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九（癸丑日），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去世；高祖悲痛得五天没喝一口水，哀伤过度，超出了常礼。中部曹华阴人杨椿劝谏说：“陛下肩负着祖宗传下的大业，君临天下，怎么能像普通百姓一样只守小节，把自己弄垮呢！大臣们都惶恐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而且按照圣人制定的礼仪，哀伤不能伤害到身体的根本；就算陛下想在万代之后被称赞为贤德，那祖宗的宗庙祭祀该怎么办呢！”高祖被他的话打动，为此才吃了一点粥。
于是各位王公等人都到宫门前上表，“请求及时确定墓地的位置，并依照汉、魏时期的旧例，遵循太皇太后临终前定下的制度，下葬之后，就除去丧服。”高祖下诏说：“自从遭遇这灾祸，我恍惚觉得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侍奉太皇太后的棺木，还仿佛能看到她的身影。说到把她安葬到陵墓，这实在是我不忍心听到的事。”冬天，十月，王公们又上表坚决请求，高祖下诏说：“陵墓之事可以依照典册的规定；但要我脱下丧服，从感情上我实在不忍心。”高祖想要亲自到陵墓所在地，十月初五（戊辰日），下诏：“平常跟随出行的各种器具，都可以停止准备；那些负责保卫的武官，按照规定做好防护侍奉就行。”十月初十（癸酉日），把文明太皇太后安葬在永固陵。十月十一（甲戌日），高祖去拜谒陵墓，王公们又坚决请求他除去丧服。高祖下诏说：“这事以后我会再表明我的心意。”十月十六（己卯日），高祖又去拜谒陵墓。
十月十七（庚辰日），高祖出宫到思贤门右侧，和群臣相互慰问。太尉拓跋丕等人进言说：“我们这些人年老体衰，历经几代圣上；国家过去的事情，也还算了解。我们想到远祖去世的时候，只有护送棺木的人穿丧服，身边其他人都穿吉服；后来的四祖三宗，也都沿袭这个做法没有改变。陛下怀着至孝的本性，哀伤过度，超出了常礼。我们听说陛下一天吃的三顿饭都不到半升，白天黑夜都不脱下丧服上的麻带。我们痛心到快要断气，坐都坐不安稳。希望陛下能稍微抑制一下极度思慕的感情，遵循先朝的旧有典章。”高祖说：“哀伤过度是人之常情，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早晚喝点粥，勉强还能支撑，各位又何必担忧害怕呢！祖宗们一心专注于军事谋略，没有注重文化教育；我现在遵照圣人的教导，希望学习古代的道理，论时代、比事情，现在和过去都不一样。太尉等诸位是国家的元老，国家政务都依靠你们，对于典章旧制可能有些不太熟悉，那也应该能明白我的大致想法。其他关于古今的丧礼，我会把我的想法另外询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你们也可以听听。”
高祖接着对游明根等人说：“圣人制定卒哭的礼仪，以及丧服变化的规定，都是逐渐改变人的感情。现在才过了十天，就说要马上换上吉服，实在是有伤情理。”游明根等人回答说：“我们查考金册上太皇太后留下的旨意，是过一个月就下葬，下葬之后就换上吉服；所以在刚下葬的时候，就奏请您在服丧十三个月后除去丧服的事情。”高祖说：“我想到中期朝代之所以不实行三年的丧礼，大概是因为君主去世，继位的君主刚刚登基，君主的德行还没有传布开来，臣子的忠义也还没有融洽，所以新君就穿上衮冕，举行即位的礼仪。我虽然德行不足，但在位已经超过十二年了，足以让天下百姓知道有我这个君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实现我哀伤思慕的心意，让感情和礼仪都丧失，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高闾说：“杜预是晋朝学识渊博的人，他说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三年丧礼的，认为汉文帝定下的制度，暗合古代的做法，虽然是末世所实行的，这些事情还是可以继承的。所以我们才诚恳地向您请求。”高祖说：“我仔细探究金册的旨意，之所以要改变臣子的心意，让大家早点换上吉服，是担心荒废了国家政务。诸位所请求的，想法也是一样。