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熙元年（公元419年，己未年）
春天，正月初一，改年号。
立琅邪王司马德文的妃子褚氏为皇后，这褚皇后是褚裒的曾孙女。
北魏皇帝拓跋嗣在犊渚打猎。
正月初三，朝廷征召宋公刘裕入朝，要给他进爵为王，刘裕推辞了。
正月十二，北魏皇帝拓跋嗣回到平城。
正月二十九，把安皇帝司马德宗葬在休平陵。
朝廷下令让刘道怜以司空的身份出镇京口。
夏国将领叱奴侯提率领两万步兵和骑兵，在蒲阪攻打毛德祖，毛德祖抵挡不住，带着军队撤回彭城。二月，宋公刘裕任命毛德祖为荥阳太守，驻守虎牢关。
夏国国主赫连勃勃征召隐士京兆人韦祖思。韦祖思来了之后，害怕得过分，赫连勃勃生气地说：“我以对待国士的礼节征召你，你却把我当外人。你以前不拜姚兴，现在为啥单单来拜我？我活着的时候，你就不把我当帝王；我要是死了，你们舞文弄墨，还不知道把我写成啥样呢！”于是就把韦祖思给杀了。
大臣们都建议赫连勃勃把都城定在长安，赫连勃勃说：“我难道不知道长安是历代帝王的都城，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又坚固吗？但是晋人离咱们远，终究成不了咱们的祸患。魏国和咱们风俗差不多，土地又接壤，从统万城到魏国边境才一百多里。我要是在长安，统万城肯定危险；我要是在统万城，魏国肯定不敢渡过黄河往西来。你们只是没看到这点罢了。”大臣们都说：“我们可没想到这些。”于是赫连勃勃就在长安设置了南台，让赫连璝兼任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他自己回到统万城，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真兴。
赫连勃勃这人又骄傲又残暴，把老百姓看得像草一样轻贱。他常常站在城楼上，身边放着弓箭和宝剑，心里一有不爽的，就亲手把人杀了。大臣们要是敢和他对视，就把眼睛挖出来；要是敢笑，就把嘴唇割掉；要是敢劝谏，就先把舌头割了再砍头。
当初，司马楚之护送他父亲司马荣期的灵柩回建康，正好赶上宋公刘裕诛杀那些有才能、有声望的司马氏宗室成员，司马楚之的叔父司马宣期、哥哥司马贞之都被杀了，司马楚之就逃到竟陵的蛮人部落里藏了起来。等他的叔祖父司马休之从江陵逃到秦国后，司马楚之又逃到汝水、颍水一带，召集人马，想着要复仇。司马楚之年轻的时候就很有英气，还能放下架子礼贤下士，身边聚集了一万多人，驻扎在长社。刘裕派刺客沐谦去刺杀司马楚之，司马楚之对沐谦特别好。沐谦想动手，一直没找到机会，于是晚上就假装生病，料定司马楚之肯定会来探病，打算趁机刺杀他。司马楚之果然亲自端着汤药去看望沐谦，情意特别真诚，沐谦不忍心下手了，就从席子下面拿出匕首，把情况告诉司马楚之说：“将军您被刘裕特别忌惮，希望您不要轻率行事，一定要保全自己。”然后就投靠了司马楚之，还帮他防卫。
王镇恶死的时候，沈田子杀了他兄弟七人，只有弟弟王康逃脱了，跑到彭城投奔宋公刘裕，刘裕让他做了相国行参军。王康请求回洛阳看望母亲，正好赶上长安失守，王康就纠集了关中的流民，大概一百来人，又带着七百多户侨居的人家，一起保卫金墉城。当时很多司马氏宗室成员都逃到了黄河以南，有个叫司马文荣的，带着一千多户乞活军驻扎在金墉城南边；还有个司马道恭，从东垣带着三千人驻扎在城西；司马顺明带着五千人驻扎在陵云台；司马楚之驻扎在柏谷坞。北魏河内镇将 于栗磾的巡逻骑兵在芒山上，各方的攻击接连不断，王康坚守了六十天。刘裕任命王康为河东太守，还派兵去救援，那些人就都逃散了。王康鼓励百姓种地养蚕，老百姓都很亲近、信赖他。
司马顺明、司马道恭还有平阳太守薛辩都投降了北魏，北魏任命薛辩为河东太守，让他抵御夏国人。
夏天，四月，西秦征西将军乞伏孔子率领五千骑兵，在弱水南边讨伐吐谷浑的觅地，把觅地打得大败，觅地带着他的六千部众投降了西秦，西秦封他为弱水护军。
四月二十三日，北魏皇帝拓跋嗣在东庙举行祭祀仪式，来参加助祭的有几百个附属国；四月二十四日，拓跋嗣往南巡视到了雁门。
五月初一，北魏皇帝拓跋嗣在灅水观看捕鱼。五月初十，回到平城。
