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帝拓跋焘让崔浩监管秘书省事务，让他和高允等人一起撰写《国记》，还叮嘱说：“一定要按照事实记录。”着作令史闵湛和郗标，为人乖巧又会谄媚，很受崔浩宠信。崔浩曾经给《易经》《论语》《诗经》《尚书》做过注释，闵湛和郗标就上奏章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这些人的注释，都不如崔浩的精准微妙，恳请陛下收缴国内这些经典的其他版本，颁布崔浩注释的书籍，让天下人都学习。并且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注释《礼传》，好让后世学子能看到正确的义理。”崔浩也向皇帝推荐闵湛和郗标，说他们有着书立说的才能。闵湛和郗标又劝崔浩把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来彰显他写史的公正。高允听说后，对着作郎宗钦说：“闵湛和郗标搞的这事儿，看似小事，却可能给崔家带来灭顶之灾，我们这些人恐怕也都得跟着遭殃！”崔浩最终采纳了闵湛和郗标的建议，把石碑立在郊外祭祀的土坛东边，石碑方圆百步，花费了三百万人工。崔浩写北魏祖先的事迹，都写得特别详细真实，石碑就立在大路边，来来往往看到的人都对此议论纷纷。北魏的鲜卑人没有不愤怒的，他们一起到皇帝那说崔浩坏话，说他是故意宣扬国家的丑事。皇帝大怒，让有关部门审查崔浩和秘书省的郎官、小吏等人的罪状。
当初，辽东公翟黑子深受皇帝宠爱，他奉命出使并州，收了一千匹布的贿赂。事情败露后，翟黑子找高允商量说：“皇上要是问我，我是该如实交代，还是隐瞒呢？”高允说：“您是皇上身边的宠臣，有罪就坦白，说不定还能被原谅，可别再欺骗皇上了。”中书侍郎崔览和公孙质却说：“要是坦白，那罪可就没个准了，不如瞒着。”翟黑子埋怨高允说：“你怎么能把人往死路上引呢！”翟黑子进宫见皇帝，没有如实回答，皇帝生气了，就把他杀了。后来皇帝让高允给太子讲学。等到崔浩被抓，太子把高允召到东宫，还留他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太子和高允一起去上朝，到了宫门口，太子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给你带路；要是皇上问你什么，你就照我说的回答。”高允问：“这是因为什么事儿啊？”太子说：“你心里明白。”太子见到皇帝后说：“高允做事小心，为人真诚，而且地位低贱，一切都听崔浩指挥，请皇上赦免他的死罪。”皇帝召见高允，问他：“《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是之前的着作郎邓渊写的；《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一起写的。不过崔浩负责的事情多，主要是总体把关；说到具体撰写，我写的比崔浩还多。”皇帝生气地说：“高允的罪比崔浩还重，怎么能留他性命！”太子害怕了，赶紧说：“皇上威严，高允是个小臣，吓得语无伦次了。我之前问他，他都说《国书》是崔浩写的。”皇帝又问高允：“真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回答说：“我罪该灭族，不敢说假话。太子是因为我给他讲书讲了很久，可怜我，想救我的命。其实他没问过我，我也没说过这话，不敢乱说。”皇帝转头对太子说：“这人太正直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高允却能做到！临死都不改口，这是诚信；做臣子不欺骗君主，这是忠贞。应该特别赦免他的罪，来表彰他。”于是就赦免了高允。
接着皇帝把崔浩召到跟前，当面质问他。崔浩吓得慌了神，都答不上来。高允却把每件事都讲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皇帝让高允写诏书，处死崔浩以及他的下属宗钦、段承根等人，下到小僮和吏员，总共一百二十八人，都要灭五族；高允犹豫着没写。皇帝多次派人催促，高允请求再去见皇帝一面，然后再写诏书。皇帝把他叫到跟前，高允说：“崔浩犯的罪，如果还有其他的，我不敢乱说；要是仅仅因为写史冒犯了朝廷，罪不该死。”皇帝大怒，让武士把高允抓起来。太子赶紧给皇帝下拜求情，皇帝气消了些，说：“要不是有高允，又得有几千人被处死了。”
