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偶尔有知青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想起,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叫赵杰明的人,他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双油光锃亮的皮鞋从驴车上走下来,眯着眼看着这片灰扑扑的村庄,脸上写满了嫌弃和不屑。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京城少爷,最后会以一己之力,把村长一家满门灭口。
孙建军在食堂里跟李红梅说起这事的时候,叹了口气,说:“我看那姓赵的第一眼就觉得不对劲,他那眼神太傲了,傲得不像是个能安分过日子的人。”
李红梅端着饭碗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三个字:“造孽啊。”
赵杰明被枪毙的消息传到景行耳朵里的时候,他正蹲在村后山脚下的溪边磨一把猎刀。孙建军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公社公审大会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得唾沫横飞,手舞足蹈,说到赵杰明被一枪放倒在河滩上时还比划了一下枪响的姿势。
景行听完只是“嗯”了一声,把猎刀插进腰间的皮鞘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了句“知道了”。孙建军愣在原地,看着他扛起猎弓往山上走的背影,嘀咕了一句“这人怎么越来越没人味了”。
景行不是没人味,他是知道这一切都还远远没有结束。赵杰明死了,王宝珠死了,老王一家死了,顾清扬和秦茹在北大荒也死了——那些曾经把原主踩进泥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得到了自己的结局。但对他来说,收拾这些蝼蚁不过是顺手为之。他真正要做的,从来就不是复仇。
这天傍晚,他从山上打猎回来,远远看见村口停了一辆绿色吉普车。红旗大队什么时候来过吉普车?
连公社书记下乡都只骑一辆自行车。村里的小孩围了一圈,指指点点地看新鲜,几个婆娘站在远处交头接耳,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景行拎着两只野兔走过去,看见老陈队长正站在吉普车旁边跟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说话,表情又紧张又困惑,脑门上全是汗,一个劲地点头哈腰。看见景行过来,老陈像看见了救星似的,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压低声音说:“小顾,这两个同志是省里来的,指名道姓要找你,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你要是犯了事你赶紧跟叔说,叔好替你圆——”
景行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已经快步迎了上来。领头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长期搞科研的人特有的苍白和严肃。他上下打量了景行一眼,目光里带着审视,也带着几分难以置信。他看了很久,然后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图纸的复印件,展开递到景行面前,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小同志,这张涡轮叶片的冷却结构图,是你画的吗?”
景行低头看了一眼。那是他几个月前通过方瘸子寄出去的那批图纸中的一张——涡轮叶片的内部冷却通道设计,采用了超前于这个时代的双层壁结构加气膜冷却方案。他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回答今天吃没吃饭:“是我画的。”
那中年人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他把图纸仔细折好放回公文包里,然后站直了身体,用一种和刚才完全不同的、郑重得近乎庄严的语气说:“小顾同志,我姓郑,叫郑守成,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你的图纸经过我们所和部里几位老总的联合鉴定,结论是——”他顿了顿,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像是要说的话太重了,需要先掂一掂分量,“你的设计方案至少领先我们当前的项目规划三到五年。有些思路,甚至不在我们现有的理论框架之内。”
旁边另一个年轻一点的干部忍不住插嘴,语气又激动又困惑:“小顾同志,你可别怪我们冒昧,我们来之前查过你的档案——你今年才十七岁,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你是怎么画出这种级别的图纸的?我们所在这个课题上卡了整整两年,你一个人躲在深山沟里就给解决了?”
景行沉默了几秒。他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来,也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抬起头看着郑守成,目光坦然而沉静,不闪不避:“郑总工,我自学的。我母亲的娘家有一些旧藏书,里面有民国时期航空工程方面的资料。我从小喜欢琢磨这些东西,在城里的时候也偷偷去图书馆翻过一些国外的公开期刊。至于为什么能画出来——”他顿了顿,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露出一个不算笑容的笑容,“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比较较真吧。在乡下这半年,白天干活,晚上闲着也是闲着,就多想了一些。”
郑守成盯着他看了很久,那双在实验室里盯了几十年数据的眼睛试图从这个少年脸上找出任何一丝破绽。他见过太多冒充内行的骗子,也见过不少自学成才的野路子,但眼前这个少年的眼神不一样——那眼神不像是在说谎,也不像是在表现,更像是一种淡淡的笃定,像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他合上了公文包,往后退了一步,用一个五十多岁老工程师对十七岁少年的态度,郑重地伸出了右手:“小顾同志,我代表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团队。你愿不愿意跟我们走?”
景行握住他的手,点了点头:“我愿意。”
消息在红旗大队炸开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老陈队长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抽了半宿的烟,怎么也想不通——那个平时闷声不响、一个人住在山脚破屋里、除了打猎就是上工的顾景行,怎么忽然就被省里来的大干部接走了?还是坐吉普车走的?