北凉公沮渠歆用刑过于严苛，还喜欢修建宫殿。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说：“咱们凉州这地儿一分为三，照这形势，支撑不了多久啦。想要兼并其他地方，根本在于发展农业；想要让远方的人归附，最好的办法就是政策宽松、政务简单。今年以来，阴阳失调，风雨也不按时来，这时候就应该减少膳食，撤掉乐悬，反省自己，修养德行，可您却刑罚越来越严，修建宫殿的工程没完没了，这恐怕不是能让国家兴旺的办法呀。以前周文王靠着百里土地兴起，秦二世坐拥天下却灭亡了，这前面的例子，得失可太明显了。太祖凭借着神圣的资质，被西夏人推举，左边拿下酒泉，右边开拓西域。殿下您要是不能继承太祖的遗志，统一凉州，跟上太祖的脚步，将来有啥脸面去见先王呢！沮渠蒙逊那可是胡夷中的豪杰，对内整治政务，对外礼待英才贤士，打仗的时候，还身先士卒，老百姓都爱戴他，愿意为他效力。我觉得殿下您不光没办法平定沮渠蒙逊，恐怕沮渠蒙逊还会成为咱们国家的大麻烦呢。”沮渠歆看完这奏疏，心里很不高兴。
主簿汜称也上疏劝谏说：“老天爷爱护君主，那可是尽心尽力的。所以要是政治没搞好，就会降下灾异来警告。能改正的，就算处境危险也会昌盛；不改正的，就算现在安稳也一定会灭亡。元年三月癸卯日，敦煌的谦德堂塌陷；八月，效谷地裂开；二年正月初一，大雾弥漫，四处都被遮住；四月，太阳发红，没有光芒，过了二十天才恢复正常；十一月，狐狸跑到南门上；今年春天和夏天，又连续地震了五次；六月，有流星坠落在建康。我虽然学问比不上古人，也活了五十九岁了，就给殿下简单说说我耳闻目睹的事儿吧，也不再扯那些史书上的事儿了。以前咸安初年，西平发生地裂，狐狸跑进谦光殿前，没多久秦国的军队就突然来了，都城守不住。梁熙做凉州刺史的时候，不抚恤百姓，就知道搜刮钱财，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崩塌，有陨石落在闲豫堂，第二年就被吕光杀了。段业在这儿当政，三年里，地震了五十多次，后来先王在瓜州兴起，沮渠蒙逊在张掖篡位弑君。这些都是眼前发生的事儿，殿下您也清楚得很。效谷是先王起家的地方，谦德堂是您登基的地方，地基塌陷，大地裂开，这都是大凶的征兆啊。太阳是阳气的精华，象征着中原地区；太阳发红没光芒，说明中原地区要衰落了。俗话说：‘野兽进家，主人要离开。’狐狸跑到南门上，这也是很大的异常现象。现在蛮夷越来越强大，咱们中原越来越弱小。希望殿下赶紧停止修建宫殿的工程，别再沉迷游玩打猎的娱乐，礼请那些杰出的人才，爱护百姓，来应对上天的警示，防范还没发生的灾祸。”沮渠歆还是不听。
秋天，七月，宋公刘裕终于接受了进爵的任命。八月，他把驻地迁到寿阳，任命度支尚书刘怀慎为督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守彭城。
八月二十二日，北魏皇帝拓跋嗣往东巡视；九月初五，回到平城。
九月，宋王刘裕辞去扬州牧的职务。
西秦左卫将军乞伏匹达等人带兵到漒川讨伐彭利和，把彭利和打得大败，彭利和单人匹马逃到仇池；乞伏匹达等人抓获了彭利和的妻子儿女，把三千户羌族豪强迁到枹罕，漒川的三万多户羌族人都像以前一样安居乐业。冬天，十月，西秦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松寿为益州刺史，镇守漒川。
宋王刘裕觉得河南地区太萧条，十月初七，把司州刺史刘义真调任为扬州刺史，镇守石头城。萧太妃对刘裕说：“道怜是你一起吃苦过来的兄弟，应该让他当扬州刺史。”刘裕说：“我对道怜，哪会舍不得啥呀！扬州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事务特别多，道怜应付不来。”太妃说：“道怜都五十多了，难道还不如你十岁的儿子？”刘裕说：“义真虽然是刺史，但不管大事小事，实际上都由我决定。道怜年纪大，要是不亲自处理事务，在声望上就不够。”太妃这才没话说了。刘道怜这人又笨又粗俗，还贪心放纵，所以刘裕不愿意用他。
十一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十二月初七，北魏皇帝拓跋嗣往西巡视到云中，从君子津西边渡过黄河，在薛林山大肆打猎。
十二月初五，宋王刘裕被赐予特殊的礼遇，他的太妃被晋封为太后，世子被立为太子。
【内核解读】
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正值东晋王朝摇摇欲坠、南北朝格局酝酿成型的关键节点。这一年的历史记载看似是零散的事件堆砌，实则暗藏着权力更迭的逻辑、治国理念的碰撞与文明兴衰的密码，透过这些事件，可清晰窥见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博弈与历史演进的必然轨迹。
