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三年（公元426年 ，丙寅年）
春季正月，谢晦的弟弟、黄门侍郎谢?赶忙派人跑去给谢晦通风报信，可谢晦还觉得不太可能，他把傅亮的信拿给咨议参军何承天看，说：“外面传言说朝廷要往西来讨伐我们，这肯定不靠谱啊，万幼宗怎么会来我们这儿呢！”谢晦还觉得这消息是瞎传的，让何承天提前写好回复诏书的草稿，就说讨伐北魏得等到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收到寻阳人送来的信，信上说“朝廷要有大动作，这事儿已经确定了”，程道惠就让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冏把信密封好送给谢晦。谢晦问何承天：“要是真有这事儿，你说我该咋办？”何承天回答：“承蒙将军您特别关照，我一直想着报答您的恩德。现在事情都快到跟前了，我哪敢隐瞒实情！但明天要是宣布戒严，就得按军法办事了，我心里有些想法，就怕没办法全说出来。”谢晦害怕地问：“你难道是想让我自杀吗？”何承天说：“还没到那地步。以皇帝的尊贵，他要是发动全国的力量来攻打咱们一个州，双方实力悬殊，而且他是顺，咱们是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国外去保全自己。其次，派贴心的将领带兵驻守义阳，将军您亲自率领大军在夏口迎战；要是打输了，就赶紧往义阳跑，然后逃到北方境外，这是次一等的办法。”谢晦琢磨了半天，说：“荆州可是个适合打仗的地方，兵源和粮草都容易供应，咱们先拼一把，真不行再跑也不迟！”于是让何承天起草檄文，又和卫军咨议参军琅邪人颜邵商量起兵的事儿，结果颜邵居然喝药自杀了。
谢晦竖起军旗，宣布戒严，他对司马庾登之说：“我现在要亲自率军东下，想麻烦你带三千人守城，防备刘粹。”庾登之说：“我父母都在京城，而且我向来没带过兵，左思右想，实在不敢接受这个命令。”谢晦又问其他将领：“三千战士够守城吗？”南蛮司马周超回答：“这三千人不光能守城，要是有外敌来，还能立下战功呢。”庾登之趁机说：“周超肯定有这能力，我请求辞去司马和南郡的职位，把它们让给周超。”谢晦当场就任命周超为司马，兼任南义阳太守；把庾登之调任为长史，仍然兼任南郡太守。庾登之是庾蕴的孙子。
皇帝觉得王弘、檀道济一开始没参与废杀营阳王和庐陵王的阴谋，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又深受自己信任，所以在事情快要发动的时候，秘密派人通知王弘，并且召回檀道济，想让他去讨伐谢晦。王华等人都觉得不行，皇帝说：“檀道济只是被胁迫跟着参与的，本来就不是主谋。杀害两位王爷的事儿，他也没直接参与。我安抚他，让他去办事，肯定没问题。”乙丑日，檀道济到了建康。
丙寅日，皇帝下诏，公布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营阳王和庐陵王的罪行，命令有关部门将他们处死，还说：“谢晦占据长江上游，如果不马上治他的罪，朕就亲自率领大军去防备他。现在派中领军到彦之立刻火速出发，征北将军檀道济随后陆续跟进，传命令给卫军府和荆州各郡县，让他们按时剿灭叛军，已经命令雍州刺史刘粹等人截断谢晦逃跑和藏匿的路线。只惩罚罪魁祸首，其他人一概不追究。”
就在这一天，皇帝下诏召见徐羡之、傅亮。徐羡之走到西明门外，谢?正好当班，他赶紧派人去告诉傅亮：“宫里有不寻常的安排。”傅亮借口嫂子生病，暂时回家，还派人给徐羡之送信，徐羡之回到西州，坐着家里女眷问安的车出了城，然后步行到新林，跑到陶灶里上吊自杀了。傅亮乘车出了城门，骑马跑到哥哥傅迪的墓地，屯骑校尉郭泓把他抓住了。到了广莫门，皇帝派中书舍人拿着诏书给傅亮看，还对他说：“念在你当年在江陵迎立皇帝时的诚意，会让你的几个儿子平安无事。”傅亮读完诏书，说：“我当初受先帝赏识，以平民身份得到重用，后来又接受了先帝的托付。废黜昏君，拥立明主，这是为了国家考虑啊。现在你们想给我加罪，还怕找不到借口吗！”于是朝廷杀了傅亮，把他的妻子儿女流放到建安；杀了徐羡之的两个儿子，却赦免了他哥哥的儿子徐佩之。杀了谢晦的儿子谢世休，逮捕了谢?。