六月己亥日，皇帝下诏，诛杀清河崔氏中和崔浩同宗的人，不论亲疏远近，以及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些家族都要灭族，其他人只处死本人。把崔浩关在囚车里，送到城南，几十个卫士往他身上撒尿，崔浩嗷嗷乱叫，路上的人都能听见。宗钦临刑前感叹说：“高允大概是圣人吧！”
过了些日子，太子责怪高允说：“人也得懂得见机行事啊。我想救你一命，都已经给你提示了，你却始终不听，把皇上气得够呛。每次想起这事儿，我都心里直跳。”高允说：“史书，是用来记录君主的善恶，给后人劝诫的，所以君主才会有所顾忌，做事谨慎。崔浩辜负了皇上的恩情，因为私欲丧失了廉洁，爱憎蒙蔽了他的公正，这是崔浩的过错。至于记录朝廷日常、谈论国家得失，这是写史书的基本要求，并没有太多违背原则的地方。我和崔浩实际上是一起做这件事的，生死荣辱，从道义上讲不该有差别。我确实感激殿下再生的恩情，但违背良心苟且偷生，不是我想要的。”太子听了很感动，对高允赞叹不已。高允退下后，对别人说：“我不按太子说的做，是因为怕对不起翟黑子。”
当初，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和崔浩同宗但不同族，崔浩经常轻视侮辱他们，所以关系不好。等到崔浩被诛杀，只有这两家得以幸免。崔赜是崔逞的儿子。
辛丑日，北魏皇帝到阴山北边巡视。北魏皇帝杀了崔浩之后就后悔了，正好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重，有人传言他已经死了，北魏皇帝哀悼说：“李宣城太可惜了！”接着又说：“我说错了，崔司徒（崔浩）才可惜，李宣城令人哀伤！”李孝伯是李顺的堂弟，自从崔浩被杀后，国家军事和政务的谋划商议都由李孝伯负责，皇帝对他的宠爱仅次于崔浩。
当初，车师国的大帅车伊洛世代臣服于北魏，北魏封车伊洛为平西将军，前部王。车伊洛准备去北魏朝见皇帝，沮渠无讳阻断了他的道路，车伊洛多次和沮渠无讳交战，打败了他。沮渠无讳死后，他弟弟沮渠安周夺走了沮渠无讳儿子沮渠乾寿的兵权，车伊洛派人去劝说沮渠乾寿，沮渠乾寿就率领他的五百多户百姓投奔了北魏；车伊洛又劝降了李宝的弟弟李钦等五十多人，把他们都送到北魏。车伊洛向西攻打焉耆，留下他儿子车歇守城。沮渠安周带领柔然的军队抄小路偷袭，攻下了城池。车歇跑去投奔车伊洛，他们一起收拢剩下的部众，坚守焉耆镇，还派使者给北魏皇帝上书说：“我们被沮渠氏攻打，前后长达八年，百姓又饿又穷，实在没法活下去了。我现在抛弃国家出逃，能活下来的才三分之一，已经到了焉耆东部边境，恳请皇上救济！”北魏皇帝下诏打开焉耆的粮仓赈济他们。
吐谷浑王慕利延被北魏逼迫，上表请求到越巂自保，皇帝答应了；但慕利延最终也没去。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北魏太武帝时期围绕《国记》编纂引发的“崔浩国史之狱”事件，其中交织着权力博弈、人性抉择与史学伦理的深刻冲突，为我们窥见北魏初期的政治生态与文化困境提供了鲜活样本。
实录之殇：史学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碰撞
崔浩作为北魏太武帝倚重的重臣，受命监修国史时，魏主明确提出“务从实录”的编纂原则，这本是史学求真精神的体现。然而，当史学理想照进复杂的政治现实，却演变成一场惨烈的悲剧。崔浩团队对北魏先世历史的详实记载，本是对“实录”原则的践行，但将国史刊刻于石、立于衢路的举动，却触碰了敏感的政治神经。
北魏作为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其早期历史中存在诸多与中原礼教相悖的内容。崔浩的“直笔”在鲜卑贵族眼中成了“暴扬国恶”，这种文化认知的差异背后，是新兴王朝在汉化进程中难以调和的矛盾。鲜卑贵族对自身历史的讳莫如深，与崔浩坚持的史学求真原则形成激烈对抗，最终以政治暴力的方式吞噬了史学理想。
闵湛、郗标看似推崇崔浩学术的提议，实则将其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高允早已洞察其中风险，警告此举“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却未能阻止悲剧发生。这一事件揭示了古代修史的艰难处境——史学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在权力面前保持敬畏，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灾祸。
