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日，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赐、鲁轨、韩延之、刁雍、王慧龙以及桓温的孙子桓道度、桓道子，桓家的族人桓谧、桓璲，陈郡的袁式等人，都到北魏长孙嵩那里投降。后秦匈奴镇将姚成都和他弟弟姚和都献出镇守的地方，投降北魏。北魏皇帝拓跋嗣下诏，民间要是有人把姚氏子弟送到平城，就给予赏赐。冬天，十月己酉日，拓跋嗣召回长孙嵩等人。没过多久，司马休之在北魏去世。北魏赐给司马国璠淮南公爵位，赐给司马道赐池阳子爵位，赐给鲁轨襄阳公爵位。刁雍上奏请求到南方边境效力，拓跋嗣任命刁雍为建义将军。刁雍在黄河、济水之间聚集人马，搅得徐州、兖州不得安宁。太尉刘裕派兵去讨伐，没能取胜，刁雍进而屯兵固山，手下人马多达两万。
朝廷下诏，将宋公刘裕的爵位进封为王，增加十个郡的封地，刘裕推辞不接受。
西秦王乞伏炽磐派左丞相昙达等人攻打后秦旧将姚艾，姚艾派使者表示愿意称臣，乞伏炽磐任命姚艾为征东大将军、秦州牧。征召王松寿为尚书左仆射。
十一月，北魏叔孙建等人讨伐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人，将其平定。
辛未日，刘穆之去世。太尉刘裕听到这个消息，震惊悲痛，哀伤惋惜了好几天。一开始，刘裕本想留在长安，继续谋划夺取西北，但手下的将领和僚属们长期在外征战，都想回家，大多不想留下。正好刘穆之去世，刘裕觉得后方没了可靠的人，于是决定东归。
刘穆之去世后，朝廷上下惊慌害怕，打算发布诏书，让太尉左司马徐羡之代替刘穆之的职位。中军咨议参军张邵说：“现在情况确实紧急，但最终合适的人选还是徐羡之。不过世子没有独自下命令的权力，应该先问问他的意见。”刘裕本想用王弘代替刘穆之，从事中郎谢晦说：“王弘这个人做事轻率，不如徐羡之稳重。”于是朝廷任命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代管留守事务。从此，以前由刘穆之决定的朝廷大事，现在都要向北咨询刘裕。
刘裕任命次子桂阳公刘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兼任雍州、东秦州二州刺史。刘义真当时年仅十二岁。任命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兼任冯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都为中兵参军，依旧让沈田子兼任始平太守，毛德祖兼任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史。
在此之前，那些流亡到关中的陇上百姓，都盼望着借着这次军事行动的威势回到家乡。等到设置东秦州后，他们知道刘裕没有继续西进的打算，都唉声叹气，失望不已。
关中人一直很敬重王猛，刘裕能攻克长安，王镇恶功劳很大，因此南方人都嫉妒他。沈田子认为自己在峣柳立下战功，和王镇恶争功，心里很不平衡。刘裕即将返回南方，沈田子和傅弘之多次对刘裕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能信任他。”刘裕说：“现在我给你留下文臣武将和一万精兵，他要是想干什么坏事，那只能是自取灭亡。别再说这些了。”刘裕还私下对沈田子说：“钟会之所以没能叛乱成功，是因为有卫瓘制衡他。俗话说：‘猛兽也怕群狐’，你们十几个人，还怕王镇恶不成！”
臣司马光说：古人讲：“怀疑就别任用，任用就别怀疑。”刘裕既然把关中事务托付给王镇恶，却又跟沈田子说这些话，这是挑起他们内乱啊。可惜啊！百年的敌寇，千里的土地，得来那么艰难，失去却如此草率，让长安这样的都城又落入敌人手中。荀子说：“兼并容易，巩固就难了。”真是这样啊！
三秦的父老乡亲听说刘裕要走，到他门前哭诉：“我们这些受苦的百姓，很久没受到朝廷的教化了，到现在都有百年了，才看到汉族的衣冠，大家都互相庆贺。长安的十座先帝陵墓是你们刘家的祖坟，咸阳的宫殿是你们的家宅，丢下这些要去哪里呢！”刘裕听了很怜悯，安慰他们说：“我是接受朝廷的命令，不能擅自留下。我很理解各位思念故土的心情，现在我留下我的次子和文武贤才一起镇守这个地方，大家就和他们好好相处吧。”十二月庚子日，刘裕从长安出发，经洛阳进入黄河，开通汴渠后返回。