皇帝准备讨伐谢晦，向檀道济问计策，檀道济回答说：“我以前和谢晦一起北伐，进入关中的时候，十条计策里，他就占了九条，他这人有才能，谋略也精通，一般人很难跟他匹敌。不过他从来没单独带领军队打过决定性的战役，军事方面恐怕不是他的强项。我了解谢晦的智谋，谢晦也清楚我的勇猛。现在我奉皇帝的命令去讨伐他，还没等摆开阵势就能把他抓住。”丁卯日，征召王弘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任命彭城王刘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乐冏又派人去告诉谢晦，徐羡之、傅亮和谢?等人都已经被杀了。谢晦先是为徐羡之、傅亮发丧致哀，接着又发布子弟被杀的噩耗，然后亲自到射堂去整顿军队。谢晦曾经跟随高祖刘裕四处征战，指挥调度都很得当，短短几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投奔他，他很快就聚集了三万精兵。于是谢晦上表，声称徐羡之、傅亮等人忠诚坚贞，却惨遭冤屈杀害。还说：“我们要是一心只想掌权，不一心为国家，当初废黜营阳王的时候，陛下您远在外地，武皇的其他儿子还有年幼的，我们要是拥戴其中一个发号施令，谁敢反对！何必逆流而上三千里，把空着的馆舍等您七十天，一心盼着您来呢！至于庐陵王，在营阳王在位的时候就积累了不少怨恨，还犯上作乱，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不废除昏君，怎么能振兴国家呢！耿弇不把贼寇留给君主和父亲，我又怎么对不起宋室呢！这都是王弘、王昙首、王华这些人心胸狭隘、猜忌多疑，进谗言才造成了这场灾祸。现在我要起兵，清除皇帝身边的坏人。”
秦王乞伏炽磐又派使者去北魏，请求一起出兵攻打夏国。
当初，袁皇后生下皇子刘劭，她亲自仔细看了看孩子，马上派人跑去告诉皇帝：“这孩子长相太奇怪了，肯定会让国家破亡，不能留着他。”说完就要杀了刘劭。皇帝急忙赶到后殿门外，伸手拨开帘子制止了她，这才没杀成。因为当时还在为先帝守丧，所以这件事一直保密。闰正月丙戌日，才对外宣布刘劭出生。
皇帝下诏戒严，宣布大赦天下，各路大军陆续出发去讨伐谢晦。谢晦任命弟弟谢遯为竟陵内史，让他率领一万人总领留守事务，自己则率领两万人从江陵出发，战船从江津一直排到破冢，旌旗遮天蔽日，谢晦感叹道：“真可惜啊，不能带着这些人去做勤王的军队！”
谢晦想派兵袭击湘州刺史张邵，何承天因为张邵的哥哥益州刺史张茂度和谢晦关系不错，就说：“张邵心里怎么想还不知道呢，不适合马上攻打他。”谢晦就写信去招降张邵，张邵没有听从。
二月戊午日，任命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建安太守郑鲜之为尚书右仆射。王敬弘是王廙的曾孙。
庚申日，皇帝从建康出发。命令王弘和彭城王刘义康留守，住进中书下省；侍中殷景仁参与掌管留守事务；皇帝的姐姐会稽长公主留在宫中，总管六宫事务。
【内核解读】
元嘉三年（公元426年）的这场政治风波，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南朝宋初权力更迭中的复杂人性与政治逻辑。从谢晦的挣扎到宋文帝的决断，从朝堂的密谋到荆州的兵变，历史的细节中藏着王朝初创期的生存法则。
权力漩涡中的个体困境
谢晦的反应堪称权力崩塌前的典型样本。从最初对“西讨已定”消息的不屑，到面对确凿证据时的慌乱，再到最终“聊且决战”的孤注一掷，展现了权臣在危机来临时的心理嬗变。他手握荆州重兵，却在战略选择上犹豫不决——何承天提出的“境外求全”“退保义阳”等阶梯式方案，本是乱世中保全自身的理性选择，但他一句“荆州用武之地，兵粮易给，聊且决战，走复何晚”，暴露了权力者对既得利益的执念。
