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最新传回的消息是，西征军已经攻下了伊州【注：即今天的哈密】，并一路进逼西州回鹘的国都高昌城【注：即今天的吐鲁番】，号称骁勇善战的回鹘军队在刘仲武的大军面前，却已经连败十多场，如今已经到了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正面交战的程度。
刘仲武的军事威逼以外，还派出了使者，西州回鹘签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宣布弃辽朝宋，正式承诺成为大宋的属国。于是，大宋西征之师将会凯旋班师。
接下来的新的一年，宋辽两国都正式宣布要启用全新的年号，大宋改元政和，为政和元年；大辽改元天庆，是为元庆元年。
改元这事，最初只是新君即位改用自己的名号加上元年开始纪年，然后一直到下任君主。但是在秦惠文王即位到第十四年时，因为自己封号由公改王时特意改了一次。之后汉文帝在第十七年时又改了一次元年，被后人称为汉文帝后元。
汉武帝即位时，受董仲舒等儒生提倡的“天人感应”之说影响，开始将帝王号改为带政治寓义的“建元”作为年号，还根据阴阳术数每隔六年就改元一次，先后用了“元光”、“元朔”等十一次之多。
后面的皇帝便开始随心所欲了，懒的十几年改一次，勤快的一年改一次，像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十七次；宋仁宗也不差，在位四十二年改元九次。
年号这种事，除了被奉为正朔的中原王朝，同时期的所有王权小国也都各用各的。所以像汉末三国、晋末十六国、以及宋前五代十国，直到眼下的辽、高丽、交趾，以及已经不存在的大理、西夏都有过各自的年号纪年。
总之，年号这事，除了改朝与新君即位必改外，遇上政局变动、制度改革，甚至是祥瑞灾异出现等都会改动。
但是这次，《文明》上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要对纪年方法进行变革的文章。
作者简单回顾了一下以上年号纪年方法的来由与发展后，直接指出它存在的天然弊端：
年号名称毫无规律而且越来越多，即使是史学专家，不查阅资料，根本就法确认它是具体的哪一年。
而且朝代更迭、政权林立之下，许多君主在确定年号时很难保证它们会不会重复。像“?建元”在汉武帝首创后，后晋康帝、前秦苻坚、南齐高帝都用过。像“?太和”，魏明帝、后赵石勒、北魏孝文帝、唐文宗也都用过。所以，光提年号，有时连具体的朝代都无法确定。
文章作者随即表示：他无意挑战当前的年号使用，只是希望在整理历史，表述上百年之前的旧事时，能够有一个定义清晰、明了且判断方法简单的学术性纪年方式。
于是作者便向前历数了汉武帝最早的建元元年，秦始皇的始皇帝元年，再往前到周、商、夏王的开国元年，最终定格了在黄帝即位那一天，正逢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黄帝乃中华夏各族共主，又是整个华夏文化的起始，所以他提议，就以这一年作为最绝对的开始元年，命名为黄帝元年，而所有历史纪年都由此具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参照标准：
黄帝元年，黄帝即位；
黄帝一百年，黄帝崩；
黄帝六二十八年，夏立；
黄帝一〇九八年，商立；
黄帝一六五二年，周立；
黄帝二四九一年，秦亡汉立；
……
黄帝三六五七年，宋立；
……
包括眼下这一年，宋称大观四年、辽称乾统十年，哪怕在交趾称会祥大庆元年，都可统一标记为黄帝三八〇七年。经过仔细整理后的历史大事黄帝纪年表上，那些纷繁复杂、难以辨识的历史年份问题，立刻显得一目了然、迎刃而解。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极其聪明，他虽然挑战的是此时看似不可质疑的年号命名，但是他却明确地把它引入到历史记载与记录这一特定领域，而对于在日常生活以及眼下的社会管理中，并不反对当前年号的使用。同时，他也无意于对于已经被众人接受与使用的近阶段年号进行反对。
尤其是，越是年代久远、局势复杂的历史往事中，黄帝纪年的优势也就越明显。
最重要的是，作者所提的这个纪年元年的标准，源出于任何一国、任何一位君主都无法质疑的华夏始祖——黄帝。
万松书院山长周邦彦亲自将秦观迎进厅来。
