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癸巳年）
春天正月辛卯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随后宣布大赦天下。
二月辛酉日，梁朝将兼任尚书右仆射的袁昂正式任命为右仆射。
己卯日，北魏高阳王元雍晋升为太保。
郁洲这个地方离北魏边境很近，当地老百姓很多都偷偷和魏人做布匹生意。之前朐山发生叛乱的时候，有些人还暗地里和北魏勾结，朐山之乱平定后，这些人心里就很不安。青、冀二州刺史张稷仕途不顺，治下政令松弛，手下的官吏经常鱼肉百姓。庚辰日，郁洲百姓徐道角等人趁着夜里袭击州城，杀了张稷，把他的首级送去北魏投降，北魏派前南兖州刺史樊鲁带兵前往郁洲。当时北魏闹饥荒，饿死的老百姓有好几万，侍中游肇劝谏说：“朐山靠近大海，地势低洼潮湿，不适合居住，郁洲又在海中间，就算得到了也没什么用。而且郁洲对梁朝来说很重要且位置关键，离我们这里却又远又偏，用我们偏远地方的兵力去攻打对方关键位置的人马，肯定打不过。现在年成不好，百姓困苦，我们就应该保持安定，可要是再兴兵打仗，还要耗费粮草运输，我只看到这样做的损失，没看到有什么好处。”但北魏皇帝不听，又派平西将军奚康生带兵去接应郁洲来降之人。还没出发，北兖州刺史康绚就派司马霍奉伯去把叛乱平定了。
辛巳日，开始新建太极殿。
梁武帝曾经和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自列举关于栗子的典故，沈约比梁武帝少列举了三条。出来后，沈约对别人说：“皇上太要强，容不得别人超过他，不然他得羞愧死！”梁武帝听说后，很生气，想治沈约的罪，徐勉极力劝阻才作罢。梁武帝对张稷心怀不满，有次闲聊的时候和沈约提到这件事，沈约说：“左仆射（指张稷）已经外放到边境当刺史了，过去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梁武帝觉得沈约和张稷是亲家，在袒护张稷，生气地说：“你居然这么说，这算忠臣吗！”说完就乘辇回内殿了。沈约当时吓得没察觉到梁武帝起身，还像之前一样坐着。等他回到家，还没走到床边，就一下子摔倒在门槛下，从此就生病了。他梦到齐和帝拿剑割他的舌头，于是赶紧叫道士向天神上奏赤章，说“梁朝禅代南齐的事，不是我出的主意”。梁武帝派主书黄穆之去探视病情，晚上黄穆之回来，病情有变化却没及时报告，他害怕获罪，就把沈约上奏赤章的事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听后大怒，多次派宫中使者去斥责沈约。沈约更加害怕，闰月乙丑日，去世了。有关部门给沈约拟定谥号为“文”，梁武帝说：“心里的想法没完全表露出来叫隐。”于是改谥号为隐侯。
夏天五月，寿阳长时间下雨，发了大水，洪水冲进城里，房屋都被淹没了。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带兵驻守在城墙上，水还在不停地涨，他就乘船靠在城墙上的矮墙处，这时城墙离水面只剩两块木板的高度没被淹没。将领和僚佐们都劝李崇放弃寿阳，去北山避险，李崇说：“我肩负着守护一方的重任，只怪我德行浅薄才招来这场灾祸，淮南这么大片地方，都系于我一身，我一旦离开，百姓就会人心瓦解，扬州这片土地，恐怕就不再属于魏国了。我怎么能只顾自己，而让王尊那样的忠臣蒙羞呢！只是可怜这些百姓无辜，要和我一起死，大家可以扎木筏，看水势高低，各自想办法脱险，我必定要和这座城共存亡，希望各位不要再劝我了！”
扬州治中裴绚率领城南几千家百姓乘船往南逃，到地势高的地方躲避洪水，他以为李崇已经往北撤了，就自称豫州刺史，和别驾郑祖起等人把自己的儿子送去梁朝做人质，请求投降。马仙琕派兵前去接应。
李崇听说裴绚叛变，还不清楚实际情况，就派国侍郎韩方兴独自乘船去召唤裴绚。裴绚得知李崇还在，又失望又惊恐，回复说：“之前因为发大水，大家狼狈不堪，我被众人推举。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大势无法挽回，恐怕这里的百姓不再是魏国的百姓，官吏也不再是魏国的官吏了，希望您早点离开，不要冒犯我的将士。”李崇派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人率领水军去讨伐裴绚，裴绚战败，李神追击，攻破了他的营地。裴绚逃跑时，被村民抓住，押回来的路上，到了尉升湖。裴绚说：“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李公啊！”于是投水自尽。裴绚是裴叔业哥哥的孙子。郑祖起等人都被处死。李崇上表，以发生水灾为由，请求解除自己扬州刺史的职务，北魏皇帝没有答应。
