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早晨六点刚过就送到首相官邸的。
帕拉尼奥斯正在用早餐，一壶咖啡和一叠前夜的外文报纸。
内政大臣米格尔·萨·诺盖拉没有经过通报，直接闯进了餐厅。
他的大衣还没脱，领带系得有些歪，手里攥着一张监狱长写来的便条。
“塞尔纳拒绝进食。”
萨·诺盖拉把便条放在餐桌上，“从昨晚的晚餐开始。
他在囚室里用炭笔写了一份声明，大意是，如果最高法院的复核继续拖延，他就以绝食抗议到死。
这份声明已经从他的家属手里流向了报纸。”
帕拉尼奥斯放下咖啡杯。
他把便条翻过来，背面是潦草的铅笔字，抄录了塞尔纳声明中的几句关键内容：“我要求公开审判，或者释放。法律不能把一个人无限期地关在笼子里，然后告诉他笼子就是程序。”
“什么时候的事？”
“监狱方面说，昨天晚上七点送餐时他没有动。
今天早晨也没有。
人还清醒，但拒绝去医务室。
他的律师已经给最高法院递了第二份人身保护令申请。”
“最高法院怎么说？”
“上次的复核延期到六月十日。
现在媒体都在等。”
帕拉尼奥斯站起身，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备车，去找陛下。”
半小时后，帕拉尼奥斯和萨·诺盖拉出现在王宫的小书房里。
卡洛斯已经收到了一份更完整的报告，正站在书桌前翻阅。
他的脸色看不出情绪，但帕拉尼奥斯注意到他翻页的速度比平时快。
“卡多佐已经发表声明了。”
卡洛斯把一页纸推到桌边，那是《商业日报》当天早晨的号外。
标题写得很克制：“自由党领袖呼吁司法复核不应无限期拖延”，但内容里引用了塞尔纳声明中最尖锐的那句话。
“陛下，绝食必须被认真对待。”萨·诺盖拉开口，“如果塞尔纳死在牢里，共和派会得到一个殉道者，他的人会从巴黎涌回来。”
“最高法院为什么延期？”卡洛斯问。
“安全警察提交了一份补充材料，要求再核实几个通信地址。
首席法官认为材料内容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决定将复核推迟到六月十日。”
萨·诺盖拉说，“这是合法的延期请求。安全警察知道塞尔纳身体状态正常，没想到他会突然绝食。”
“他们没想到？”
卡洛斯冷笑了一声，“一个被关了七周的政治人物，在家人和律师都不准见的情况下，除了绝食还能做什么？他们应该想到。”
帕拉尼奥斯接过话：“现在的问题不是最高法院什么时侯复核，而是塞尔纳会撑多久。
他是个五十岁的人，虽然身体不算差，但绝食超过一周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我们必须在六到七天内做出决定，而不是等到六月十日。”
卡洛斯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屋里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转过身。
“萨·诺盖拉，你亲自去监狱。
不是去劝他，是去看他。
把他现在的健康状况、精神状态、以及监狱长掌握的他的所有声明，都给枢密院整理一份正式报告。
时间一个小时之内。”
萨·诺盖拉点头转身就要走。
卡洛斯叫住他。
“你告诉监狱长，从今天起，塞尔纳的三餐照常送，热水照常供，囚室的灯照常亮。
他可以选择不吃，但监狱方面不允许出现任何虐待的迹象。
每一个轮班的看守都要签字确认。
将来无论是死是活，这份记录会说明帝国关押他的方式。”
萨·诺盖拉走后，卡洛斯转向帕拉尼奥斯。“你怎么看？”
“我担心两件事。”帕拉尼奥斯在椅子上坐下，把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第一，如果塞尔纳真的死了，自由党团就会从体制内的建设性反对派重新变回体制外的抗议力量。
卡多佐这几年精心维持的平衡会在一夜之间崩塌。
第二，法国方面的反应。
塞尔纳在巴黎有朋友，法国报纸已经开始报道他的案子。
今天早上，外交大臣办公室收到了一份来自法国驻葡公使馆的非正式照会，询问绝食事件。
如果事情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影响我们在西非边界的法葡谈判。”
“法国公使是谁？”
“莫里斯·德·博蒙。
一个老派外交官，但和法国政界左派关系很近。
他在里斯本已经待了四年，对葡萄牙国内政治非常了解。”
卡洛斯靠在书桌边。“答复他。
用外交部的名义，不用我出面。
措辞要短——‘葡萄牙的司法程序是独立的，有关塞尔纳先生的一切法律事务正在依法推进。
帝国政府不会在司法程序完成之前做出任何政治性评论。’
就这些。”
帕拉尼奥斯记了下来。然后他犹豫了一下。“陛下，您有没有考虑过现在就释放他附带某些条件？”
卡洛斯没有立即回答。他拿起桌上那份报告，又翻了一页。
然后说：“不能现在放。
在他绝食的第一天放人，从此以后帝国内的任何一个被拘留者都会用绝食作为武器。
法律不能为肚子饿而改变。”
“但他可能在法庭复核之前就——”
“所以我们必须让复核提前。”卡洛斯打断了他，“最高法院有权力提前复核。
只要安全警察在明天之前提交完全部补充材料。
你去和首席法官谈。
就问他一个问题：从纯粹的司法效率角度看，塞尔纳案的复核能不能在本周五之前完成？”
帕拉尼奥斯想了一下。“本周五是六月四日。
如果安全警察的补充材料明天提交，法官有两天时间阅读。
技术上可行。”
“那就去办。
安全警察不能再以调查为由拖延。
已经七周了，他们早就应该把材料整理完毕。”
帕拉尼奥斯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问那个问题，如果复核结果是继续拘押怎么办。
因为两人都清楚，塞尔纳案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证据，而在于政治。
