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陈王师登陆辽东，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暗流汹涌的东亚政治格局，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鸭绿江对岸的朝鲜王国。
这个长期以来被迫向清廷称臣纳贡、内心却充满屈辱与怨恨的藩属国，其都城汉阳（今首尔）的景福宫内，也因这突如其来的变局，陷入了一场关乎国运的激烈辩论和艰难抉择之中。
朝鲜国王李淏（朝鲜仁祖）端坐于王位之上，眉头紧锁，面色凝重。
殿下，以领议政（首相）金育为首的“稳健派”（或称“事大派”），和以吏曹判书 元斗杓 为代表的“北伐派”（或称“自主派”），正就如何应对辽东剧变，进行着激烈的朝辩。
金育须发皆白，言辞恳切，却透着保守与担忧：“殿下！明鉴啊！清虏虽暴，然其势大，盘踞中原，近在咫尺。
我国力疲敝，经丙子胡乱（1636年皇太极入侵）之创，元气未复，岂可再轻易涉险？
这大陈国，虽连战连捷，终究根基未稳，其王陈远，底细不明。
若贸然与之结盟，触怒清虏，万一陈远兵败，我朝鲜岂不又要遭受灭顶之灾？当以谨守藩礼，静观其变为上策啊！”
他的主张，代表了朝中多数勋旧大臣的意见，他们被清军的武力吓破了胆，唯恐再次引来报复。
元斗杓则情绪激昂，慷慨陈词，眼中闪烁着雪耻的光芒：“领相此言差矣！正是因丙子之耻，国辱民恨，刻骨铭心！
我等岂能永世屈膝于胡虏之下？今观天象，华夏有变，陈王崛起于西北，屡破清军，甚至跨海击辽，此乃天亡清虏之兆也！
我朝鲜，乃大明最忠实的藩邦，与清虏有不共戴天之仇！
当此良机，正应效仿古人‘申包胥哭秦庭’之义，主动遣使，秘密联络陈王，约定南北夹击！
即便不能即刻出兵，亦当断绝与清虏往来，暗中资助陈王粮草，以为后图。
此乃雪国耻、复旧恩、开新局之千载良机，岂可因畏首畏尾而错失？”
两派争执不下，各有支持者。
李淏国王内心同样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对清廷的压迫（如岁贡、人质）深恶痛绝，无时无刻不想着摆脱控制，光复对明朝的宗藩关系（尽管南明孱弱）。
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国力弱小，经不起再次战争的折腾，担心押错宝会万劫不复。
就在朝鲜朝廷犹豫不决之际，大陈的使者，却已主动、秘密地抵达了汉阳城外。
来使并非高调持节的正式使团，而是由柳如是精心挑选、以海商身份为掩护的精干人员，携带着陈远致朝鲜国王的亲笔密信。
使者通过倾向北伐的大臣元斗杓的门路，秘密觐见了国王李淏。
密信中，陈远的措辞极富策略和感染力：
“大陈王致书朝鲜国王殿下：孤闻殿下守礼之邦，世沐华风，与建虏有社稷之仇。
今清酋肆虐中原，荼毒生灵，孤奉天讨罪，将士用命，已克复中原，饮马黄河，今遣偏师跨海，直捣虏庭。
建虏之亡，指日可待！
殿下睿智，必知天命有归。
孤愿与殿下共襄义举，约为兄弟之邦。
待扫清寰宇，当奏请天子（指南明永历帝，此为策略性尊重），恢复殿下正统藩封，永享太平。
若殿下能弃暗投明，断清饷道，或出兵鸭绿江以为声援，则功在千秋，孤必厚报。
若力有未逮，暂守中立，孤亦能体谅。然切记，首鼠两端，必受其咎。
时机稍纵即逝，唯殿下明断。”
这封信，既有强大的实力展示（已克中原，直捣虏庭），又有共同的情感基础（反清），更有诱人的前景许诺（恢复藩封，兄弟之邦），还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警告（首鼠两端，必受其咎）。
可谓软硬兼施，直击朝鲜君臣内心最敏感之处。
与此同时，辽东的赵勇也遵照陈远指示，对俘获的朝鲜籍（被清军掳掠或征发）人员格外优待，晓以大义后释放回国，让他们传播“大陈王师军纪严明，只诛建虏，不扰百姓”的形象。
内因（雪耻渴望）与外因（大陈的主动联络与实力威慑）共同作用下，朝鲜国王李淏的天平，终于倾斜了。
在经过连续数日的激烈廷议和痛苦权衡后，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国运的决定：秘密联合大陈，待机而动！
他通过元斗杓，给予大陈密使回复：
1. 朝鲜王国即刻起，秘密停止向清廷输送部分关键物资（如火药原料、优质皮革）。
2. 允许大陈商船在朝鲜部分港口秘密停靠、补充淡水给养，并可进行有限度的军需贸易（以药材、粮草交换朝鲜的人参、毛皮）。
3. 秘密集结部分军队于鸭绿江沿岸，作出威慑姿态，牵制清军留守部队，但暂不主动越境攻击。
4. 待大陈军主力对沈阳形成总攻之势时，朝鲜军可伺机渡江，进攻镇江、九连城等清军据点，以为策应。
联合朝鲜王国，侧翼再添生力军。
尽管朝鲜的直接军事援助有限且有所保留，但这一外交突破的政治意义巨大。
它意味着清廷在东北亚陷入了孤立，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物资来源和战略后方。
大陈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从海上（辽东）、陆地（山海关）、到侧翼（朝鲜） 的立体包围网，将清廷的核心区域紧紧缠绕。
绞索，正在一步步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