李崇这个人深沉宽厚，有谋略，很得将士和百姓的人心，在寿春待了十年，常常供养着几千名壮士，敌人来了没有不被打败的，梁朝的敌人都称他为“卧虎”。梁武帝多次使用反间计想让北魏怀疑李崇，还封李崇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他的几个儿子也都被封为县侯，但北魏皇帝向来知道李崇忠诚老实，对他信任不疑。
六月癸巳日，开始新建太庙。
秋天八月戊午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
北魏恒州、肆州发生地震，还伴有山鸣，一年多都没停止，百姓被压死、压伤的很多。
北魏皇帝到东宫，任命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让太子向崔光行拜师礼。崔光推辞不敢接受，皇帝不答应。太子面向南拜了两次，詹事王显启奏请求跟随太子一起拜，于是东宫的臣子们都向崔光行礼。崔光面向北站着，不敢回礼，只朝着西面拜谢后就出去了。
【内核解读】
天监十二年这段历史展现了梁、魏两国在政治、军事、民生等多方面的复杂状况，各方人物的行为和决策深刻影响着局势走向，充满了戏剧性与思考点。
从梁朝来看，梁武帝在年初例行祭祀南郊并大赦天下，本是营造国家祥和稳定的常规举措，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反映出内部的暗流涌动。比如沈约与梁武帝因列举栗子典故产生龃龉，沈约一句抱怨引发梁武帝大怒，险些获罪，足见君主权威不容挑战，君臣关系微妙敏感。而梁武帝与沈约谈及张稷时，沈约的回应又引发梁武帝猜忌，沈约为此惊恐致病，最终去世，谥号还被梁武帝更改，这一系列事件凸显出朝廷内部人际关系复杂，大臣们言行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大祸。
在地方治理上，青、冀二州刺史张稷不得志，导致政令松弛，僚吏侵渔百姓，引发郁洲民变，张稷被杀，其首级还被送去北魏，可见地方治理不善会直接引发严重后果，影响国家稳定。
北魏这边，面对郁洲局势，侍中游肇从战略和民生角度出发，劝谏魏主不要轻易兴兵，见解颇为务实。然而魏主不听，执意派兵，好在北兖州刺史康绚及时平定叛乱，否则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冲突。这体现出北魏决策层在战略判断上存在分歧，而最终决策的盲目性可能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耗。
寿阳大水，李崇的表现令人敬佩。他坚守职责，拒绝弃城，愿与寿阳共存亡，尽显忠诚与担当，“卧虎”之称名副其实。相比之下，裴绚却在此时叛变，企图割据自立，最终兵败自杀，其行为与李崇形成鲜明对比，也反映出在危难时刻，人性的善恶与抉择对局势的巨大影响。
此外，北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鸣持续一年多，百姓死伤众多，这一自然灾害对北魏民生造成沉重打击，反映出当时北魏在应对天灾方面的无力，也侧面影响着国家的整体稳定。
在礼仪教育方面，魏主让太子拜崔光为少傅，太子及宫臣行礼，崔光谦逊不敢受，这一过程体现出北魏对礼仪和尊师重道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文化教育和传统礼仪的维护。
这段历史犹如一幅宏大画卷，通过诸多事件展现了梁、魏两国在政治、军事、民生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状况，人物的不同抉择和行为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素材，让我们看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往往取决于众多复杂因素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