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年（公元457年，丁酉年）
春天，正月辛亥初一，改年号啦，同时大赦天下。
壬戌日，北魏皇帝到崞山打猎；戊辰日，回到平城。北魏任命渔阳王尉眷为太尉，负责处理尚书省的事务。
二月，北魏军队进犯兖州，朝着无盐县进军，把东平太守南阳人刘胡给打败了。刘宋皇帝赶紧下诏，派太子左卫率薛安都带领骑兵，东阳太守沈法系带领水军，前往彭城抵御北魏军队，他们都归徐州刺史申坦指挥。等他们赶到，北魏军队已经撤走了。在这之前，有一群强盗聚集在任城的丛林里，几代人都搞不定他们，大家管他们叫“任榛”。申坦就请求带着军队回去讨伐这群强盗，皇帝同意了。“任榛”听说后，都吓得四散而逃。当时天气干旱，人和马都又渴又累，最后没取得啥成果就回来了。薛安都和沈法系因此被免职，不过还是让他们以平民身份继续任职。申坦按罪当斩，大臣们都为他求情，可皇帝就是不答应。沈庆之在集市上抱着申坦大哭，说：“你又没罪却要被处死。我在这集市上哭你，估计很快也会来陪你了！”相关官员把这事报告给皇帝，皇帝这才赦免了申坦。
三月庚申日，北魏皇帝在松山打猎；己巳日，回到平城。
北魏皇帝封他弟弟拓跋新成为阳平王。
刘宋皇帝守孝期满后，就开始奢侈放纵起来，大兴土木，搞各种建造。丹阳尹颜竣作为曾经的藩王旧臣，多次言辞恳切地劝谏，一点都不避讳，时间一长，皇帝就有点不高兴了。颜竣觉得自己有才能，又深受皇帝旧恩，没人能比得上，本以为能一直在朝廷中执掌大权；但他提的建议大多不被皇帝采纳，心里就怀疑皇帝是不是想疏远他，于是就请求外调，想试探一下皇帝的心意。夏天，六月丁亥日，皇帝下诏让颜竣当东扬州刺史，颜竣这下才开始慌了。
癸卯日，北魏皇帝前往阴山。
雍州管辖的地方有很多侨置的郡县，刺史王玄谟上奏说：“这些侨置郡县没有实际的土地范围，新旧混杂，乱七八糟，收租征税也不按时，请求对它们进行土断。”秋天，七月辛未日，皇帝下诏把雍州的三郡十六县合并为一个郡。郡县里的流民不想被编入当地户籍，就到处传谣言说王玄谟要造反。当时柳元景家族势力强大，他的很多族人都在雍州当郡守级别的官员，听到谣言后都想趁机讨伐王玄谟。王玄谟让雍州内外保持平静，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同时赶紧派人快马向皇帝报告，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皇帝知道这是谣言，就派主书吴喜去安抚大家，还回复王玄谟说：“你都七十岁的老头了，还想造反求啥呢！咱们君臣之间，完全可以相互信任，这事儿就当开个玩笑，让你别皱眉头啦。”王玄谟这人一向严肃，不轻易笑，所以皇帝才这么调侃他。
八月己亥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甲辰日，把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调任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当初，高祖留下遗诏，说京口是重要的地方，离建康又近，不是宗室近亲，不能镇守此地。刘延孙的祖先虽然和高祖是同一源头，但高祖那一支属于彭城刘氏，刘延孙这一支属于莒县刘氏，之前从来没排过辈分。皇帝既然让刘延孙镇守京口，就下诏让他和皇室合为一族，还让各位王爷都按辈分排大小。
刘宋皇帝在自家内宅行为不检点，不管亲疏、尊卑，这些事儿都传到民间了，传得那叫一个难听。竟陵王刘诞为人宽厚有礼，而且在诛杀太子刘劭和丞相刘义宣时都立了大功，所以大家心里都暗暗向着他。刘诞招揽了很多有才能、有武力的人，还储备了精良的兵器和铠甲，皇帝因此既害怕又嫉妒他，不想让刘诞留在京城，就把他调去镇守京口；但还是觉得他离京城太近有威胁，又把他调到了广陵。刘延孙是皇帝的心腹大臣，所以让他镇守京口来防范刘诞。
北魏皇帝准备到东边巡视，冬天，十月，下诏让太宰常英在辽西黄山建造行宫。
十二月丁亥日，又把顺阳王刘休范改封为桂阳王。
大明二年（公元458年，戊戌年）
春天，正月丙午初一，北魏颁布禁酒令，酿酒、卖酒、喝酒的人一律斩首；不过遇到红白喜事之类的场合，可以开禁，但有时间限制。北魏皇帝觉得官员和百姓经常因为喝酒闹事，甚至还议论国家政事，所以才下了禁酒令。同时，朝廷增设了内外候官，专门监视各个部门以及州、镇的官员。这些候官有时候会换上便服，混在官府和官署里，找百官的过错，一旦发现问题，有关部门就会严厉追查，严刑拷打逼他们认罪；官员贪污满二丈布帛的都要斩首。还新增了七十九条法律条文。
乙卯日，北魏皇帝前往广宁温泉宫，接着巡视平州；庚午日，到达黄山宫；二月丙子日，登上碣石山，眺望大海；戊寅日，往南到信都，在广川打猎。
乙酉日，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丙戌日，建平宣简王刘宏因为生病，辞去尚书令的职务；三月丁未日，去世。