孙建军跑到那间空荡荡的小木屋门口站了半天,回头跟李红梅说:“我就说我顾哥不是一般人。”李红梅难得没有怼他,只是望着村口那条土路发呆,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原来那个每天跟他们一起下地干活的少年,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
吉普车载着景行一路向东,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两天一夜,最后驶进了一座四面环山的保密厂区。厂区大门口没有挂牌子,只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笔挺地站在水泥岗亭里,周围是一圈高高的铁丝网,网上挂着“军事禁区 闲人免入”的铁牌子。进了大门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种着高大的梧桐树,树下是一栋栋灰扑扑的红砖楼,看起来和普通的工厂没什么两样,但每一栋楼的窗户都拉着厚厚的窗帘,门口都有岗哨。这就是七机部三所——代号“红旗机械厂”,名义上是生产拖拉机配件的,实际上承担的是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研发任务。
进了研究所,郑守成亲自带他办了入职手续,领了工作证、饭票、宿舍钥匙,还有一套崭新的蓝色工作服。当天下午就安排了一场技术评审会。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有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有戴着眼镜的中年骨干,还有两个从部里专门赶来的技术专家。郑守成把景行领到黑板前面,给他递了一根粉笔,说:“小顾,把你图纸上的思路从头到尾讲一遍。在座的都是所里的骨干,你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有顾虑。”
景行接过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起来。从进气道的激波系设计,到压气机的级间匹配,到燃烧室的环管布局,再到涡轮叶片的冷却方案和尾喷管的收敛扩散构型——他在黑板上画了整整一个下午,粉笔用了大半盒,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公式和剖面图。他画得快,讲得更快,有些术语用的是英文缩写,还需要郑守成在旁边翻译。可他的逻辑是清晰的,每一个参数的出处、每一个公式的推导、每一种材料的选择理由,他都讲得明明白白。
讲到一半的时候,角落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忽然站了起来,走到黑板前,摘下老花镜凑近了看其中一组叶片的气动参数,看了足有两分钟,然后转过头来,用一种见了鬼的表情看着景行,嘴唇哆嗦着说:“这个压比分配方案,和普惠公司的Jt-8d发动机非常相似,但你这个方案的高压级效率比他们公开的数据还要高出两个百分点。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两个百分点,美国人从五十年代末搞到现在都没搞定。”
景行放下粉笔,平静地说:“他们在高压涡轮导向器上用的是常规气冷方案,冷却空气从压气机引过来的时候会损失一部分能量。我改成了发汗冷却和内部强制对流的组合方案,在同样的冷却效果下可以少引百分之三十的冷却气,这部分省下来的气全用在推力上,高压级效率就上去了。具体的数据我刚写在黑板右下角,您回头可以核算一下。”
老工程师把老花镜戴上,低头去看黑板右下角那几排密密麻麻的数字。他看了很久,然后直起腰,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郑重地朝景行伸出手:“老朽姓钱,钱仲远,五二年从美国回来的。小顾同志,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今天你是其中一个。”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不知道是谁先鼓了掌,接着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掌声从稀稀拉拉到响成一片。郑守成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转头对他低声说了一句:“你所长还没见过你,但他已经跟我说过了——你要是真有本事,三所就是你的家。”
从那天起,顾景行这个名字在公开档案里就不存在了。他的工作证上只有一个代号——“0307”,他的身份是七机部三所特聘技术员,对外称呼一律用“小顾”或“顾工”。宿舍给他安排的是筒子楼最里面一间,窗户朝北,夏天闷热冬天漏风,但对他来说已经是难得的清净——至少比红旗大队那间漏雨的小木屋强了一万倍。
他用了不到三个月就拿出了涡扇发动机的全套总体设计方案,比所里原定的项目节点提前了整整一年半。钱仲远把方案书拿去给几个分系统的负责人过目,每个人看完的反应都差不多——先是沉默,然后是不可置信,最后是一连串的技术问题。景行坐在会议室里一个一个地回答,从合金材料的选型到单晶叶片的定向凝固工艺,从加力燃烧室的燃油雾化到加力筒体的隔热涂层,他全都能答上来,而且每一个答案都有据可查,要么是国外公开文献里的最新进展,要么是他自己独到的理论推导。他在三所里待的时间越长,旁人对他的评价就越统一——这孩子根本不是天才,天才至少还在人类的范畴里。他更像是从哪里拿到了一个未来的技术目录,然后照着目录一条一条地实现。
涡扇发动机的样机在四川一个藏在山肚子里的试验台上点火成功的那天,三所里好几个老工程师当场掉了眼泪。从五十年代仿制苏联的涡喷发动机开始,到六十年代和苏联专家撤走后面临的技术断档,再到这几年靠着在残骸上逆向仿制一点一点地摸索,中国的航空发动机走得太苦了,苦到每一个在座的老工程师都有一肚子说不出口的辛酸。而这一刻,景行站在控制室的操作台前,看着屏幕上各项性能参数稳定攀升,内心却异常平静。他知道这台涡扇发动机不过是个起点,它最多只能把中国的航空工业拉到和美国六十年代末期相当的水平,而他脑子里装着的,是连这个时代最顶尖的科学家都还没有触及到的领域。
