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那对母子，是在街角的“指尖流光”美甲店。
那天下午我刚下班，穿着藏青色西装套裙，手里拎着电脑包，想进去做个简单的护理。推开门的时候，风铃响了两声，店里三个姑娘齐刷刷抬头看我——不是迎接客人的那种看，是那种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看。
“田姐，是你啊——”店主小满拍着胸口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脸还是白的，“吓死我了，我以为又来了。”
我把电脑包放在沙发上：“谁来了？抢劫的？”
“比抢劫的还吓人。”小满给我倒了杯水，手还在抖，“就刚才，一个老太太，带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推门就进，见人就问结婚了吗——”
另外两个做美甲的姑娘也凑过来，七嘴八舌：
“那男的全程一句话不说，就站在门口，眼睛直勾勾的——”
“老太太问我多大，我说二十五，她眼睛都亮了，拉着我手问我有没有对象——”
“后来看见我手上做的是红色美甲，说不行，太艳了，不会过日子——”
小满叹了口气：“最后走的时候，老太太还撂下一句话，说她儿子要娶就得娶年轻漂亮的，年纪大的、长得不好看的，影响下一代颜值。”
我忍不住笑出声：“还有这种操作？”
“你别笑，田姐。”小满压低声音，“这条街上的店，她们都扫过了。奶茶店、服装店、美容院……见门就进，见年轻姑娘就问。现在大家统一口径，只要看见那母子俩，就说自己已婚已育，实在不行就赶紧关门。”
我端起杯子喝水，心想这大概就是小城市特有的奇闻异事吧。我在青屿生活了三十四年，什么事没见过？这种事，新鲜两天也就过去了。
但我没想到，三天后，我就在自己家里看见了他们。
那天我妈打电话让我回家吃饭，说有重要的事。我一进门，就看见客厅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外套，腰板挺得笔直；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不合身的灰色夹克，低着头，盯着茶几上的果盘，一动不动。
“小颖，快坐。”我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这是你宋姨，这是她儿子建国。宋姨是我们广场舞队新来的姐妹，跳得可好了。”
宋姨？建国？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小满的话——“一个老太太，带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
不会这么巧吧。
我礼貌地点了点头，在沙发上坐下来。老太太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从上到下，从前到后，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这就是你闺女？”老太太开口了，声音洪亮，“多大了？”
“三十四了。”我妈说。
“做什么工作的？”
“在企业做管理，坐办公室的。”
老太太点点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长相嘛……还凑合。”
我心里咯噔一下。
“结婚了吗？”老太太问。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秒：“还……还没呢。”
“有对象吗？”
“也……也没有。”
老太太的眼睛亮了。那种亮，我在菜市场见过——挑到新鲜带鱼的时候。
“那正好。”老太太一拍大腿，“我家建国，今年四十，比你闺女大几岁，会疼人。我们家有一套老房子，虽然破是破了点，但位置好。建国他爸走得早，我就这一个儿子，以后家里的东西都是他的——”
我看向那个叫建国的男人。他始终没抬头，盯着茶几上的果盘，好像那里面有什么稀世珍宝。他的手指一直在抠夹克的拉链，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宋姐，”我妈的笑容有点挂不住了，“这事儿，也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意思？”老太太声音拔高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有自己的意思了！我跟你讲，找对象这事儿，就得父母做主。你看我家建国，老实，不抽烟不喝酒，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够花了。你们家闺女工资高，以后养家没问题，回家有热饭吃，多好。”
我放下手里的杯子：“宋姨，您的意思是，我挣钱养家，回家还得给您儿子做饭？”
“不用你做饭。”老太太挥挥手，“我做。我身体好着呢，再干二十年没问题。你就负责挣钱，回家有口热饭吃，再生个孩子，最好生两个，一儿一女。我跟你们住，带孩子我包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丝开玩笑的成分。但是没有，她是认真的，百分之百的认真。
“宋姨，”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您看，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互相都不了解，谈这些太早了。”
“了解什么呀？”老太太往前探了探身子，“我一眼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不丑，工作好，年纪虽然大了点，但配我家建国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女人过了三十五就更不好找了，你可得抓紧。”
我站起来：“妈，我单位还有事，先走了。”
“哎——”我妈也跟着站起来，“饭都做好了——”
“不吃了。”
我拿起包往外走，身后传来老太太的声音：“这孩子，脾气还挺大。不过没关系，我不嫌弃。你跟她做做工作，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我摔上门的时候，听见我妈在解释：“宋姐，现在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了……”
