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正处于一个春潮涌动却又暗流汹涌的年代。
“下海”、“市场经济”如同新鲜的氧气，注入这片古老的土地，但“计划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仍如无形的枷锁，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和手脚。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黄磊分红一点五个亿的消息，不啻于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型炸弹。
这笔钱，纵使放在二十多年后，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更何况是在普通工人月薪不过百元的1991年？
这已不仅仅是“新闻”，简直像是从天外坠落的陨石，带着不可置信的光芒与灼人的热浪，瞬间点燃了麻姑县及其周边的每一个角落。
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个神话般的名字。
“黄磊”二字，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更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关于财富、胆识与时代机遇的狂热象征。
小商小贩们议论着这笔钱能买下多少间铺面；
工人们带着羡慕与一丝酸楚计算着自己要干多少年；
而更多的观望者，则从中嗅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内心躁动不安。
这股舆论的洪流，凭借着最原始的口耳相传，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如同野火燎原，不到一周，便已烧到了省城。
当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到省府那庄严肃穆的大院时，所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
在红墙绿瓦之内，手握权柄的领导们，看待这件事的角度与市井百姓截然不同。
它不再是一则简单的财富传奇，而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政治经济事件”，一个关乎道路和方向的尖锐课题。
随即，在一次重要的省府工作会议上，这场来自基层的“地震”被正式摆上了台面，并立刻引发了一场言辞激烈、立场分明的高层辩论。
以分管计划经济的某位老领导为首的保守派们，眉头紧锁，语气沉痛。
他们拍着桌上的内部消息，痛心疾首地指出：“同志们，这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啊！
一点五个亿，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赤裸裸的剥削剩余价值！
他黄磊一个人，凭什么拿走相当于十几万工人一年收入的财富？
这严重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
旭日服装厂的前身是集体资产，虽然股份改制，这个小‘黄磊’也确实投了钱，但这里面股份分配的时候，有没有国有资产的流失？
如果有，那他这就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是在侵吞全民的财富！此风绝不可长，必须严肃查处，以儆效尤！”
他的话，代表了当时一大批习惯于在计划框架内思考问题的干部的忧虑，他们警惕地盯着每一个可能突破藩篱的苗头。
而另一边，以几位较为年轻的、曾南下考察过的领导为代表的改革派，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他们情绪激昂，力图据理力争，特别曾在广交会上与黄磊有个一面之缘的常务郑副省：“我看不然！旭日服装厂在黄磊接手前是什么样子？
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工厂已经进入了停状态，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是他用个人的能力和魄力，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才盘活了资产。
他不仅挽救了两家企业，让工人有饭吃，还缴纳了巨额税款，并且政府该分的一分没少。
更重要的是，他养活了一千七百多名工人及其家庭！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活力吗？
如果我们打击这样的典型，岂不是寒了所有敢于改革、敢于闯荡的企业家的心？
这不是在维护社会主义，而是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开历史倒车！”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得面红耳赤，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关乎国家和本省未来的发展方向。
眼看争论僵持不下，一位素来以持重、中立着称的主要领导终于开口了。
他缓缓地扫视全场，用调和的口吻说道：“同志们，争论解决不了问题。既然情况复杂，看法不一，我们不妨派人下去，把情况彻底调查清楚。
成立一个调查组，立刻奔赴麻姑县，核心就查两点：第一，旭日服装厂的改制过程，有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实质性流失？
第二，黄磊的一点五亿分红，其来源和性质，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到底有没有问题？
用事实说话。如果确实有问题，那没什么可说的，按规矩严肃处理。如果没有问题……”
他顿了顿，“那我们再坐下来，重新研究，慎重决策。”
这个“和稀泥”的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成了打破僵局的最优选择，获得了各方勉强的认同。
省府机构的效率此刻显现了出来。
就在腊月二十五，距离农历新年只剩下寥寥数日，许多人已经开始置办年货、期盼团圆的时候。
一支由省计委、审计局、工商局、税务局、国资委等多部门骨干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省城，直奔风雪中的麻姑县。
而此时，这场风暴的中心——黄磊，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早已处理完公司的事务，带着一年的疲惫和收获的喜悦，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个小山村，好好陪陪自己的妹妹，准备和家人一起，过个安稳年。
窗外，或许已能听到零星的爆竹声，空气里弥漫着年关特有的温馨与期待。
他全然不知，一场足以决定他和他所缔造的商业帝国命运的风暴，正随着省城来的车队，悄然降临。
调查组来到麻姑，先是秘密的将当初黄磊与县政府签订的相关协议等资料调阅封存，接着便是问话主导这件事的乔爱国。
当乔爱国被通知前往县招待所，接受省调查组问话时，他的心头就掠过一丝阴霾。
推开那间临时被设为调查办公室的房门，一股混合着烟味、茶香和无形压力的空气扑面而来。
房间不大，却因坐着的几个人而显得格外逼仄。
窗前那张厚重的办公桌后面，并排坐着三位神情肃穆的干部。
他们的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穿着深色的中山装或干部服，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只有一种审视的、洞彻一切般的锐利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
乔爱国认得其中一位是市里的领导，此刻也只是陪坐在侧，姿态恭敬。
而端坐主位的那位，乔爱国虽不认识，但从其沉稳的气度和旁边人下意识流露出的敬畏来看，必然是调查组的核心人物。
另外两位，一位面前摊开着厚厚的笔记本和文件，笔已握在手中；
另一位则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深沉，仿佛能看穿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