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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明二年(公元478年,戊午年)

春天,正月初一,官员们都穿着军装去上朝。

沈攸之把精锐部队都拉出来攻打郢城,柳世隆瞅准机会多次打败他。萧赜派军主桓敬等人带兵占据西塞,给柳世隆助威。

沈攸之抓到了郢府的法曹南乡人范云,让他送一封信到城里,还送了一头小牛给武陵王萧赞,送了三十条鱼给柳世隆,不过都把鱼头给砍了。城里的人想杀范云,范云说:“我老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命都在沈攸之手里呢。要是我不听他的,家人肯定遭殃。今天就算被你们杀了,我也心甘情愿。”于是大家就没杀他。

沈攸之派将领皇甫仲贤去攻打武昌,中兵参军公孙方平去攻打西阳。武昌太守臧涣向沈攸之投降,西阳太守王毓逃到了湓城。公孙方平占领了西阳,豫州刺史刘怀珍派建宁太守张谟等人,带着一万人去攻打他。辛酉这天,公孙方平战败逃跑。平西将军黄回等人的军队到了西阳,逆流而上。

沈攸之一直不得人心,就靠武力威胁大家。刚从江陵出发的时候,每天都有人开溜。等到攻打郢城,三十多天都没打下来,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沈攸之整天骑着马到各个营地去安抚,可还是有人跑。沈攸之气得不行,把各个军主都叫来,说:“我奉太后的命令,起义要打到京城去。要是大事能成,到时候咱们都能戴上白纱帽(指当官);要是搞不定,朝廷要杀我全家,跟你们其他人没关系。最近士兵叛逃,你们都不当回事。我也懒得追究叛逃的人,从现在起,军队里有人跑,军主就得负责。”结果呢,一个人跑了,派人去追,追的人也不回来了,大家都不敢声张,心里都有了别的想法。

刘攘兵往城里射了封信,请求投降,柳世隆开门把他放进来了。丁卯那天晚上,刘攘兵放火烧了营地,然后跑了。军队里的人看到起火,都争着丢了盔甲逃命,将领们根本拦不住。沈攸之听说这事儿,气得咬着胡子,把刘攘兵哥哥的儿子刘天赐、女婿张平虏抓起来砍了头。天亮的时候,沈攸之带着人过江,到了鲁山,军队就彻底散了,将领们都跑光了。臧寅说:“趁着他成功的时候跟着,失败了就抛弃他,我可不忍心这么做!”说完就投水自杀了。沈攸之身边还跟着几十个人,他对军队下令说:“荆州城里有好多钱,咱们一起回去拿,当干粮和盘缠。”郢城那边也没有追兵,那些逃散的士兵害怕被蛮人打劫,又慢慢聚集起来,大概有两万人,跟着沈攸之回江陵。

张敬儿杀了沈攸之的使者后,就开始整军备战。打听到沈攸之往东去了,就突袭江陵。沈攸之让儿子沈元琰和兼长史江乂、别驾傅宣一起守江陵城。张敬儿到了沙桥,先观望没敢直接进城。城里的人晚上听到鹤叫,以为敌军来了,江乂、傅宣吓得打开城门就跑,官员和百姓也跟着崩溃逃命。沈元琰逃到宠洲,被人杀了。张敬儿到了江陵,把沈攸之的两个儿子、四个孙子都杀了。

沈攸之快到江陵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听说江陵城已经被张敬儿占了,跟着他的士兵也都散了。

沈攸之没地方可去,就和儿子沈文和逃到华容边界,在树林里上吊自杀了。己巳这天,村民把他们的头砍下来送到江陵。张敬儿把人头放在盾牌上,用青丝盖着,在城里城外四处展示,然后送到建康。张敬儿还杀了沈攸之的亲信党羽,没收了他们几十万的财物,都装进了自己腰包。

当初,仓曹参军金城人边荣,被府里的录事羞辱,沈攸之帮边荣把录事鞭打致死。等到张敬儿快打到江陵的时候,边荣是留府司马,有人劝他去跟张敬儿投降,边荣说:“沈公对我有大恩,一起干这么大的事,遇到紧急情况就变心,我做不到!”城被攻破后,士兵把边荣抓去见张敬儿,张敬儿说:“边公,你咋不早点来呢!”边荣说:“沈公让我留守江陵,我不忍心扔下不管。我本来就没想着活,你还问啥!”张敬儿说:“死有啥难的!”下令把边荣斩了。边荣笑着就走了。边荣的门客太山人程邕之抱着边荣说:“我一直跟着边公,不忍心看他死,求你先杀我。”士兵没办法,就去报告张敬儿,张敬儿说:“想死还不容易,为啥不答应他!”先杀了程邕之,然后杀了边荣,在场的士兵没有不落泪的。孙同、宗俨之等人也都被处死。

丙子这天,解除戒严,任命侍中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萧道成回到东府镇守。丁丑这天,任命左卫将军萧赜为江州刺史,侍中萧嶷为中领军。二月庚辰这天,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癸未这天,加封萧道成为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任命卫将军褚渊为中书监、司空。萧道成上表把黄钺送了回去。

