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壬辰年）
这年春天正月，北魏那边在中山的五千多家从宋朝掳掠来的老百姓，合计着要造反，结果被州里的军队给镇压诛杀了。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因为跟这些造反的人有勾结，被赐死了。
北魏的世祖皇帝一直对去世的景穆太子念念不忘，中常侍宗爱害怕自己被牵连杀掉。到了二月甲寅日，他居然把皇帝给杀了。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人知道这事儿后，决定先瞒着不发丧。兰延和和疋觉得皇孙拓跋濬年纪太小，想立个年纪大的君主，就把秦王拓跋翰找来，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但薛提认为拓跋濬是嫡皇孙，不能废。这几个人就这么争论，半天也没个结果。宗爱知道了这事儿，他心里琢磨着自己之前得罪过景穆太子，平时又讨厌秦王翰，跟南安王拓跋余关系还不错，于是就偷偷把拓跋余从后宫便门接到宫里，假传赫连皇后的命令，召兰延等人进宫。兰延他们觉得宗爱就是个小角色，没起疑心，就都跟着进去了。宗爱事先安排了三十个宦官拿着兵器藏在宫里，兰延等人一进来，就一个个把他们绑起来砍了头。然后又在永巷把秦王翰给杀了，拥立拓跋余当了皇帝。接着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承平，尊赫连皇后为皇太后，封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还兼任中秘书，封冯翊王。庚午日，刘宋这边立皇子刘休仁为建安王。
三月辛卯日，北魏把太武皇帝葬在了金陵，庙号为世祖。
刘宋这边的皇帝听说北魏世祖死了，就又琢磨着北伐，鲁爽等人也在一旁使劲儿撺掇。皇帝就这事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太子中庶子何偃觉得：“淮、泗这几个州之前打仗打得千疮百孔，还没恢复过来呢，这时候可别轻易动兵啊。”但皇帝根本不听他的。这何偃呢，就是何尚之的儿子。
到了夏天五月丙申日，皇帝下诏说：“那些凶残的敌人，一直以来就坏得流脓。还没等咱动手，老天就先收拾他们了。现在正是咱去拯救受苦百姓、扫除邪恶的好机会。可以命令骠骑、司空二府，各自安排好所统领的军队，东西两边互相接应。那些来归附咱、立下功劳的，按功劳大小给奖励。”于是就派抚军将军萧思话率领冀州刺史张永等人去攻打碻磝，鲁爽、鲁秀、程天祚带着荆州的四万精锐士兵从许、洛出发，雍州刺史臧质也率领自己的部队向潼关进军。这张永，是张茂度的儿子。沈庆之坚决反对北伐，皇帝因为他跟自己意见不一样，就没让他去。
青州刺史刘兴祖给皇帝上书说：“河南那边闹饥荒，军队去了也抢不到啥粮食。要是那些城池都死守着，没个十天半月根本攻不下来。大军在那儿耗着，粮草转运也麻烦。打仗就得抓住时机，讲究个速度。现在北魏的主帅刚死，又赶上夏天热的时候，他们国内肯定人心惶惶，没功夫跑老远来抵抗咱们。我觉得咱应该直接打到中山，占据那些关键的地方。冀州以北，老百姓还挺多，而且麦子也快熟了，咱们到那儿弄点吃的也容易。那些想归附咱们的人，肯定会纷纷响应。要是能把他们中原地区搅和得人心惶惶，黄河以南的地方自然就会土崩瓦解。我请求带青、冀两州的七千士兵，派将领带队，直接打到他们心脏地带。要是先头部队打了胜仗，张永还有河南的各路大军就马上过河，声势和实力一起搞起来。在当地设立官员管理，安抚那些刚归附的人。西边守住太行山，北边堵住军都山，根据形势指挥，该封官就封官。这样一来，老百姓害怕咱们的威风又贪图赏赐，肯定会一心向着咱们。要是能成功，天下统一就有盼头了；就算没打赢，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我这边已经催着准备好行装了，就等您下令啦。”但皇帝就想着收复河南，没听他的。皇帝还派员外散骑侍郎琅邪人徐爰跟着军队去碻磝，带着皇帝的旨意，把作战策略传授给各位将领，到时候再宣布。
