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凌晨开始下，到天亮时还没停。
罗西乌广场的鹅卵石路面被雨水泡得发亮，几排宪兵已经列在广场东侧，黑斗篷吸饱了水，枪口都朝下。
邻近的小巷里停着三辆没有标记的黑色马车，车门紧闭，车夫把帽檐压得低低的。
内政大臣萨·诺盖拉在广场北面的警察所二楼，透过百叶窗看出去。
他旁边的秘密警察副总监安德拉德。
他今年四十一岁，是波尔图法区出身的警官，从1904年刺杀案之后一直负责监控共和派地下组织。
他带着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一百三十多个可能到场的人名，旁边用铅笔标着“查”“扣”“放”三种处置。
“已经来了多少人？”萨·诺盖拉问。
“不到三百。比我们预计的少。”
安德拉德把手里的烟斗在窗台上磕了两下，没有点，“几个从科英布拉来的学生在人群边上站着，没打旗。
里斯本本地的印刷工人来了不少，还有一些码头散工。
昨晚我们截了从波尔图开来的一列火车，下来四十几个人，暂时扣在站内，问话以后大部分放了。
几个带小册子的还留着。
街上这些人不知道，还以为波尔图的队伍没到。”
“他们为什么要来？
去年十月以来，共和派组织已经被打散得差不多了。
是谁在串联？”
“没有人。
就是一封从马德里转来的信，建议他们在一月十日这天到罗西乌广场集会，说要在国王生日前一个月做一次公开抗议。
信的落款用的是流亡巴黎的旧人名字。我们查过了，那个人叫法比奥，早年在波尔图当过律师，1898年以后就没回过国。
他在巴黎和塞尔纳见过两面，但塞尔纳没参与这事。”安德拉德说。
“你确定塞尔纳没参与？”
“确定。
他去年秋天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住在他女儿家里，连楼都很少下。
我们的巴黎联络人每周都从门房那里打听到他的作息。
他这几个月只去图书馆借过两次书，都是罗马法。
我们的人没进去，只和门房说过话。
就算他写了信，信里的东西也不至于让这些人冒雨站到广场上。
这更像巴黎那几个年轻流亡者想出来的事。
他们自己不敢回来，却叫别人上街。”
萨·诺盖拉没说话。他重新看广场。
人群比几分钟前又多了一点，也许有四百人。
没有旗。
有人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佩德罗四世雕像基座旁挪，像要准备摆出演讲的位置。
几个穿旧大衣的年轻人在人群里递纸片。
一个卖花的老妇看见，把摊子往巷子里拖了拖。
“给他们多少时间？”安德拉德问。
“到中午。
如果中午前不散，就驱散。
但不要开枪。
雨这么大，人群冷得发躁，一打起来就收不住。
宪兵先用哨子，再上马。
抓捕只抓名单上标‘扣’的人。学生和看热闹的，推出去就行。”萨·诺盖拉说。
“如果有人在被驱散时喊口号呢？”
“喊口号的，也先放开。
以后查他，今天我们是让事情结束，不是要制造新烈士。”
安德拉德把名单折好，塞进口袋。
他走到楼梯口，叫来两个穿便衣的巡官，低声布置了几句。
警察所楼下，二十名骑警已经上马。
马蹄在湿石板上打滑，发出细碎的刮擦声。
广场上，一个穿深色短大衣的年轻人跳上了雕像基座。
他大约二十出头，脸被雨浇得发青，眼睛倒很亮。
他张开手，大声喊了一句：“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来造反！我们只是要让政府看见，人民还知道什么叫自由！”
人群里有人应和，但声音被雨压下去，只成了几句含糊的喊声。
萨·诺盖拉在楼上看见那个年轻人的脸，转头问安德拉德：“基座上那个是谁？”
“一个里斯本大学法科三年级学生。
他父亲是下城一个制帽匠，母亲早亡。
成绩一般，平时在共和俱乐部里很会讲话。
名单里是‘扣’。”安德拉德说。
“扣就扣。
不要伤他。
学生抓了以后，让学校自己来接人。
我们要的是名单上另几个，那些在去年冬天还在印刷传单的人。
学生只是嘴巴大。”
十一点四十分，雨小了。
广场周围的人家都关着窗，只有几家铺子半开了门，掌柜往外看。
骑警排成两列，从广场南边慢慢进入。人们先是一愣，随后开始往北边和东边散。有人骂，有人喊“别跑”。
几个年轻人把传单朝马腿扔过去。
骑警的长鞭甩起来，在空中噼啪响，不真打人，只把人群往巷子里赶。
一排排人脚跟碰脚跟，把那些传单踩进泥里。
学生们看见骑警过来，忽然更大声地喊了一句：“葡萄牙不会永远这样！”
然后往东边的巷子跑。
两个骑警追过去。
其中不少人跑了不到十步就滑倒了，膝盖磕在石阶上。
一个巡官从巷口出来，抓住他们的后领，把他按在墙边。
另外几个穿便衣的人也从人群里带出了三四个中年人。
整个过程里没有枪声，只有马的响鼻和皮鞭抽湿空气的声音。
到了中午十二点，广场已经空了。
雨又下起来，把地上的传单打得更碎。几个老太婆从窗子里探出头，看见广场上只剩几匹巡马和十几个警察在捡纸片。
街面上静得能听见下水道里的水声。
萨·诺盖拉从警察所下来，走到广场中央。
他低头看了一张传单。上面的字已经洇成一片，只剩一行还能辨认：“我们不要恩赐的自由。
我们要属于我们自己的法律。”
他看了几秒，把传单交给身后的安德拉德。
“回里斯本总局以后，今晚就审那三个印传单的。
学生一律不逼。
明天早晨，把他们的名字和各人回家时间放给报社。不要写成大新闻。
就说‘昨日罗西乌广场一伙人非法集会，警方劝散。
无人重伤。
数人被带往警局协助查问’。
别的不要多写。”
“自由党团会问。”安德拉德说。
“那就让卡多佐来问。他知道分寸。
这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们防的不是这四百个人。
是那些没来的人。”萨·诺盖拉说。
当天晚上，巴罗斯·戈麦斯在首相官邸听了萨·诺盖拉的电话汇报。
他只在电话里问了一句：“学生放了没有？”
“放了三个。
还有两个在核对身份。
都是里斯本本地的，一个法科，一个医科。
明早放。”
萨·诺盖拉说。
“那就明早放。
不要留到下午。
明天下午卡多佐可能会在议会问集会的事。
你和我一起准备一份简短的说明。
老实说事实，但不点任何政党的名。
就说集会未经批准，警方依法清散。”
“明白。”
深夜，卡洛斯也知道了。
阿尔梅达只用了三分钟向他报告。卡洛斯听完，说了句：“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
以后每年一月十日，让萨·诺盖拉给我一份更新过的名单。
我要知道，谁在雨里站过，谁在雨里跑了，谁后来去了国外，谁后来进了一家小公司安静地过了一辈子。
一个也不剩。”
阿尔梅达低声问：“陛下，这名单有什么用？”
“没用。
但记住他们。
帝国的敌人可以不都是拿枪的。
记住他们，帝国才不会在某个下雨天忽然变成他们嘴里的那个葡萄牙。”
卡洛斯说完，把一份海军部明天的日程表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