我现在对上奉守金册的命令，对下顺应众人的心意，不敢沉默不言而荒废了各种政务；只是想穿着丧服而不举行吉礼，初一和十五竭尽哀思的诚意，从感情上来说是可以的，所以一心想要这样做。像杜预的那种说法，对于那些怀着孺慕之情的君主，守丧期间的君主，大概也是一种污蔑。”秘书丞李彪说：“汉朝明德马后抚养章帝，母子之间的感情，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等到马后去世，下葬不到十天，不久就换上了吉服。然而汉章帝没有被人指责，明德马后也没有损害名声。希望陛下遵守金册留下的命令，割舍哀伤，听从大家的建议。”高祖说：“我之所以眷恋丧服，不接受大家的建议，实在是感情上忍不住，哪里只是为了避免被人嘲笑嫌弃呢！现在办理丧事崇尚节俭朴素，这一点我已经完全遵照遗册的要求；但悲痛思慕的心情，是我自己的事，希望太皇太后的神灵不要剥夺我这个最大的心愿。”高闾说：“陛下在上面不除去丧服，我们在下面独自除去丧服，那作为臣子的道义就有缺失。而且陛下亲自穿着丧服，又处理朝政，吉凶之事混杂，我私下里很是疑惑。”高祖说：“太皇太后生前关怀照顾各位，你们哀伤思慕，都不忍心除去丧服，为什么却要让我独自忍心对最亲近的人这样做呢！我现在被遗册逼迫，只希望能服丧到规定的日期；虽然不能完全尽到礼仪，但心中的郁结能稍微得到抒发。群臣各自按照亲疏、贵贱、远近的不同，来决定除去丧服的时间差异，这样或许能稍微接近古代的做法，在现在也更容易实行。”高闾说：“从前杨王孙裸葬，皇甫谧去世不用棺木，他们的儿子都听从照办没有违背。现在陛下亲自接到遗令却有些不遵从，这就是我们频繁上奏请求的原因。”李彪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这可以说是大孝。现在不遵守遗册的命令，恐怕会有改变父亲做法的嫌疑。”高祖说：“杨王孙、皇甫谧都是教导儿子要节俭，他们的儿子遵照执行，和我现在的情况难道不一样吗！改变父亲的做法，大概和这个情况不同。就算真的可能涉及改变父亲做法的嫌疑，我也甘愿承受后代人的讥讽，不忍心接受你们现在的请求。”群臣又说：“春秋两季的祭祀，这件事很难废止。”高祖说：“从先朝以来，祭祀的事一直都是有关部门负责；我承蒙太皇太后的慈爱教导，常常亲自去致敬。现在上天降下惩罚，人和神都失去了依靠，依靠祖宗宗庙的神灵，我也停止祭祀。如果现在去举行祭祀，恐怕违背了太皇太后的心意。”群臣又说：“古代人下葬之后就换上吉服，不一定要守满丧礼，这就是两汉能够筹划治理国家，魏、晋能够整顿处理各种政务的原因。”高祖说：“下葬之后就换上吉服，大概是末世多战乱，是权宜之计用来拯救时世罢了。两汉的兴盛，魏、晋的兴起，难道是因为简化丧礼、遗忘仁爱孝道吗！平常的时候，公卿们常常说现在天下太平，礼乐日益更新，可以和唐、虞相媲美，和夏、商相比较。可到了现在，却要强行改变我的心意，让我不能超越魏、晋的做法。这样的想法，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李彪说：“现在虽然治理清明太平，但江南有还未臣服的南齐，漠北有不肯称臣的敌虏，所以我们还是怀着对意外情况的担忧。”高祖说：“鲁公穿着丧服带子去打仗，晋侯穿着黑色丧服打败敌人，这本来就是圣贤所认可的。如果有意外情况，就算穿着丧服去处理也没有嫌疑，更何况只是穿着丧服呢！怎么能在太平的时候就预先考虑军旅之事，从而废弃丧礼呢！古人也有说帝王除去丧服但在守丧期间保持沉默不处理政事的，如果不允许我穿着丧服，那我就除去丧服，拱手沉默，把政事交给宰相。这两件事，由公卿们来选择。”游明根说：“陛下沉默不言，那政务就会荒废；我们还是顺应陛下的心意，请求陛下穿着丧服吧。”太尉拓跋丕说：“我和尉元历经五帝，魏家的旧例，在君主去世三个月后，一定会在西边迎接神灵，在北边消除灾祸，举行吉礼，从皇始年间以来，没有改变过。”高祖说：“如果能以道义侍奉神灵，不用迎接神灵自己就会到来；如果失去了仁义，就算迎接神灵也不会来。这本来就是平常都不应该做的事，何况我还在服丧呢！我本应该处于沉默不言的状态，不应该这样说个不停；但公卿们执意改变我的心意，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复，想着这些我悲痛欲绝。”于是高祖放声痛哭，群臣也哭着告辞出去。当初，冯太后忌惮高祖英明敏捷，担心对自己不利，想要废掉他，在严寒的时候，把他关在空屋子里，三天没给他饭吃；还召来咸阳王拓跋禧，打算立他为帝。