氐族首领徐骇奴、齐元子等人率领三万部落民众在雍州，派使者向北魏请求投降。北魏皇帝拓跋嗣派将军王洛生、河内太守杨声等人西行接应。
闰月壬申日，北魏皇帝拓跋嗣前往大宁长川。
秦州、雍州的一千多家百姓推举襄邑令上谷人寇赞为首领，投降北魏。拓跋嗣任命寇赞为魏郡太守。时间一长，秦州、雍州流入北魏河南、荥阳、河内的百姓，数以万计。拓跋嗣于是设置南雍州，任命寇赞为刺史，封河南公，州治设在洛阳，并设立雍州的郡县来安抚这些流民。寇赞很善于招抚怀柔，归附他的流民比最初多了三倍。
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太尉刘裕东归，特别高兴，问王买德：“我打算夺取关中，你说说有什么好办法。”王买德说：“关中地势险要，是个好地方，而刘裕却让他年幼的儿子镇守。他匆匆忙忙回去，就是想赶紧完成篡夺皇位的事，没心思再管中原这边了。这是上天把关中赐给我们，不能错过啊。青泥、上洛是南北的险要之地，应该先派流动部队切断那里；东边堵住潼关，断绝他们水陆的退路；然后向三辅地区发布檄文，施加我们的威严和恩德，这样刘义真就像在网里一样，拿下他轻而易举。”赫连勃勃于是让他的儿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璝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领两万骑兵向长安进发。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任命王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屯兵青泥，赫连勃勃率领大军作为后援。
这一年，北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去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东晋末年至南北朝初期的复杂政治军事图景，其中蕴含的权力逻辑、人性博弈与战略抉择，至今仍具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政权更迭中的降者群像与北魏的扩张智慧
癸酉日那场规模庞大的投降事件，本质上是东晋内部权力洗牌的外溢效应。司马休之、鲁轨、刁雍等东晋旧臣与桓氏残余势力集体降魏，折射出刘裕在东晋朝堂的强势崛起已让反对派无立足之地。这些降将中，既有皇族成员，又有世家代表，还有军事将领，他们的归附不仅壮大了北魏的实力，更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治理经验与人才资源。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一方面以爵位笼络降将核心成员，如封司马国璠为淮南公、鲁轨为襄阳公，通过利益绑定实现政治整合；另一方面发布悬赏令鼓励民间捕捉姚氏子弟，从根基上瓦解后秦残余势力。这种“高层拉拢+基层动员”的双轨策略，体现了北魏在扩张过程中的灵活务实。
刁雍在河济之间的军事行动尤为值得关注。他聚众两万扰动徐兖，连刘裕的讨伐军都未能将其制服，这既反映出刁雍的军事才能，更暗示了刘裕集团在平定关中后的兵力分散与统治脆弱性。北魏对刁雍的任用，显示出其利用东晋内部矛盾、向南渗透的战略意图。
刘裕集团的战略摇摆与权力传承危机
刘裕辞让宋公晋爵为王的封赏，表面是谦逊，实则是政治试探与权力布局的需要。此时他的重心已转向关中治理与皇权过渡，但内部矛盾却逐渐显现。刘穆之之死成为关键转折点——这位被刘裕视为“根本”的重臣离世，直接导致刘裕放弃经营西北的长远规划。
史料中“诸将佐皆久役思归”的记载，揭示出东晋军队的结构性问题：这支由流民与世家子弟组成的军队缺乏长远战略眼光，更多关注眼前利益与故土归属。刘裕在“经略西北”与“东还夺权”之间的抉择，本质上是现实主义政治逻辑的必然——相比遥远的关中，稳固东晋中枢、完成篡权大业才是核心利益。
刘穆之死后的权力交接过程，暴露出刘裕集团的制度缺陷。徐羡之最终接任并非源于制度性安排，而是各方博弈与临时决策的结果。这种“大事北咨”的模式，导致长安与建康之间的权力真空，为后续关中失控埋下隐患。十二岁的刘义真被委以关中重任，看似是刘裕培养子嗣的安排，实则反映出其对关中重要性的误判与权力传承的焦虑。
