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账从一袋粮开始。
周桂芬把粮袋往生产队小桌上一放：“知夏嫁来五年，吃了多少粮，你们先算。别只盯着沉川寄的钱，好像陆家白养了她们娘俩。”
马长顺带来工分簿和历年分配册。账页纸边磨毛，名字和数字却还清楚。沈知夏结婚第一年挣二百八十六个工分，第二年怀孕仍有二百四十一个，小满出生当年降到一百七十六，之后两年都在二百五十上下。
她不是满工壮劳力，却从来不属于只吃饭不干活的人。
“工分折粮和现金都有记录。”马长顺说，“知夏的份一直并在陆家户头。小满按人口分口粮，年纪小，份额低些。”
周桂芬道：“工分能有几个钱？她坐月子吃的鸡蛋，病了喝的红糖，谁给她记了？”
“可以补记。”沈知夏把纸推过去，“谁记得哪年哪月，写明数量和见证。我认。”
三婶先说，沈知夏坐月子时自己送过十个鸡蛋，陆家煮给她六个，其余四个给了陆秀玲。她不是为了翻旧账，只是恰好记得，因为秀玲当时说产妇吃多了也浪费。
周桂芬骂她多事。
何翠英制止争吵，让每项都注明“证人回忆，待核”。没有票据的生活账不可能精确到分，但至少不能由一家之主随口报一个总数。
陆沉川坐在桌边，把自己带回的汇款存根按年份排列。
1981年至今年春，他寄回柳树湾的总款不止妻女专款，也包括给母亲的孝敬、修屋和弟妹学费。问题正在这里：收款人常写周桂芬，附言却区分用途。母亲把所有钱混在一起花，回信又告诉他每项都已照办。
“1982年七月这笔三十元。”他指着存根，“十元给娘，十二元给知夏和小满，八元给建民买工具。家里怎么记的？”
周桂芬翻自己的纸条：“都买工具了。建民学成手艺，一家人都受益。”
“那知夏和小满的十二元呢？”
“她们吃家里的。”
“你给我的回信写，她们添了夏衣。”
陆沉川把对应回信放下。陆秀玲看见熟悉的字，眼神躲闪。
“衣服在哪里？”
沈知夏答：“那年我把自己旧褂改给小满，没买新布。”
“我怎么记得给过你布票？”周桂芬道。
“给的是两尺零布，后来拿去补建民裤子。三婶在场。”
三婶点头：“是有这事。”
这一笔不能直接认定十二元全被吞，却可以确认回信中的“添夏衣”是假的。
马长顺又按当年的工分折算，把沈知夏分得的粮食与陆家实际人口口粮列在旁边。她的工分足以覆盖自己的基本口粮，小满幼儿份额由家庭共同承担。柴火多数是沈知夏与村里妇女秋后上山捡的，猪和鸡也由她喂。陆家不是一口没贴，可母女也绝不是白吃了五年。
何翠英把这一结论写得克制：“双方均对家庭生活有投入，具体折价无法完全复原。”
她不是来追一碗粥的。她只是不肯再让‘陆家养你’四个字，抵掉她五年的工和女儿的钱。
对到1983年冬衣款，木箱纸条已证明弟妹支出。陆建民起初说自己不知道钱的附言，后来又辩称大哥供他学手艺天经地义。
陆沉川问：“我给你的八元工具钱，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为什么又从妻女的十二元里拿？”
“娘给我的，我哪知道是哪一笔！”
“现在知道了。”陆沉川说，“受益部分记你名下，分期还。”
“凭什么？大哥你以前从不跟我算这些！”
“以前不算，是我错。”
陆建民愣住。他原以为大哥会把责任全揽下，再像过去一样拿自己的钱填平。可陆沉川没有替他擦去名字。
周桂芬急了：“建民才说亲，哪有钱还？你有津贴，先补给知夏不就完了？”
沈知夏道：“陆沉川先补，是他对妻女的责任。建民还，是他拿了不该拿的部分。两本账不能并成一本。”
“你就是要逼散这个家！”
“这个家若只能靠小满的药钱供弟弟，早该换个过法。”
桌边没人接话。
对账持续到天快黑，只核完近期和几笔有回执的旧款。初步结果写了四页：六个月一百二十元中，明确妻女专款四十五元，能确认用于小满退烧片两角，其他用途待举证；更早三笔妻女款中，至少二十八元有弟妹受益记录。
这不是最终的一千多元，也不是当场追回巨款，却第一次让每一笔钱有了方向。
陆沉川另取一张纸，写下自己先支付小满复查、母女临时住所修缮和基本生活的款项。这些不计作陆家还债，也不要求沈知夏撤申请。
“你给多少？”马长顺问。
“先留六十元，由知夏本人保管。旧档核完后再补。”
周桂芬猛地撑住桌沿：“六十元全给她？你回来路费、回驻地都不要了？”
“我另留了。”
“她拿钱跑了怎么办？”
陆沉川看向母亲：“这本来就是她和小满的钱。她怎么用，不叫跑。”
他将六张十元纸币放到桌面，没有直接塞给妻子。沈知夏数清，写下收到日期和用途性质，把钱装进自己的布袋。
她没有因为终于握住六十元便感激涕零。六十元足以付药、路费和短期生活，却远不能买回女儿差点失去的命运。
“余下的账继续查。”她说。
“继续。”陆沉川答。
何翠英收起四页记录，宣布次日去县邮电档案处申请更早底档。就在众人准备散开时，陆沉川从七封回信中抽出一张，放到陆秀玲面前。
“最后一件事。”
他指着信中一个写错后涂改的“满”字：“秀玲，你写这个字，一直把右边少一横。”
陆秀玲的手不由自主地往身后藏。桌上的煤油灯恰好亮起，照见她指尖沾着方才写记录时留下的蓝墨水，也照见那封信上颜色几乎相同的旧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