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拘押合法，塞尔纳会继续绝食；如果裁定释放，那么卡洛斯在议会演说中说的“如果无罪，他应该被释放”那句话就有了事实支撑。
王室需要一次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释放，而不是一次被绝食逼出来的释放。
下午两点，法国公使莫里斯·德·博蒙果然来到了外交部。
阿布雷乌在东方室旁边的小会客厅见了他。
德·博蒙穿着深灰色的晨礼服，手持一根象牙柄的手杖，进门时把手杖靠在门边，动作不紧不慢。
“阁下，谢谢您在这个时候接见我。”
德·博蒙的法语带着巴黎口音，“我不代表法国政府提出任何要求。
我只是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以便向我国外交部做出准确汇报。
关于塞尔纳先生，我国的几家报纸已经把这件事和葡萄牙的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
这些报道未必准确，但它们会影响法国公众对贵国的看法。”
阿布雷乌把法方要求的正式答复重申了一遍，用词与卡洛斯定下的一字不差。
然后他补充了一句：“博蒙先生，我想问您一句。
法国报纸在报道塞尔纳先生绝食的同时，是否也报道了他家中搜出的政府机密文件？”
德·博蒙微笑了一下。
“阁下，报纸报道什么，往往取决于什么能卖出报纸。
机密文件的细节不够戏剧化，而一个年过半百的前议员在狱中挨饿则要生动得多。这是新闻业的悲哀，也是政治的常态。”
“那么法国政府是否也以同样的标准衡量葡萄牙？”
德·博蒙没有掉入这个陷阱。
他摇了摇头：“法国政府有更完整的信息，也有更长的耐心。
我的职责只是收集信息，不参与贵国的舆论。
但如果塞尔纳先生真的在狱中出事，我可以预见巴黎会有一些不理智的声音。”
阿布雷乌沉默了一瞬。
德·博蒙的话听起来像是善意的警告，但在外交语言中，这类“预见不理智的声音”通常是施加压力的温柔方式。
“博蒙先生，葡萄牙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法国一样。
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绝食而提前释放他，也不会因为舆论的喧嚣而延长他的拘押。
复核将在本周五之前完成。
届时无论结果如何，法国公众都会看到一个依法运行的国家。”
德·博蒙站起来，拿回手杖。
“这样的答复，我相信巴黎会理解。
不过，请允许我以个人身份说一句，绝食这种抗议方式，在拉丁民族的情绪中有特殊的力量。
它不只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
阁下的政府需要在法律之外，多准备一条处理情绪的路。”
他微微颔首，告辞离开。
当天傍晚，卡多佐再次出现在议会走廊里，被一圈记者围住。
他没有直接攻击政府，只说了一句话：“我得到保证，复核将在本周内完成。
在复核结果出来之前，我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包括塞尔纳先生本人。
如果他愿意听我一句话，我会说：活着，才能等到判决。”
记者问：“他听得到吗？”
卡多佐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希望听得到。”
当晚，卡洛斯把帕拉尼奥斯重新叫回王宫。
两人站在书房里，桌上的大灯亮得发白。
“塞尔纳还需要再撑三天。”
帕拉尼奥斯说，“到周五复核，周六或周日可以做出决定。
如果法院裁定变更强制措施为软禁，最迟到下周一他就能回家。”
“他撑得过去吗？”
“医生评估过，一个正常体重的男性在完全断食但饮水的情况下，通常能支持三周。
塞尔纳虽然五十岁，但身体底子不差。四天应该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他不能出事——如果他在狱中出现昏迷或心衰，一切就都失控了。”
“让医生每天检查他。
检查记录同时交给最高法院和自由党团各一份，确保三方都知道他的真实状态。”
“陛下，这不常见。”
“我知道。
但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给自由党团一份健康记录，他们就等于和我们共同承担了塞尔纳生命的责任。
万一他真的死了，没有人能指责政府隐瞒了他的健康状况。我们把一切摊开。”
卡洛斯转过身，目光落在桌上的健康报告上，“政治人物绝食不是新鲜事。
但绝食案的处理方式会成为一个先例。我们不能让这个先例变成政府被个人意志绑架的案例。
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每一个环节。
他死了，控制也依然是控制 只是控制的是叙事。”
帕拉尼奥斯没有说话。
书房里只有远处议会大厦传来的报时钟声。
六月的第一周，里斯本的夜晚还不算太热。
但首相觉得领口有些发紧。他松了松领带，然后低声说：“陛下，如果周五复核的结果不是释放，而是继续拘押呢？”
“那我们就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卡洛斯说，“但我不相信会到那一步。最高法院的人也是政治家。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把球踢回给政府，什么时候该自己接住。
塞尔纳的绝食已经把压力转移到了司法系统的头上。
他们会把复核的结果写成变更强制措施，理由仅仅是嫌疑人的健康状况，而不是证据不足。
这样政府没有丢脸，法院保住了权威，塞尔纳获得释放。
所有人都能接受。”
“这是您在议会演说之后早就想好的路径？”
“路径不重要。结果才重要。”卡洛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