丙辰日，北魏高宗回到平城，开始建造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这人，为人狡黠，爱拍马屁，劝皇帝大规模建造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刚开始建造都城的时候，所修建的工程，都是趁着农闲的时候进行。何况咱们建国都这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用来举行朝会，西堂和温室也够用来设宴休息，紫楼也能满足登高远望的需求；就算要扩建，也应该慢慢来，不能这么仓促。现在估计这项工程要动用两万人，老弱的人负责供应粮草，人数又得翻倍，工期半年才能完成。一个人不种地，就可能有人挨饿，更何况这四万人的劳力和花费，哪能说得完啊！陛下您可得多考虑考虑啊。”皇帝听进去了他的话。
高允喜欢直言劝谏，朝廷里有什么不合适的事，他就求见皇帝，皇帝也经常屏退身边的人，单独听他说。有时候从早说到晚，有时候连着几天不出来，大臣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说啥。高允说话有时候很尖锐，皇帝听了都受不了，让身边的人把他扶出去，但最后还是对他很好。当时有人上奏章言辞激烈地指责别人，皇帝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啥不在众人面前写信劝谏呢！反而在私下没人的地方劝谏，难道不是不想让父亲的过错暴露在外面吗！对于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君主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述，却上奏章公开劝谏，想暴露君主的短处，显示自己的正直，这哪里是忠臣该做的呢！像高允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忠臣啊。我有过错，他从来都是当面说，甚至有些话我都听不下去了，他也不回避。我听到了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这难道不算忠诚吗！”
和高允一起被征召入朝的游雅等人都做了大官，还封了侯，他们的部下当官做到刺史、郡守的也有几十上百人，可高允做了二十七年的郎官，一直没升官。皇帝对大臣们说：“你们虽然拿着弓箭、佩刀站在我身边，也就是白站着，从来没说过一句纠正我过错的话；就知道在我高兴的时候，求官要爵位，现在都没什么功劳却成了王公贵族。高允拿笔辅助我治理国家几十年，功劳不小，却不过是个郎官，你们不觉得羞愧吗！”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的官员都没有俸禄，高允经常让儿子们去砍柴卖柴维持生计。司徒陆丽对皇帝说：“高允虽然受到陛下的宠爱优待，但家里很穷，妻子儿女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皇帝说：“你为啥不早点说呢？现在看我重用他了，才说他穷！”当天，皇帝就到了高允家，只见几间草房，盖着布被，穿着旧棉袄，厨房里只有盐和青菜。皇帝不禁叹息，赏赐给他五百匹布帛，一千斛粮食，还任命他的大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推辞，皇帝没答应。皇帝很敬重高允，经常称呼他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经常说：“以前史书上称赞卓子康、刘文饶的为人，有些小心眼的人可能不信。我和高允交往四十年了，从来没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这才知道古人说的不假啊。高允内心聪明，外表温和柔顺，说话还有点结巴。以前崔司徒曾经跟我说：‘高允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一代杰出的人才，就是缺少那种刚直不阿的风骨气节。’我当时也这么觉得。等到崔司徒获罪，事情起因很小，皇帝下诏当面责备他的时候，崔司徒吓得声音都哑了，腿也发抖，几乎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都趴在地上，吓得流汗，脸色惨白。只有高允一个人能有条有理地陈述事情的道理，申辩解释是非曲直，言辞清晰明了，声音高亢响亮。连皇帝都被他打动，听的人也都精神一振，这难道不是刚直不阿吗！宗爱当时正掌权，威风震动天下。曾经召集百官在朝堂上，王公以下的官员都跑到庭院里去跪拜，只有高允走上台阶，只是作了个揖。从这件事来看，当年汲黯可以躺着见卫青，又算什么平等相待呢！这难道不是风骨气节吗！人啊，确实不容易真正了解；我心里看错了他，崔司徒又说漏了嘴，这大概就是管仲对鲍叔牙去世感到悲痛的原因吧。”
乙丑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至二年（公元457年至公元458年）与北魏文成帝时期的历史事件，从中可窥见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政治生态、社会矛盾与人物群像，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人性张力值得深入剖析：