何承天的角色则体现了乱世谋士的生存智慧。他既不隐瞒危局，又不直言逼死主君，而是以“报德”为名提供务实方案，在忠节与求生之间寻找平衡。相比之下，颜邵饮药而死的决绝，与庾登之以“亲老在都”推脱守城的迂回，构成了士大夫在政治站队中的两种极端选择——有人以死明志，有人以智避祸，人性的多面性在权力绞杀中尽显。
宋文帝的政治手腕与风险博弈
刘义隆（宋文帝）的决策堪称帝王权术的经典案例。在处置谢晦之乱时，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
--精准的政治定性：将王弘、檀道济与徐羡之、傅亮、谢晦区分开来，认定檀道济“止于胁从，本非创谋”，这种分化瓦解的策略，成功争取到关键军事力量的支持。
--大胆的用人之术：在王华等人反对的情况下，坚持起用曾参与废立的檀道济讨伐谢晦，深知“抚而使之，必将无虑”，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力，成为平叛的关键。
--周密的舆论铺垫：下诏时明确“罪止元凶，馀无所问”，既高举替营阳、庐陵二王复仇的道义旗帜，又给叛乱阵营留有余地，降低平叛阻力。
檀道济的态度转变同样耐人寻味。作为军事奇才，他对谢晦的评价“入关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尝孤军决胜”，既承认对手才能，又点出其短板，最终“未陈而擒”的预判，展现了军事家对战场态势的精准把握，也印证了宋文帝用人的正确性。
制度缺陷与历史必然
这场叛乱本质上是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余波。谢晦作为刘裕托孤大臣，手握荆州兵权却缺乏合法传承依据，宋文帝以“讨逆”为名收权，实则是皇权与门阀势力的必然碰撞。从制度层面看：
--荆州作为“用武之地”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皇权心腹大患，谢晦在此“数日间得精兵三万人”，印证了地方强藩对中央的威胁。
--门阀士族“亲老在都”的家族羁绊，成为皇权制约地方的隐性武器，庾登之以此推脱守城职责，侧面反映出中央对士族的控制手段。
--废立之事带来的道德困境，让参与者始终处于“逆顺”之争的漩涡中。谢晦在檄文中辩解“黜昏立明，社稷之计”，却无法掩盖弑君事实；宋文帝以“复仇”为名平叛，实则完成权力再分配，道义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历史细节中的隐喻与启示
文中诸多细节暗藏深意：谢晦感叹“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道尽权臣在合法性缺失下的无奈；袁皇后欲杀皇子劭的预言，为日后“元凶之乱”埋下伏笔，暗示王朝兴衰的宿命感；颜邵饮药自尽与周超主动请战的对比，展现乱世中不同的生存哲学。
这场叛乱的平息，标志着宋文帝集权统治的开始，也为“元嘉之治”扫清了障碍。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宋文帝以雷霆手段终结了权臣干政，却未能解决皇权传承的根本问题；他倚重檀道济平定叛乱，最终却因猜忌将其诛杀。权力场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元嘉三年的这场风波，不过是南朝皇权更迭史中的一个注脚，却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政治“治乱循环”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