这份礼遇不仅表现出了周的尊重，更是他这次希望能从秦观口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指点。
秦观整了整衣冠，进来之后对着厅中已经坐着的几位打了招呼，在座的都是《文明》期刊的几位编审主笔。《文明》不同于那些普通的报纸，由于极高的学术性，被周邦彦从书院里请来了好几位极具各方面专才的夫子。
“今天怎么到得这么齐？”秦观环顾了一圈后对周邦彦笑问：“可是美成想要办诗会？”
周邦彦摇摇头，对秦观道：“请少游来，自然是要解决一个难题，请看看此篇文章。”
秦观瞥了案上摊开的那页一眼，正是关于“黄帝纪元”的那篇，便立刻笑道：“这算难题吗？这篇文章我读过。”
“唉！也怪我眼拙。当初只是简单地看这篇文章立意高深、考据细致，符合论文刊发的要求，也就顺手签发了。”说话的正是《文明》这期值班主编冯义，“谁知道这篇文章是出自于秦郡王之手。”
原来，这篇关于黄帝纪年的文章发来时的署名为林冲，冯主编不识得这个名字，却并不影响在发表之后，其他人告诉他，这是秦郡王爷最喜欢用的一个名字。
其实在两年前，秦刚就用这个化名向《文明》投稿过另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探讨纸印钱引与当时非足铜铜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算得上首次提出“金融信用”以及“货币信用”的概念，也为之后在市场上不断增多的“南钱”提升了地位。之后，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明白，这个林冲，其实就是那时的东南七路执政秦刚。
只是偏向于史学与正统学问的士人中，还不太熟悉这个名字，所以也难怪冯主编大意了。
关于纪年的问题，之前也不是没有讨论过，但主要都是对于“某一元的命名是否妥当”这种传统角度，最多就是吐槽一下重名或者寓义的问题等等。
但是这篇文章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还提出了一个极难质疑的黄帝纪年方法，的确是在学术角度让冯主编觉得发表它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这篇文章刊了后，很快就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让大家都知道了他出于秦刚之手，它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迅速被推了上去。
《战国策》中说过：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
关于年号纪年的事情，如果是普通小民提出质问，基本就算是胡说八道、不值一提；如果是学者士子撰文，那么在一定程度算是百家争鸣、研学问道；但如果换成大宋武威郡王秦刚所提出的想法，那其中的政治意味则绝不简单了。
“若说只为了学术探讨，王爷完全可以用一个大家都不知晓的新化名。”周邦彦提出他的判断，“用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化名，应该就是明示是其本意！所以，我们几位尚有些犹豫，这才把少游请来一起商议！”
秦观此时郑重地点点头道：“纪年年号，早不是个简单问题。每逢朝廷年号变更，多由宰执与中书、礼部反复提拟，无非就是希望这个年号能够映射出皇权的正统，象征天命的昭示。元佑者，以期上承元丰之治、以获祖宗护佑；崇宁者，推崇熙宁变法，再现国富兵强。可是，年号说来说去，毕竟就是个字词。这治国理政，总不至少有了个好年号就万事俱备！郡王提倡黄帝纪年，应该是想去除这等虚无繁杂的外衣，恢复简单直白的好法子！”
另一个吴主编开口道：“此前官场好进献祥瑞之举，不仅献于京城，更有东南诸路献于太子处。秦郡王早有嘱咐，令《文明》对此专题征文，便有严谨者查验白鹿、瑞鹤之事，尽为人工矫饰。今年五月时，京西路蔡州现?‘瑞麦结秀’，而之前便有论文查实，田间麦茎分蘖是偶发病变，不仅非有丰收，反易减产，从不被农人所喜。”
“不只是农学一个方面。”周邦彦补充道：“万松书院重金所建的天象台，硕果累累，不仅窥得日月星辰运转之诸多奥秘，更是点破流传千年的‘天人感应’、‘星官对映’实乃谬误久传也！”
“周山长慎言也。”室中一人眉头微皱，小心地开口提醒，“皇帝，天子也。凡开国之君，便是天上紫微星下凡，此后久居紫微垣正中。史记曾曰：北斗七星，犹帝王座驾，分割阴阳，建立四时，匀配五行，调整节律，确立各项纪法也！”