权力更迭：东晋的黄昏与刘裕的崛起
东晋末年的权力舞台上，刘裕无疑是最耀眼的主角。元熙元年正月，朝廷“征宋公裕入朝，进爵为王”，这一事件看似是常规的爵位晋升，实则是刘裕权力达到顶峰的标志。他的“辞让”更像是一种政治姿态，既彰显对朝廷礼仪的“尊重”，又以退为进巩固权力，这种“辞而不受”的戏码在古代权力交接中屡见不鲜，成为权臣积累政治资本的惯用手段。
与此同时，刘裕对宗室的清洗与对地方势力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他诛杀司马楚之的叔父与兄长，迫使司马楚之流亡聚众复仇，这既是消除潜在威胁的必然举措，也暴露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在王朝更替的前夜，血缘纽带早已让位于权力野心。而“敕刘道怜司空出镇京口”，则体现了他对核心战略要地的掌控欲，通过亲属镇守关键节点，构建起以家族为核心的权力网络。
值得玩味的是刘裕对扬州牧职位的安排。面对太后“用道怜为扬州”的提议，他以“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为由拒绝，最终任命世子义真。这一决策背后，是清醒的政治考量：扬州作为王朝核心区域，必须由完全可控且能承担重任者掌控。道怜“愚鄙而贪纵”的特质，不符合刘裕对核心权力区管理者的要求，这既展现了刘裕的识人用人标准，也暗示了未来刘宋王朝的权力传承逻辑——能力优先于血缘亲疏，实用主义主导政治布局。
治国理念：残暴与宽仁的冰火两重天
这一年的历史记载中，两位君主的治国方式形成了尖锐对比，为后世留下深刻的治国教训。
夏主赫连勃勃的统治堪称“残暴”的代名词。他征召隐士韦祖思，因对方“恭惧过甚”便怒而杀之，理由竟是“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这种逻辑暴露了极端自卑与极度自负的扭曲心理。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的日常统治：“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手自杀之。群臣迕视者凿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先截其舌而后斩之。”视人命如草芥的统治方式，虽能凭借暴力短暂维持权威，却必然失去民心根基。赫连勃勃拒绝迁都长安的决策，虽体现了对军事地理的一定认知，却因残暴本性无法转化为长久的统治优势，为夏国的短命埋下伏笔。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凉国张显、汜称的谏言。他们指出凉公歆“用刑过严，又好治宫室”的问题，提出“兼并之本，在于务农；怀远之略，莫如宽简”的治国理念，更以“文王以百里而兴，二世以四海而灭”的历史教训警示统治者。这些谏言直击治国核心：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严刑峻法与大兴土木只会加速资源消耗与民怨积累。可惜凉公歆“览之不悦”，拒绝纳谏，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使得凉国在与沮渠蒙逊的竞争中逐渐失势，印证了“改者虽危必昌，不改者虽安必亡”的治国真理。
军事博弈：地缘战略与生存智慧
元熙元年的军事动态，折射出各方势力对地缘战略的深刻认知。夏将叱奴侯提攻蒲阪、毛德祖退守彭城后改镇虎牢，这一系列军事调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晋、夏、魏三方在黄河流域的势力拉锯。刘裕任命毛德祖为荥阳太守戍虎牢，显然是看中虎牢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原屏障，虎牢的得失直接关系到东晋在北方的生存空间。
赫连勃勃关于定都的决策，展现了独到的军事地理眼光。他拒绝群臣定都长安的提议，理由是“朕在长安，统万必危；若在统万，魏必不敢济河而西”。这种判断精准把握了当时的战略格局：夏与魏“风俗略同，土壤邻接”，是直接竞争对手；而东晋“僻远，终不能为吾患”。定都统万的选择，将军事防御置于首位，以核心都城的安全保障整体战略安全，虽放弃长安的繁华，却换来了对魏防御的主动权，体现了乱世中“生存优先于虚名”的务实战略。