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坚决劝谏，才没有这样做。高祖当初并没有怨恨的意思，只是深深地感激拓跋丕等人。穆泰是穆崇的玄孙。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北魏孝文帝在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去世后的丧礼争议，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政治伦理与文化转型的深层矛盾，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评论：
孝道与皇权的张力：个人情感与政治理性的博弈
孝文帝的“哀毁过礼”并非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意涵。他坚持行三年之丧，强调“庶习古道”“论时比事与先世不同”，实则是以儒家“孝道”为纽带，推动鲜卑政权的“文治转型”。北魏前期“专武略，未修文教”，孝文帝借丧礼之争，将“汉化”理念融入礼制实践，试图以“德治”取代“武治”，重塑皇权合法性。
而群臣的反对（如太尉丕、高闾等）则代表了鲜卑旧势力的立场。他们援引“远祖旧典”“金册遗旨”，主张“葬而即吉”，本质是担心丧礼过度影响军政运作，维护鲜卑传统的务实风格。双方的分歧，本质是“汉化改革派”与“鲜卑保守派”在政治路径上的冲突。
礼制之争：文化认同的重构
争议的核心是“丧礼制度”的选择：孝文帝推崇儒家“三年之丧”，群臣则主张遵循鲜卑旧制与汉代“即吉”传统。这背后是文化认同的博弈——孝文帝试图以中原礼教为标杆，打破鲜卑“贵武轻文”的传统，而群臣则担忧背离本民族文化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对“金册遗旨”的态度具有策略性：他承认遗旨“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废绝政事故也”，却坚持“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诚”，既不公然违背冯太后遗令，又以“情礼兼顾”的方式推进礼制改革。这种妥协中暗藏的坚定，体现了他作为改革者的政治智慧。
历史语境下的“古今之辩”
高闾援引杜预“天子无行三年之丧”的论点，孝文帝则反驳“中代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德未流，臣义不洽”，实则是借“古今对比”论证自身改革的合理性。他强调“在位过纪，足令亿兆知有君”，暗示北魏已进入“文治成熟期”，无需再依赖“权宜之制”，这一论述将丧礼改革与政权发展阶段绑定，极具说服力。
此外，孝文帝以“鲁公带绖从戎”“晋侯墨衰败敌”为例，说明“衰服与政务可并行”，既回应了群臣对“荒废庶政”的担忧，又强化了儒家“礼治”与“治政”的统一性，为汉化改革扫清理论障碍。
人物关系的深层隐喻
冯太后曾因“忌帝英敏”欲废孝文帝，而孝文帝却以“至孝”姿态对待其丧礼，这种矛盾背后是复杂的权力逻辑：孝文帝通过“尊礼”彰显自身合法性，既消解了冯太后时期的政治紧张，又以“孝道”为旗帜凝聚朝臣共识，为后续改革（如迁都洛阳、推行汉制）铺垫基础。
而东阳王丕、穆泰等曾反对废帝的旧臣，此时却成为“旧典”的维护者，更凸显了改革的阻力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文化传统与政治利益的深层冲突。
结语
这场丧礼之争，本质是北魏政权“汉化”与“鲜卑化”的角力。孝文帝以“礼”为武器，既践行了儒家伦理，又推动了政治转型，展现了“情感表达”与“政治理性”的精妙结合。历史证明，这场争议背后的汉化改革，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的民族融合与文化重构，而孝文帝在争议中展现的战略眼光与治理智慧，也使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标志性的改革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