“什么这一套那一套的！”老太太的声音隔着门板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跟你说，我这个办法最管用。我带着建国在这条街上扫了两个月，那些小姑娘一见我们就跑，就是没碰到合适的。你们家这个，我看行！”
我站在楼道里，靠着墙，突然觉得有点累。
三十四岁，未婚，在小城市里，好像成了一种原罪。
但更让我难受的是那个从头到尾没抬头的男人。他叫什么来着？建国。赵建国。四十岁了，被母亲带着，像挑商品一样挑选未来的妻子。他愿意吗？他有自己的想法吗？
我不知道。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妈虽然着急我的婚事，但也不至于糊涂到把我往火坑里推。谁知道一个星期后，我下班回家，发现楼下停着一辆电动车，旁边站着一个人。
赵建国。
他站在暮色里，还是那件灰色夹克，低着头，脚在地上画圈。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我放慢脚步，想着要不要假装没看见直接上楼。
但他抬头了。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的眼睛——不是那种精明算计的眼神，也不是小满描述的“直勾勾”，而是一种茫然，像一头被赶到陌生街头的鹿，不知道往哪里走，只知道站在原地。
“你……你好。”他说。声音很轻，带着一点沙哑。
我停下脚步：“你找我？”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从电动车后座解下那个编织袋，递给我：“我妈让送的。自己种的菜。”
我没接：“不用了，谢谢。”
他的手僵在半空中，举着那个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路灯亮起来，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真的不要。”我绕开他，往单元门走。
“等、等一下。”他在身后叫我。
我回头。
他把编织袋放在地上，从里面掏出一把青菜，举起来给我看：“没打药，自己家种的，好吃。”
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停下了脚步。
他的动作很笨拙，举着那把青菜的样子，像一个献宝的孩子。我突然想起我妈说的话——“他爸走得早，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你吃吧。”我说，“我真的不需要。”
他的眼神暗下去，把青菜放回袋子里，重新绑好，然后跨上电动车，发动，慢慢骑走了。
我站在单元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在楼下等了三个小时。
这件事很快就被我忘了。工作是忙的，生活是累的，三十四岁的单身女人，每天要应付的事情太多了，没空去琢磨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但赵建国的母亲不这么想。
她开始频繁出现在我妈的朋友圈里——不是微信朋友圈，是现实中的圈子。广场舞、菜市场、早市、社区活动，只要是我妈可能出现的地方，她总能“偶遇”。
“你闺女最近怎么样啊？”
“有没有对象呢？”
“我跟你说，我家建国可是天天念叨她——”
我妈被烦得不行，但又不好撕破脸。毕竟一个小区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转折发生在一个月后。
那天我妈急性阑尾炎，半夜疼得直不起腰。我打了120，但救护车要从市里开过来，至少要二十分钟。我扶着她往楼下走，走到一半，我妈腿软了，整个人往下滑。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从楼下冲上来。
赵建国。
他什么也没说，一把把我妈背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下跑。我拎着包跟在后面，看见他把我妈放在电动车后座上，让我扶着，然后发动车子就往医院开。
到了医院，他跑前跑后挂号缴费，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说一句谢谢。等把我妈送进手术室，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来，才发现他站在不远处，手足无措地搓着手。
“你……你回去休息吧。”我说。
他摇摇头。
“你明天不上班？”
他还是摇头。
我这才想起来，小满说过，他好像没有正经工作，偶尔打打零工。
手术室的灯亮着。走廊里很安静。他站在墙角，像一株不需要阳光也能活的植物，沉默，隐忍，不声不响。
“坐吧。”我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他犹豫了一下，走过来，在椅子最边缘的位置坐下，离我至少一米远。
“谢谢你。”我说。
他摇头：“不用。”
“你怎么会刚好在楼下？”
他低着头，手指又开始抠拉链：“我……我每天晚上都去那边转转。”
“为什么？”
他不说话。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是你妈让你去的？”
他摇头，然后又点头，最后摇头。那个混乱的样子，像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孩子。
“我自己想去的。”他说，声音很轻很轻，“那天送菜，你没收。我妈骂我没用，说连送个菜都送不出去。我……我想再试试。”
我看着他的侧脸。走廊的灯光照出他的轮廓，四十岁的男人，眼角已经有了皱纹，但眼神还是干净的，像一潭没被搅浑的水。
“你妈让你娶我。”我说。
他身体僵了一下。
“你自己的想法呢？”
长久的沉默。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我妈说，娶了媳妇，家里就热闹了。”
“那你呢？你想不想娶媳妇？”
他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我妈说，你很好。”
“我问的是你。”
他低下头，又开始抠拉链。一下，两下，三下。那个拉链头被他抠得发亮。
“我不知道。”他说。
那一刻，我突然有点心酸。
手术很顺利。我妈住院那几天，赵建国每天都会出现。早上送粥，中午送饭，晚上送汤。每次都是放下东西就走，不多说一句话。护士问我，那是你什么人？我说，邻居。护士笑着说，这邻居真好。