尚书令何尚之因为年纪大了，就请求退休，跑到方山去住。大家都觉得他不一定真能坚持退休的想法。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皇帝好几道诏书下来催促他回来。六月戊申朔日，何尚之又出来上班了。御史中丞袁涉就把从古到今那些有事迹但没名气的隐士整理起来，写了本《真隐传》，暗戳戳地嘲讽何尚之。
秋天七月，张永等人到了碻磝，带兵把城给围了。
壬辰日，把汝阳王刘浑改封为武昌王，淮阳王刘彧改封为湘东王。
话说当初，潘淑妃生了始兴王刘濬。元皇后这人小心眼儿，嫉妒潘淑妃受皇帝宠爱，气得生病死了。打这以后，潘淑妃就掌管了后宫的事儿。太子刘劭因此特别讨厌潘淑妃和刘濬。刘濬怕以后太子收拾自己，就各种讨好刘劭，刘劭还真就跟他关系变好了。
吴兴有个巫婆叫严道育，说自己能不吃饭，还能使唤鬼神。通过东阳公主的丫鬟王鹦鹉，严道育进出公主家。严道育忽悠公主说：“神仙要赐给您符。”公主晚上睡觉，就看见一道像萤火虫一样的光飞进放书的箱子里，打开一看，里面有两颗青色的珠子。从这以后，公主、刘劭、刘濬都对严道育那叫一个深信不疑。刘劭和刘濬平时毛病不少，经常被皇帝批评。他俩就让严道育去跟神仙说说情，别让皇帝知道他们的过错。严道育拍着胸脯说：“我已经跟老天爷说好了，保证不会泄露出去。”刘劭他们对严道育那是毕恭毕敬，喊她“天师”。后来，他们就和严道育、王鹦鹉，还有东阳公主的仆人陈天与、黄门陈庆国一起搞巫蛊之术。他们雕琢了一个跟皇帝模样一样的玉人，埋在含章殿前。刘劭还提拔陈天与当了队主。
东阳公主死了以后，王鹦鹉按说该嫁人了。刘劭和刘濬担心她们之前搞巫蛊的事儿泄露出去，刘濬府里有个吴兴人沈怀远，平时很受刘濬器重，刘濬就把王鹦鹉嫁给沈怀远当妾。
皇帝听说刘劭任用陈天与当队主，就责备刘劭说：“你用的队主这些人，都是奴仆出身吗？”刘劭害怕了，赶紧写信告诉刘濬。刘濬回信说：“要是那人还不停手，干脆直接送他归西，说不定这还是好事的开始呢。”刘劭和刘濬之间写信，经常把皇帝称作“彼人”，有时候也叫“其人”，把江夏王义恭叫做“佞人”。
王鹦鹉之前和陈天与私下有一腿，嫁给沈怀远后，怕这事儿被人知道，就跟刘劭说，让他偷偷把陈天与杀了。陈庆国害怕了，心说：“巫蛊这事儿，就我和陈天与来回传递消息。现在陈天与死了，我可危险了！”于是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皇帝。皇帝一听，惊得下巴都快掉了，马上派人去抓王鹦鹉，把她家抄了，搜出刘劭和刘濬几百张往来的书信，里面全是诅咒皇帝、搞巫蛊的话，还挖出了之前埋的玉人。皇帝就让有关部门彻查这事儿。严道育一看大事不妙，撒丫子跑了，怎么抓都抓不到。
之前，刘濬从扬州刺史任上调到京口镇守。后来庐陵王刘绍因为生病辞去扬州刺史的职务，刘濬觉得这位置肯定又得轮到自己。结果皇帝却让南谯王义宣当了扬州刺史，刘濬心里那叫一个不爽，就请求去镇守江陵，皇帝答应了。刘濬进宫朝见皇帝后，准备回京口安排出发的事儿，结果刚到京口没几天，巫蛊这事儿就曝光了。皇帝一整天都唉声叹气，对潘淑妃说：“太子想早点当皇帝，贪图富贵，这还能理解。可虎头（刘濬小名）也跟着瞎搞，这真不是我能想到的。你们母子俩难道一天都离不开我吗？”然后派宫中使者狠狠责备了刘劭和刘濬。刘劭和刘濬吓得不行，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一个劲儿地谢罪。皇帝虽然气得冒烟，但还是不忍心治他们的罪。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南北朝时期宋魏两国的政治动荡与权力博弈，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性的复杂、权力的残酷与决策的得失，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背景下看，更显历史的戏剧性与必然性。
北魏：权力真空下的血腥洗牌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悼念太子而情绪失控，中常侍宗爱为自保弑君，这一事件直接撕开了北魏权力结构的裂痕。宗爱凭借宦官身份的隐蔽性与宫廷权力的特殊性，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的权力篡夺：先秘不发丧稳住局面，再利用皇族内部的继承分歧（兰延等欲立长君秦王翰，薛提坚持立嫡皇孙拓跋濬），趁机拥立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南安王拓跋余，最终以血腥手段诛杀政敌，一跃成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封王掌权。