吏部郎王俭,是王僧绰的儿子,他气质高雅、心胸开阔,喜欢学习,见多识广,年轻的时候就有当宰相的志向,当时的舆论也很认可他。萧道成让王俭做太尉右长史,对他非常看重,待遇优厚,不管大事小事都交给他办。

丁亥这天,北魏皇帝去代地的温泉;癸卯这天,回来了。

宕昌王弥机刚刚继位。三月丙子这天,北魏派使者封弥机为征南大将军、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黄回不想在郢州待着,一直请求去南兖州,于是就带着自己的部队直接回去了。辛卯这天,朝廷改任他为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升明二年(公元478年)沈攸之叛乱及平定过程的记载,是南朝宋齐交替之际权力斗争的缩影,其中蕴含着多重历史启示,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现代视角的解读:

军事叛乱的失败逻辑:失人心者失天下

沈攸之的叛乱从鼎盛到溃败仅用一个多月,核心原因在于其“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的治理逻辑。

--他依赖高压控制军队,却缺乏对部下的信任与体恤:初期士兵逃亡不断,他不仅不反思,反而将责任推给将领,规定“军中有叛者,军主任其罪”。这种“连坐式”管理看似严厉,实则加剧了军心涣散——士兵不敢举报逃亡者,反而暗中酝酿叛离,最终导致刘攘兵降敌时“将帅不能禁”的雪崩式崩溃。

--对比柳世隆对降将的接纳、张敬儿的果断突袭,沈攸之的失败印证了“暴力只能短期威慑,人心才是长期根基”的管理规律。即便是叛乱,也需要凝聚共识的“正当性叙事”(如他以“太后令”为旗号),但当行动与口号脱节(如劫掠财物、滥杀无辜),所谓“大义”便成了空谈。

人性抉择的镜像:忠诚与背叛的复杂光谱

这段历史中,人物的选择突破了非黑即白的评判,展现了乱世中人性的多面性:

--边荣与程邕之的“愚忠”:边荣受沈攸之之恩,拒绝向张敬儿投降,临死前坦然直言“不忍委去”;其门客程邕之更愿“先死”以陪主,二人的死亡充满悲剧性。他们的忠诚并非认同叛乱,而是坚守“知遇之恩”的私德,在道德崩坏的乱世中,这种“不合时宜”的坚守反而成了人性的微光,连敌军士兵都“莫不垂泣”。

--江乂、傅宣的“趋利避害”:作为江陵守将,他们因“夜闻鹤唳”便弃城而逃,暴露了官僚集团中常见的投机心态——在权力洗牌中,保全自身远比坚守职责重要。这种“背叛”并非个体的恶,而是乱世生存逻辑的折射。

--臧寅的“殉道”:他那句“幸其成而弃其败,吾不忍为也”,既不同于边荣的私人报恩,也不同于投机者的功利选择,更接近对“事主以终”的道义坚守。这些不同选择共同构成了乱世中人性的全景图: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只有在绝境中对“价值优先级”的抉择。

权力更迭的潜规则:胜利者的“清算”与“重塑”

萧道成平定叛乱后的一系列操作,揭示了古代权力交接的典型路径:

--暴力清算与符号建构并行:张敬儿诛杀沈攸之亲党、“收其财物数十万以入私”,既是消除隐患,也是对胜利者的“奖励”;而将沈攸之的首级“徇诸市郭”,则是通过公开羞辱强化新政权的威慑力。

--制度性收权:叛乱平定后,萧道成进位太尉、都督十六州军事,其子萧赜、萧嶷分掌军政要职,王俭等亲信进入核心决策层。这一系列人事调整看似常规,实则是将军事胜利转化为制度性权力,为日后代宋建齐铺路。

--“解严”与“封赏”的平衡:战争结束后“解严”以示恢复秩序,对柳世隆等功臣加官进爵以稳定人心,体现了权力者“恩威并施”的统治术——既需暴力震慑反对者,也需利益分配拉拢支持者。

历史书写的隐喻:细节中的权力密码

文中几处细节暗藏深意,值得玩味:

--沈攸之送柳世隆“去首之鱼”,既是挑衅,也暗示了“斩头”的威胁;而他败逃时谎称“荆州城中大有钱”,试图以财货凝聚残兵,却因早已失信于人而徒劳,暴露了“利禄诱惑”在失去信任后的无效性。

--“夜闻鹤唳谓为军来”的典故,与“草木皆兵”异曲同工,既写出了江陵守军的恐慌,也隐喻了政权崩溃前的心理崩塌——当统治的合法性动摇,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多米诺式的溃败。

--萧道成“表送黄铖”的举动(黄铖为皇帝赐予的生杀大权象征),看似“谦让”,实则是以退为进,既彰显“不贪权”的姿态,又巩固了实际掌控力,堪称古代政治中“权力表演”的经典案例。

结语:乱世中的“生存与道义”之问

沈攸之叛乱的平定,本质上是南朝门阀政治向皇权集权过渡的一个注脚。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或许在于它始终追问:当秩序崩塌时,人该如何自处?是像边荣那样坚守私德,像臧寅那样殉于道义,像张敬儿那样追逐权力,还是像普通士兵那样随波逐流?答案没有对错,却映照出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而这,正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