出院那天，他妈也来了。
老太太站在病房门口，叉着腰，嗓门大得整层楼都能听见：“我就说嘛，我家建国是最会疼人的！田颖啊，这回你该知道了吧？这样的男人上哪找去？”
我妈躺在病床上，虚弱地笑了笑：“宋姐，这次多亏建国了。”
“那可不！”老太太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我跟你说，建国他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苦是苦了点，但他听话，懂事，知道疼人。田颖跟了他，肯定不吃亏。”
我正在收拾东西，闻言抬头看她：“宋姨，我跟建国的事，您问过他的意见吗？”
“他的意见？”老太太愣了一下，“他有什么意见？他什么都听我的。”
“那他愿意娶我吗？”
老太太笑了：“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他当然愿意，我都愿意了，他能不愿意？”
我看向站在门口的赵建国。他低着头，盯着地面，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
“建国，”我叫他，“你自己说，你愿意娶我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
他抬起头，看看他妈，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说啊！”老太太急了，“你哑巴了？”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小得像蚊子：“我……我妈说……”
“我问你。”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你自己怎么想的？”
他看着我。那一刻，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惶恐，茫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光。
“你……你很好。”他说。
“然后呢？”
“我……我配不上你。”
老太太腾地站起来：“你说什么胡话！”
他往后退了一步，但没改口：“妈，人家是大学生，坐办公室的。我……我初中都没毕业，打零工的。人家凭啥嫁给我？”
老太太的脸涨红了：“凭啥？凭我对她妈好！凭我天天给她送菜！凭你半夜背她妈上医院！这还不够？”
“那是两码事。”他说。
我第一次听见他反驳他妈。
老太太愣住了，好像不认识似的看着他。他低着头，又开始抠拉链。一下，两下，三下。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我妈开口了：“宋姐，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处理吧。咱们当父母的，操不完的心。”
老太太没说话，拿起包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瞪了儿子一眼：“还不走？”
赵建国看看她，又看看我，最后跟着走了。
那天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们。
但故事没有结束。
三个月后，我在街上又遇见了赵建国。他骑着电动车，后座绑着几个编织袋，看样子是去送货。看见我，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橘子递给我。
“自己家树上结的。”他说。
我接过来，道了谢。
他点点头，准备走，又停下来：“我妈……不逼我了。”
“什么？”
“我跟她说了，”他低着头，抠着车把上的橡胶套，“我说，人家不愿意，就别勉强了。妈，您再逼我，我就出去打工，不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侧脸，等着他往下说。
“她哭了。”他说，“第一次看见她哭。她说，她不是想逼我，她是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
风吹过来，吹动他灰扑扑的夹克下摆。
“我跟她说，妈，我一个人能行。”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那种我看不懂的光，“我说，您不能替我一辈子。有些事，得我自己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把橘子往我手里又塞了塞，骑着电动车走了。
后座上的编织袋一晃一晃的，慢慢消失在街角。
后来我听我妈说，赵建国找了个正经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当搬运工，一个月能挣三千多。他妈还是跳广场舞，但不再带着儿子扫街了。
有一次我在菜市场碰见她，她正在挑土豆。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我站在土豆摊前，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我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
她也是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的。
她也是怕。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年秋天。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宋姨住院了，让我去看看。我买了一篮水果，去了医院。
病房里只有赵建国一个人。他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走进去，把水果放下。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哭。
“怎么了？”我问。
“脑梗。”他说，“抢救过来了，但半边身子动不了。”
我看着病床上的老太太。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皱纹好像一夜之间深了许多。那个嗓门洪亮、腰板挺直的老太太，现在缩在病床上，像一个突然变小的人。
“你一个人照顾？”