这背后暴露了北魏早期政治的两大隐患：一是皇权过度依赖个人权威，太武帝在世时威慑朝野，一旦遇刺，储位继承制度的模糊性便引发混乱；二是宦官干政的土壤早已存在，宗爱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北魏宫廷权力结构中“近侍权重”的必然结果。而拓跋余即位后大赦改元的操作，看似稳定人心，实则难掩权力来源的非法性，为后续拓跋濬的复位埋下伏笔。
刘宋：北伐冲动下的战略短视
宋文帝刘义隆听闻北魏内乱，立刻重启北伐计划，这一决策折射出南朝统治者对“收复中原”的执念，也暴露了其战略判断的情绪化。何偃以“淮泗数州疮痍未复”为由反对，沈庆之也固谏，而青州刺史刘兴祖提出的“长驱中山，直捣心腹”方案，更是极具前瞻性——避开河南的坚城壁垒，利用北魏内乱、麦熟在即的时机，夺取冀州以北的富庶之地，以战养战，动摇北魏统治根基。
但宋文帝的目光始终局限于“收复河南”，坚持让张永等围攻碻磝，最终大概率重蹈元嘉七年、二十七年北伐的覆辙（从后续历史看，此次北伐确实无功而返）。这种战略短视的根源，一方面是宋文帝对“河南故土”的执念过深，将其视为正统象征；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军事实力的误判，忽视了刘宋经过前两次北伐惨败后，国力与士气的损耗。徐爰“衔中旨授诸将方略”的操作，更显皇帝对前线将领的不信任，远程操控往往导致战机延误，这也是南朝北伐屡屡失利的重要原因。
刘宋宫廷：巫蛊案背后的储位危机
与宋魏之间的军事冲突相比，刘宋内部的“巫蛊案”更具悲剧性。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因过失屡遭宋文帝诘责，竟联合吴兴巫严道育搞起巫蛊之术，琢玉为帝像埋于宫中，诅咒父亲早死。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储位焦虑引发的极端行为：刘劭作为太子，看似地位稳固，却因母亲元皇后早逝、潘淑妃专宠而对父亲心存忌惮；刘濬则因权力欲未得满足（未能如愿接任扬州刺史），与兄长结成利益同盟。
宋文帝的反应耐人寻味：得知真相后“惋叹弥日”，却“未忍罪也”。这种犹豫既源于父爱，更源于皇权继承的现实困境——废黜太子与爱子，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但他没意识到，巫蛊案已经彻底撕裂了父子信任，“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邪”的感叹，竟成了预言：两年后，刘劭弑父夺位，开启了刘宋后期的血腥内斗。而潘淑妃的专权、东阳公主的参与、宦官陈庆国的告密，更让这场宫廷斗争充满了人性的幽暗与无常。
历史镜鉴：权力与人性的永恒博弈
这段记载中的每个事件都指向一个核心：权力是把双刃剑。北魏的宗爱靠弑君夺权，最终难免死于权力反噬；宋文帝的北伐执念，源于对“正统”的追求，却因忽视现实而徒劳无功；刘劭兄弟的巫蛊之举，是权力欲扭曲人性的极端表现。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礼崩乐坏”的大分裂时代，这样的故事不断重演：制度的缺失让权力斗争沦为赤裸裸的暴力角逐，人性的贪婪在无约束的环境中无限放大。而宋魏两国的命运也在此刻埋下分野：北魏虽经内乱，最终拓跋濬复位后开启了“文成中兴”，走向汉化改革；刘宋却因宫廷内斗愈演愈烈，一步步滑向衰亡。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稳固，既需要清晰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对权力的敬畏与人性的克制，否则，再辉煌的表象也掩盖不住内在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