人性试炼：生死关头的抉择与坚守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不同人物的选择展现了人性的复杂面相。高允的表现尤为亮眼，他在皇帝面前拒绝推卸责任，坦然承认自己在国史编纂中“着述多于浩”，这种直面生死的诚实令人震撼。当太子试图为他开脱时，他坚持“不敢虚妄”，以生命扞卫了史官的操守。
相比之下，翟黑子的结局令人唏嘘。面对受贿败露的困境，他不听高允“有罪首实”的劝告，反而轻信崔览、公孙质的欺瞒之策，最终断送性命。这两种选择的对比，凸显了诚实虽可能面临即时风险，却往往是长远的生存之道；而投机取巧虽能暂时规避危机，却可能在更大的风险中倾覆。
崔浩自身也并非完美受害者，他宠信巧佞的闵湛、郗标，轻侮同宗崔赜、崔模，暴露了性格中的刚愎与傲慢。这种性格缺陷使其在政治斗争中树敌众多，也为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太武帝在诛杀崔浩后的悔悟——“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既包含对人才损失的惋惜，也暗含对自身冲动决策的反思。
权力逻辑：帝王心术与政治平衡的博弈
太武帝在事件中的表现充分展现了帝王权术的变幻莫测。他先命崔浩“务从实录”，后又因“暴扬国恶”将其诛杀，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背后，是维护统治权威的核心逻辑。当国史的真实性与政权合法性产生冲突时，帝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诛杀崔浩时，太武帝不仅族灭其亲属，还牵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汉族世家，实则暗藏打击汉族士族势力的政治意图。崔浩作为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其主持的汉化改革与文化整理工作，必然触动鲜卑贵族的利益，国史事件只是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而崔赜、崔模因与崔浩不睦而得免，更凸显了政治斗争中“站队”的重要性。
太子在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缓冲角色，他试图保护高允的举动，既体现了对正直者的庇护，也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制衡的需要。高允最终得以幸免，既是其个人品格的胜利，也是权力博弈中各方力量平衡的结果。
历史回响：文化融合中的阵痛与启示
崔浩国史之狱本质上是北魏汉化进程中的一场文化冲突。鲜卑政权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对触及自身根本利益的文化批判高度敏感。崔浩试图以中原史学传统规范北魏历史书写，却忽视了文化融合需要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
这一事件对北魏的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后北魏修史更加谨慎，形成了既吸收中原史学传统又兼顾鲜卑政治现实的修史模式。李孝伯在崔浩死后成为军国谋议的核心，延续了汉族士人参与北魏政治的传统，说明文化融合的趋势并未因这场悲剧而中断。
高允事后解释自己坚守原则的原因——“恐负翟黑子故也”，展现了深刻的人生智慧。他从翟黑子的悲剧中领悟到：违背本心的苟且偷生终非长久之计，唯有坚守原则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宁。这种价值观的坚守，使其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善终，也为后世树立了史官操守的典范。
回望这段历史，崔浩国史之狱不仅是一场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文化碰撞、权力博弈与人性考验的集中爆发。它警示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也要具备现实的智慧；而权力在面对真相时的态度，终将成为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