南朝宋：皇权动荡与制度困局
宋孝武帝刘骏的统治时期，集中体现了南朝皇权的脆弱性与统治阶层的内耗：
--帝王集权与君臣裂痕：孝武帝“奢淫自恣”，对元老重臣颜竣的谏言从“不悦”到刻意疏远，最终将其外放，暴露了皇权对“异见”的零容忍。颜竣从“恩旧莫比”到“大惧”的转变，印证了南朝“伴君如伴虎”的政治现实——功臣与帝王的信任纽带，在集权欲望面前不堪一击。而孝武帝对王玄谟的“戏言安抚”，看似轻松，实则暗含对地方势力的猜忌，折射出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
--宗室矛盾与权力博弈：竟陵王刘诞因“宽而有礼”“多聚才力”遭皇帝猜忌，从京口徙镇广陵，背后是南朝宗室相残的恶性循环。刘裕遗诏“京口非宗室近亲不得居之”，而孝武帝打破惯例，让外姓刘延孙镇守，并强行“合族”以拉拢，既体现了对宗室的极端不信任，也暴露了皇权依赖“腹心之臣”巩固统治的无奈。这种对亲疏关系的刻意操控，反而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制度改革的阻力：王玄谟提出“土断”侨郡县，本意是解决“租课不时”的问题，却因触动流民利益引发“谋反”谣言。这反映出东晋以来“侨置郡县”制度积弊已深，改革必然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噬。而地方豪强（如柳元景家族）“乘声欲讨玄谟”，则暴露了南朝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隐患。
北魏：汉化转型中的治理探索
北魏文成帝时期的政策，展现了鲜卑政权向中原王朝转型的努力与矛盾：
--严刑峻法与统治平衡：北魏颁布“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严惩贪腐（赃满二丈即斩），并增设“候官”监察百官，看似严苛，实则是为了遏制“因酒致斗”“议国政”的乱象，强化中央权威。但过度依赖酷法也潜藏风险——“讯掠取服”可能导致冤假错案，激化官僚集团与皇权的矛盾。
--汉化精英与保守势力的博弈：高允的谏言与郭善明的“倾巧”形成鲜明对比：高允主张“因农隙兴造”“恤民力”，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对鲜卑统治者的影响；而郭善明煽动“大起宫室”，则代表了部分鲜卑贵族急于彰显权威的保守心态。文成帝最终采纳高允的建议，反映出北魏统治阶层中汉化派的暂时胜利，但“太华殿”的修建仍暗示了皇权对“威仪”的需求，汉化转型仍存阻力。
--官僚体系的困境与清明个案：北魏“百官无禄”的制度缺陷，导致官员不得不“樵采以自给”（如高允），这既是鲜卑部落制遗留的问题（缺乏俸禄体系），也加剧了贪腐隐患。高允作为“真忠臣”的形象被刻意塑造——他“面陈过失”而非“上表显谏”，符合儒家“君父一体”的伦理；其“草屋布被”的清廉，更成为北魏统治者标榜“德治”的符号。但这种个案的清明，恰恰反衬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朽。
跨政权的共性：权力本质与人性考验
南北对峙的表象下，隐藏着封建皇权的共通逻辑：
--信任的脆弱性：宋孝武帝对颜竣、刘诞的猜忌，北魏文成帝对百官的监视，本质上都是皇权“家天下”属性的体现——统治者既需要依赖官僚与宗室维护统治，又恐惧其威胁自身权力，形成“用之疑之”的永恒悖论。
--改革的两难：无论是南朝的“土断”还是北魏的“汉化”，都需平衡“效率”与“稳定”：改革过急则引发反弹（如王玄谟遭诬陷），保守则积弊难除（如北魏“无禄”制度）。
--道德符号的工具化：宋孝武帝用“合族”拉拢刘延孙，北魏标榜高允的清廉，都是将道德与伦理转化为权力工具——前者以“宗族亲情”掩盖政治算计，后者以“忠臣形象”强化官僚服从。
历史启示：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
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都依赖于制度合理性与人性包容性的平衡。南朝因“内耗”与“猜忌”加速衰落，北魏因“汉化”与“酷法”的矛盾延缓了转型，最终都为后来的统一埋下伏笔。而高允的“直谏”、王玄谟的“自安”、颜竣的“惧祸”，则展现了个体在权力漩涡中的挣扎——在制度缺陷与皇权专制下，即便是精英也难以逃脱“身不由己”的命运。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南北朝的对峙不仅是军事与疆域的争夺，更是治理模式的竞争：南朝困于门阀与宗室的内耗，北魏则在汉化与保守中摇摆，最终由兼具两者优势的隋唐完成整合。这段历史的价值，正在于其展现了制度变革的艰难、权力博弈的残酷，以及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闪光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