“天子？天哪里来的儿子？哈哈！”周邦彦此时却是有恃无恐地大笑道，“各位多去天象台看看就知。以千里镜观天，日月之像，宛如眼前；星辰之数，浩瀚无边。所谓三垣二十八宿，周天星官，皆只是你我肉眼可见的极少眼前之星。然而在其之外，还有无穷不可辨识之星；再在其外，还有无尽之星，那这些星辰又能是什么呢？”
室内众人开始沉默。
不一会，还是冯主编开口道：“若如周山长此言，冯某也想起近年地理学的发现，其影响不亚于此。此前天下唯知九州之地，东不过大海，西不逾西域，北不越白山黑水，南止步交趾大海之岸，便谓尽是王土。然时下商人出海，方知海域之广，无法想像，仅说那南洋的三佛齐便又一幅员万里之国，往西还有蒲甘国、注辇国、大食国。天下之大，国之无数。想我九州之地，尚不及百分之一。所以，天子之说，不过真是自欺欺人的想法罢了。”
秦观见室内几人倒也明白，在他一个简单的引子之下，便就自然而然地顺着他的思路议到了对眼下皇权天授观点的质疑。
其实也不能说这是特别的引导。宋人的思想本来就十分开放，更兼有赵家皇帝本想拉拢世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限制皇权的做法一直有之，只不过现在突然找到了若干个可以彻底否定皇权天授的知识理论，所以对此的质疑并谈不上是有着谋逆的危险。
只是那个吴主编十分地担心：“这里，是不是想要找个更有力的借口？”
是的，一定是在找借口，找出京城里的那位并不符合皇帝的身份、不符合为这天下之主的理由。从而可以让在杭州的吴王太子可以顺利地提前接位。
甚至，也省得绕弯子，直接就找出赵家不符合继任皇帝的理由，就让这天下改姓秦吧！
毕竟太子年幼，南边诸人担心的是，会不会出现刘太后垂帘的故事，这倒不是个妥当的安排。正好眼下武威郡王的功绩、威望与影响都足够，甚至还有人会在想，不如直接就以太子尚父的名义摄政好了！
秦观却突然提及另一件事：“在流求时，多有商人走倭国商路。其国内虽战乱频频，但其国主却是万世一系，其称二十三代王尊，六十四世天皇，一脉相承，传承数千载未曾断绝！”
在座多是饱学之士，对这件事也有人知晓，太宗时曾有倭国僧侣朝拜，献《王年代记》，其中便记录了倭国万世不变的国主谱系，令太宗皇帝甚为感慨。
周邦彦笑道：“如此说来，世祚继袭不绝倒也不难，只需无人觊觎便可也！”
“正解！”秦观拍掌赞道，“我等都是追求学问之人，破除皇权身上的神话，却并未一定要彻底否定皇权。其实自流求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奉京城官家为正统，遥拜而尊，依其年号而纪年。只是三院一会，清明从政。后又拥太子在杭州开府，赖以安定东南，各路经略，用心做事，依律约束，足以治天下。天下人不想面对的，是一个皇帝不论缘由，但凭个人喜怒好恶便可决人生死、裁决大事，更不想看到的，是因为更多趋炎附势、阿谀奉陈之辈围绕在这种不正常的力量周围。所以，皇权若能做个可有可无的样子放在那里，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它的万世不息！”
把皇权做成个可有可无的样子？这样的言论实在是太可怕！
但是，众人转而再重新看向关于黄帝纪年标注下的那一连串史上大事年表时，又分明是清晰无比地感受到，假如大家都接受了这样高效的统一纪年的方法后，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又是哪个拗口混乱的年号，又有什么价值呢？
不过，足以让在座众人都可放心的是，至少他们可以确认，如今权倾东南朝野、手握强大军权的太子尚父、武威郡王秦刚，并没有造反当皇帝的野心。
真的要造反，也并非没有人愿意追随，只是各人的考虑点不同。反而是如现在所说的这样，他只质疑赵宋家天下的合法性，却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样的结果，有利于当前最大限度地将更多的人拉到东南这边。
新一期《文明》期刊正式出版，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就在封面上刊名的左下方，标注本期时间的大观四年后面，新加了稍小的“黄帝三八〇七年”，再后面才是显着的“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