他点点头。
“要不要帮忙？”
他摇摇头。
病房里很安静。窗外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远远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我妈年轻时，”他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带我，扫过大街，捡过破烂，给人当过保姆。她跟我说过，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成个家，有个人管我。”
我听着，没说话。
“她说，她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的声音有点抖，“所以她才会那样，带着我到处问……她不是坏，她就是怕。”
病床上的老太太动了动，睁开眼睛。看见我，她的眼神有点茫然，然后又慢慢清醒过来。
“田颖？”她的声音沙哑，含含糊糊的，但还能听清，“你来了？”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宋姨，我来看您。”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对不起。”
那两个字说得很轻，很模糊，但我知道我没听错。
“我那时候……糊涂了。”她说，“你……你别怪建国。”
我握住她的手，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我知道。”
她的眼眶湿了，但没有哭。她转过头，看着儿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赵建国俯下身，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她说了几个字，我没听清。但他点头，一遍一遍地点头。
“妈知道。”他说，“妈，我知道。”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这对母子。四十年前，她把他抱在怀里，发誓要护他一辈子。四十年后，他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送她最后一程。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比爱情更深，更长，更说不清道不明。
我妈问我，你跟赵建国怎么回事？
我说，没什么事。
她说，我看那孩子挺好的，老实，本分，知道疼人。
我说，妈，您以前可不这么说。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看见他，心里就会软一下，然后又硬起来。软的是，他是个好人。硬的是，我不知道好人够不够。
后来有一次，他约我吃饭。在一个小馆子，点了一盘土豆丝，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紫菜蛋花汤。他话不多，我也不想说。吃完饭，他送我到楼下，站在路灯底下，抠了半天拉链，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他说，“我就是想跟你说，你不用有压力。我妈现在不逼我了，我也不逼你。就是……就是想对你好。”
说完他就走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他的背影。走到拐角的地方，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又继续往前走。
那一刻，我突然想叫住他。
但我没有。
后来呢？
后来就是这样。他还是偶尔给我送菜，送橘子，送家里树上结的枣。我还是客客气气地说谢谢，然后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有时候我想，如果换一个时空，换一种活法，我是不是会爱上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每次看见他，心里就会有一小块地方变得很软，很软。
那条街上的店，现在都恢复正常了。小满的美甲店生意红火，奶茶店换了新招牌，服装店进了新款冬装。偶尔有人提起那对母子，大家都会笑一笑，说，好久没见了。
是啊，好久没见了。
但他们还在。在菜市场，在医院，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儿子，守着母亲，过自己的日子。
我妈说，你年纪不小了，该考虑考虑了。
我说，考虑什么？
她说，考虑以后啊。
我说，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我看着窗外，突然想起那个晚上，他站在路灯底下，说“就是想对你好”。
那句话，我一直记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
但我知道，它比很多号称爱情的东西，都要真。
前些天，我又看见他们了。
在医院的康复科，老太太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赵建国跟在后面，两只手虚虚地护着，像护着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
老太太走几步，歇一歇，回头看看儿子，然后继续走。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
我站在走廊另一头，看着他们。
赵建国抬起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我也点点头。
老太太还在往前走，一步一步，很慢，很慢。
我没走过去，转身离开了。
但我知道，那条路，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就像这四十年来，他们一直走过来一样。
有些事，不必说。
有些话，不必问。
有些故事，没有结局，也无需结局。
因为日子还在继续。
他们还在走。
我也还在。
那条街上，美甲店的灯还亮着，奶茶店的音乐还放着，服装店的模特还穿着最新款的衣服。
只是再也没有人，推门就问“结婚了吗”。
但那对母子，还在我心里。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