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沈传办公室内陆陆续续进来了人，沈传见人都差不多到齐了，从座位上起来走到沙发上。
人少的时候他更喜欢在办公室里谈事情还不是在会议室，办公室里的氛围相对要和谐一些。
沈传先是看向院内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张爽。
这个处室在省检察院内的存在感不高，毕竟做的都是一些务虚的工作，没有实际办案，成绩自然不会太显着。
而且政策研究室研究出来的东西大多都是给上级提供决策使用的，很少会直接落到地上，久而久之，这个处室就越发不引人注目。
不过在沈传来到汉东省检察院之后，倒是给了政策研究室不小的关注度，虽然也还没有成为核心处室，但也不至于和之前一样宛若透明了。
尤其是在津港市的案子之后，沈传对于这方面的重视更是上了一个层级，还交给了政策研究室一个重要的任务。
“老张，上次交代你的事情做得怎样了？”
张爽是个小老头，他闻言点了点头道：“沈检，初步的报告已经出来了，我正好带来了。”
说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份看上去像是刚刚打印好的报告递了过来。
沈传接过一看，标题是《从津港系列案来看涉黑经济组织犯罪手法演进与制度应对初探》。
沈传快速翻阅着。
见沈传打算先看报告，张爽又从公文包里取了几份出来一人一份分发掉了。
其余几人也都一同开始看了起来。
报告的前半部分总结了津港案的典型特征：暴力开道、贿赂渗透、公司化运作、合法掩护非法，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但后半部分开始触及到了一些新的痛点毒点，沈传合上报告，对着张爽说道：
“老张，这是你们研究室研究出来的，你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吧，主要是后半部分的内容。”
张爽点了点头，开口道：“沈检，各位同志，根据我们对津港案的复盘分析，大致总结出来了几点规律。”
“随着经济形态复杂化和法治环境趋紧，类似中津昆仑集团这类组织的犯罪手法呈现‘软性化’‘隐蔽化’‘专业化’趋势。”
“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减少直接暴力，更多利用经济胁迫、诉讼威胁、舆论操纵等手段；二是更加注重利用法律政策漏洞和自由裁量空间，寻求‘形式合法’；三是广泛雇佣专业法律、金融、公关人士，为其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技术支撑’和‘风险隔离’。”
“……这些变化，对侦查取证、法律适用和综合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所有人听得都面露沉重，政策研究室这段时间确实是做出了些成果出来的，刚刚总结的这几点非常精准，直切要害，而且很可能是当下及未来犯罪形式的主流。
违法犯罪不再是单纯的打打杀杀，而是有着更多的伪装，更大的能量，这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并不是个好消息。
沈传问道：“有其它的案例或数据支撑吗？”
“有一些关联案例，但像津港案这样典型的还不多，”张爽推了推眼镜，“我们调阅了近五年来全省办理的、涉黑性质组织同时涉及严重经济犯罪的案件，共37起。”
“其中，明确有专业律师团队深度参与、在案件定性、资产转移、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有11起，占比接近30％，这个比例比五年前提高了约15个百分点。”
“这个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
刑事检察处廖爱国接口道：“近年来我们在办案中也感觉到，现在的对手越来越‘懂法’了。”
“他们会研究我们的侦查策略，会利用程序规定拖延时间，会找专家出具对己方有利的‘论证意见’，甚至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前，就通过某些渠道制造舆论，试图影响司法环境。”
“津港的案子我不太清楚，但我亲自办理的好几件案子都出了不少幺蛾子，什么排除非法证据、要求精神病鉴定、质疑管辖权，包括找学者写文章等等，套路一套一套的。”
廖爱国开玩笑说道：“虽然说人人懂法是好事，可问题这也太懂法了，而且他们懂法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一门心思想要钻法律的空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宣传口的负责人李静补充道：“最新的舆情监测也显示，津港案宣判后，虽然主流民意支持判决，但在一些法律专业论坛、财经自媒体圈子里，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讨论。”
“有的在探讨‘民营企业家原罪与司法宽容’的边界，有的在分析‘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与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关系，还有的看似中立地讨论‘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国际趋势’，这些声音虽然不成主流，但观点集中，传播有策略，背后可能有推手。”
沈传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词。
张爽接着说道：“最难的问题是边界界定。”
“他们提供的可能是完全合法的咨询服务，只是客户利用这些服务做了非法的事。”
“或者，他们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壁垒，为客户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诉讼策略，表面上无可指摘，实质上规避监管、转移资产、对抗调查，这就涉及主观故意的认定问题，非常困难。”
廖爱国哼了一声：“有些人是真糊涂，有些人是装糊涂，还有些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认钱，不认法理人情。”
办公室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沈传想了想，开口说道：“津港案，我们打赢了一场硬仗。”
“但大家刚才谈到的这些新情况、新趋势，提醒我们，战场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
沈传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坚定：“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办结一个案子。”
“我们要思考，如何应对这种犯罪形态的升级，如何从制度层面，压缩这种‘软性’犯罪的空间，如何让那些试图利用专业知识和规则缝隙为违法犯罪服务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