司马楚之的流亡与反击，则展现了失败者的生存智慧。面对刘裕的追杀，他“亡匿竟陵蛮中”“聚众以谋复仇”，凭借“少有英气，能折节下士”的特质聚拢万人之众。而刺客沐谦因受其厚待而放弃刺杀，更说明在暴力横行的乱世，人格魅力与待人之道仍能成为生存的另类武器。这种“以恩化怨”的案例，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尤为珍贵，也从侧面反映出民心向背的微妙作用。
文化碰撞：胡汉杂糅下的统治逻辑
这一年的历史事件中，胡汉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暗流涌动。赫连勃勃诛杀韦祖思的理由颇具代表性：“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这种对“礼遇对等”的极端敏感，折射出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文化认同上的焦虑。他们既希望获得汉族士大夫的认可，又警惕被视为“非类”，这种矛盾心理导致统治行为的极端化——以暴力强迫文化认同，最终却适得其反。
相比之下，北魏的做法更具包容性。魏主嗣“有事于东庙，助祭者数百国”，这种多民族参与的祭祀活动，既是权力炫耀，也是文化融合的尝试。将薛辩等降将“以为河东太守以拒夏人”，则体现了“以夷制夷”的统治智慧，通过吸纳地方精英参与治理，既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又减少了民族矛盾，为北魏后来的汉化改革埋下伏笔。
凉国的文化困境则更为典型。张显、汜称的谏言充满儒家治国理念：“兼并之本，在于务农；怀远之略，莫如宽简”“减膳撤悬，侧身修道”，这些主张代表了汉族传统的治世思想。但凉公歆的拒绝，反映出在分裂战乱的环境中，儒家理想与现实生存需求的冲突。而沮渠蒙逊“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先士卒”的做法，融合了胡族的务实精神与汉族的治国经验，反而更适应乱世的生存法则，这种文化融合的深浅，直接决定了政权的生命力。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法则
元熙元年的历史，为后世提供了多重启示。在权力更迭方面，它揭示了“实力决定话语权”的铁律：刘裕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军功积累、战略布局与权力清洗的基础上，每一步行动都指向最终的王朝更替。在治国理念上，赫连勃勃的残暴与凉公歆的拒谏，印证了“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的真理；而刘裕对核心区域的掌控与北魏的包容性政策，则说明“务实与包容”是乱世中政权存续的关键。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这一年的事件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与新型皇权政治的酝酿。刘裕虽未完成称帝最后一步，但“加殊礼，进王太妃为太后，世子为太子”的举措，已使刘宋王朝的轮廓清晰可见。而夏、魏、凉等政权的兴衰博弈，则预示着南北朝时期“胡汉融合”的大趋势——单纯依靠武力或固守传统都无法长久，唯有兼容并蓄、顺应民心者才能在历史竞争中胜出。
元熙元年如同一个历史棱镜，将权力、文化、军事等多重因素折射汇聚，展现出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智慧与局限。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是历史规律的具体呈现：残暴者虽能逞一时之快，终难逃脱覆灭命运；务实包容者虽面临重重挑战，却能在竞争中占据先机。而刘裕的崛起与东晋的衰落，不过是这一规律的又一次验证——历史或许会重复相似的情节，但民心向背与治国理念的优劣，永远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终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