关中治理困境与民族矛盾的爆发
关中地区的治理危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陇上流民“望因兵威得复本土”的期望，与刘裕设置东秦州所传递的“无复西略之意”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政策摇摆直接摧毁了民心基础。三秦父老“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的泣诉，既是对晋室复兴的期盼，更是对稳定治理的渴望，而刘裕“不得擅留”的回应，则彻底暴露了其政权的本质——并非为中原复兴，而是为家族篡权。
王镇恶与沈田子的矛盾，是南北方将领冲突的缩影。王镇恶作为北方将门之后（王猛之孙）在关中战功卓着，却因“家在关中”遭到南方将领的猜忌；沈田子以峣柳之捷自居，形成南北军事集团的对立。刘裕非但未能化解矛盾，反而以“钟会、卫瓘”的典故暗示沈田子制约王镇恶，这种“以疑制将”的权术，直接引发了后续的军事内讧。司马光“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的评论，精准点出刘裕在用人上的致命缺陷。
荀子“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的论断，在这段历史中得到完美印证。刘裕虽能凭借军事力量夺取关中，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既未能安抚北方流民，又未能调和内部矛盾，更未能制定长远战略，最终导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艰难，失之造次”的悲剧。
赫连勃勃的战略机遇与北魏的南向渗透
赫连勃勃对关中的觊觎与行动，展现出敏锐的战略眼光。王买德提出的“断青泥、塞潼关、传檄三辅”策略，精准抓住了刘裕东还后的权力真空期。夏军兵分三路的部署，完全切断了关中与外界的联系，使刘义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北魏在这一时期的行动则更为隐蔽而有效。接纳氐族豪帅徐骇奴、齐元子的投降，设置南雍州安抚秦雍流民，任命寇赞为刺史进行治理，这些措施既扩大了统治范围，又积累了治理汉地的经验。尤其“流民归之者三倍其初”的成效，显示出北魏在笼络人心方面已超越东晋政权。这种“软扩张”策略与赫连勃勃的军事征服形成呼应，共同加速了关中地区的权力更迭。
历史启示：权力本质与治理逻辑的永恒命题
这段历史揭示出一个核心规律：军事征服易，政治整合难。刘裕能凭借军事优势平定关中，却因政治短视与权力私心失去统治基础；北魏与赫连勃勃虽手段不同，却都抓住了刘裕集团的结构性缺陷。
司马光“任则勿疑”的评论，不仅是对刘裕用人失误的批判，更道出了治理的根本原则——信任是权力运行的基础。刘裕既想利用王镇恶的军事才能，又想用沈田子制约其权力，这种矛盾的统治术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段历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融合”与“政权更迭”的缩影。关中地区作为多民族交汇地带，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而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那些能平衡民族利益、建立稳定秩序的政权。北魏后来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正是因其在这一时期积累的治理经验与战略眼光，而刘裕集团的失败，则为南朝政权的偏安格局埋下伏笔。
这段史料以简练的笔触，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折关头，其中蕴含的权力博弈、战略抉择与人性弱点，至今仍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