一年后,郑守成在一个雨夜敲开了他的宿舍门。这位在三所干了十几年、在部里以硬脾气着称的老工程师,此刻站在门口,表情比任何时候都严肃,甚至带着一丝犹豫。他坐在景行那张吱嘎作响的铁架床上,沉默了足有五分钟,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小顾,上面来了指示,让你去青海。不是征求你的意见,是命令。但作为你的老大哥,我想提前跟你说一声——那个地方,比红旗大队苦一百倍。”
青海,金银滩,中国原子城。那里海拔三千二百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百分之六十,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滚烫的开水泼出去落在地上就变成了冰。那里的保密级别比三所更高,所有进去的人一辈子都不能再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工作。
景行收拾好行李,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厚厚的一摞笔记。临走的时候钱仲远来送他,老头攥着他的手不肯松,眼圈红了又硬憋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反复叮嘱:“到了那边注意身体,高原不比这里,你年纪轻轻别仗着身体好硬扛。”他看着这个十七八岁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心里除了不舍,更多的是担忧。青海那边正在进行的是比航空发动机更浩大、更艰苦的工程,他怕这孩子扛不住,又隐隐觉得除了他,可能真没人能扛得住。
金银滩的冬天比北大荒更冷,因为那里的风不只是冷,是稀薄,是每一口呼吸都要比平原上多喘半口气才能把氧气吸够。景行分到的宿舍是一间半地下的土坯房,窗户只有巴掌大,白天也要点煤油灯。他在这里见到了中国核武器事业最核心的一群人——有从美国辗转回来的老博士,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中年骨干,有在西北大漠里隐姓埋名了十几年的老军工。他们的名字在中国无人知晓,他们做的工作足以改变世界。
景行被分配在理论设计组,负责核装置的内爆压缩方案。他来之前对核物理的了解仅限于大学物理课本的水平,但他学得太快了——快到组长邓总工有一次在走廊里拦住他,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小顾,你是不是以前搞过这个?”景行笑了笑没接话。他能说什么呢?他脑子里装着的是几十年后的聚变混合堆构型、激光惯性约束方案、甚至氦-3聚变的前沿理论,只是这些他一个字都不能说。他只能把那些超前的东西打碎了、拆散了,用这个时代的理论框架重新包装一遍,再一点一点地喂给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开拓者。
他和邓总工、于工这些人一起推导公式、做爆轰模拟、跑计算纸带的日子,是他两辈子最艰苦也最纯粹的时光。计算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和算盘,一条纸带跑完要几十个小时,中间不能停,大家就轮流守着,困了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算。高原缺氧,夜里经常有人流鼻血,用棉花塞着继续干活。食堂供应的青稞面糊糊又苦又涩,吃到嘴里像嚼沙子,但没有人抱怨。他亲眼看着邓总工带着团队在戈壁滩上做爆轰试验,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蹲在掩体后面记录数据,手冻得连笔都握不住,数据却记得一丝不苟。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那天,他在距离爆心几十公里外的观测点上,透过防护镜看到了那片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的白光。那一刻他身边的于敏摘下了护目镜,一句话都没说,眼泪就流下来了。景行站在人群中,看着那朵冲天而起的蘑菇云,胸口翻涌着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
原子弹之后是氢弹。氢弹之后,是第三代核武器的小型化。景行在金银滩待的几年里,从理论设计做到工程实现,从初级内爆做到次级聚变,从核装置做到武器化集成。他的工作覆盖了整个核武器研发链条中最关键的那几个节点,而他在每一个节点上都推进得比原计划快。不是他比别人聪明,是他比别人少走了太多弯路——他知道哪些路是死胡同,哪些方案在历史上被证明行不通,他就带着团队绕过去,直奔那个唯一正确的方向。
但他从不居功,论文署名他主动排在最后,技术报告上的负责人他坚持写团队里老同志的名字,开会汇报他永远站在最后一排。然而他的名字还是瞒不住了——在两弹元勋的内部表彰名单上,“顾景行”三个字排在最末一行,前面是一串如雷贯耳的姓氏,但他的名字后面,括号里的出生年份让看到那份名单的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让中国在国际上有了最硬的底牌,但景行比谁都清楚,这张底牌只是一张入场券。真正的未来,在核聚变。
七十年代中期,核聚变研究在国内还处于极其初级的阶段,国际上也只有苏联的托卡马克装置跑出了勉强能看的数据,距离真正的可控核聚变还有至少五十年的路要走。
但景行等不了五十年。他把一份题为“氘氚聚变堆芯方案及等离子体约束优化思路”的技术报告交到了当时主管国防科工的钱学森手中。钱学森在那份报告上批了一段话——“此报告所涉及之方向,确系国防科技未来之制高点。建议以最优先级别给予支持,不拘一格用人才。顾景行同志之能力,已无需我再多做背书。”
从那以后,顾景行彻底从公开记录中消失了。不再有代号,不再有档案,不再有任何可以追溯到他的信息。他先后辗转于四川深山里的一座聚变实验基地、北京西山脚下一所不挂牌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以及西北戈壁滩上被命名为“零号基地”的核心实验室。他的团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逐渐壮大到几百人,其中不乏从国外秘密引进的顶尖学者和国内最优秀的物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