的是“赏罚分明”——马谡失街亭，虽为诸葛亮亲信，仍被斩首；王平劝谏有功，虽出身行伍，却被破格提拔。那时的蜀人都说：“在丞相治下，犯法者，皇子与庶民同罪。”
董允任侍中时，把《蜀科》刻在石碑上，立在宫门外，谁要是触犯，百姓都能指着石碑骂。有一次，后主想给宦官黄皓升职，董允拿着《蜀科》进谏：“科律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更不可任高官，陛下岂能破例？”刘禅虽不高兴，也只能作罢。
可到了景耀年间，《蜀科》的石碑还在，却蒙了厚厚的尘土，没人再去看了。
黄皓的亲信刘阐，担任巴郡太守时，强占百姓良田百余亩，按《蜀科》当处流放。可黄皓在刘禅面前说了句“刘太守乃为陛下筹粮”，竟只罚了他三个月俸禄。百姓去告状，却被郡尉以“诬告上官”的罪名打了板子。
更荒唐的是军法。诸葛亮时代，士兵无故逃亡，家人会受牵连；可到了后期，将领们为了充数，竟纵容士兵冒领军饷，甚至把逃亡士兵的名字继续写在花名册上。有个校尉靠着这手段贪了上万斛粮食，被揭发后，竟通过黄皓的关系，调到成都当了个闲职。
老吏曾在档案室见过当年的卷宗。诸葛亮亲手批阅的案子，哪怕是偷了一只鸡的小罪，都写着“按律当罚，念其家有老母，改罚劳役三月”；而近几年的卷宗，满满都是“奉陛下谕，特赦”“黄公公钧旨，从轻发落”的字样。
法度这东西，就像堤坝，哪怕有一道小裂缝，不及时修补，最后也会溃堤。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变成“有权有势者可逍遥法外”，当“赏罚分明”变成“赏亲罚疏”，百姓对朝廷的信任，也就一点点被冲走了。
三、南中与汉中：根基如何被掏空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留下了“不留兵，不运粮”的策略。
他让孟获等蛮人首领治理本地，只派少量官员协助，还教当地人织锦、冶铁、种水稻。南中百姓感念其恩，每年主动缴纳的金、银、漆、朱砂，足够蜀汉一半的军费。那时的南中，是蜀汉稳固的后方，是“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宝库。
可到了霍弋镇守南中时，一切都变了。
黄皓的党羽张布被派到南中当监军，此人不懂治理，只知搜刮。他强征蛮人子弟当兵，稍有反抗就屠村；他把诸葛亮推广的水稻田改成了罂粟园，说“罂粟可比水稻值钱多了”。蛮人忍无可忍，在景耀五年爆发了大规模叛乱，霍弋率军平叛，虽勉强镇压，却耗掉了南中积攒多年的粮草。
而汉中，这个诸葛亮北伐的基地，衰败得更快。
诸葛亮在时，汉中设有“督农”官，专管屯田，士兵与百姓共同耕种，每年能收获千万斛粮食。他还修了陈仓道、祁山道等多条粮道，确保北伐时粮草运输通畅。可到了姜维时代，这些粮道多半荒废，屯田的士兵被调去打仗，农田渐渐荒芜。
更要命的是，黄皓为了讨好后主，竟把汉中的军粮调去成都，说是“以备宫中用度”。景耀六年，邓艾偷渡阴平时，汉中守将胡济手里的粮草，竟只够支撑一个月——这还是诸葛亮时代半个月的消耗量。
老吏曾跟着诸葛亮去过南中。他记得那时的蛮人，见到汉官会主动献上酒浆；他也去过汉中的屯田区，看到过士兵和百姓一起收割麦子，笑声能传到很远。可现在，南中的蛮人见了魏兵都不反抗，汉中的百姓提起蜀汉，只会摇摇头。
根基这东西，就像树的根须，埋在地下看不见，可一旦被挖断，再高大的树也会倒下。南中失了民心，蜀汉没了财源；汉中空了粮仓，军队没了底气。这两根最粗的根须都烂了，蜀汉这棵大树，又怎能经得起风雨？
四、空壳里的回响：理想主义者的末路
祠堂的香炉里，新添的香燃得正旺。
老吏起身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画像前落泪。他认得这年轻人，是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绵竹关之战时，他跟着父亲战死，尸身被百姓偷偷收葬，如今这是他的魂魄归来？
“相爷，孙儿不孝。”年轻人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守不住绵竹，更守不住您留下的蜀汉。”
老吏叹了口气：“不关你的事。相爷留下的东西，早就被一点点耗光了。”
他想起诸葛亮临终前的安排：让蒋琬、费祎相继辅政，是怕后主年幼，朝堂生乱；让姜维掌军，是盼着有人能继承北伐之志；留下《蜀科》和南中、汉中的治理策略，是为蜀汉攒下家底。
可他算准了人事，没算准人心。
蒋琬、费祎守住了“稳”，却没守住“进”；姜维守住了“志”，却没守住“势”；而后主和黄皓，连“守成”都做不到，只会坐吃山空。就像一个人留下了满箱金银，后代却只知挥霍，不知积攒，再多的财富，也有花光的一天。
更可悲的是，那些曾被诸葛亮的理想感召的人，要么老去，要么沉默，要么同流合污。陈祗本是能臣，却为了权位勾结黄皓；马邈本是忠良之将，却在江油关不战而降；甚至连一些丞相旧部的子孙，都靠着父辈的荫庇，在成都城里醉生梦死。
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往往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被自己人遗忘。诸葛亮的理想，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落在了蜀汉的土壤里，可后来者既不浇水，也不施肥，反而任由杂草丛生，最后只结出了一颗干瘪的果子。
夕阳透过祠堂的窗棂，照在诸葛亮的画像上，给他的脸镀上了一层金边。老吏忽然觉得，相爷的目光里，除了温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或许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天，只是不愿相信，自己用一生心血浇灌的理想，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相爷，您看，还有人记得您呢。”老吏对着画像轻声说。
香炉里的烟，袅袅升起，像一声悠长的叹息，消散在祠堂的梁柱间。外面传来魏兵巡逻的脚步声，整齐而沉重，踏在成都的青石板上，也踏在那些残存的记忆上。
诸葛亮留下的遗产，终究成了一个空壳。壳子里回响的，是理想破碎的声音，是法度崩坏的声音，是根基腐烂的声音，也是一个王朝从内部被掏空后，轰然倒塌的声音。
而这一切，都不是一天发生的。是从第一份被篡改的奏章开始，从第一笔被贪污的军粮开始，从第一个被纵容的小人开始，从第一个忘记“兴复汉室”的官员开始……一点点，一寸寸，直到最后，连空壳都被风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