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九日，满洲里。
天刚蒙蒙亮，气温怕是得有零下二十度。火车站门口的值班俄国兵裹着厚大衣，缩在岗亭里打瞌睡，呼出的白气在领口结了一层霜。
从西边来了一列货车，装的是从贝加尔湖那边运来的木材。车还没停稳，押车的几个华工就开始往下跳。他们不是到站了，是跑。
其中一个人跑了几步就摔在地上，爬不起来。旁边的人想去扶，看了一眼又缩回了手。那人脸是紫黑色的，嘴角挂着血沫子，眼睛半睁着，已经没气了。
俄国兵从岗亭里出来，踢了踢那具尸体，骂了一句俄语，然后朝站房里喊了一声。
出来两个穿白大褂的，看了看，把尸体拖到一边，扔在一堆旧木板上面。动作很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干了。
“又死一个。”一个俄国医生嘟囔着，在夹子上记了一笔。“这个月第几个了？”
“数不清了。”旁边的人回答。
从十月底开始，满洲里就陆续有人暴毙。症状都一样：高烧、咳嗽、咯血，从发病到死，快的一两天，慢的三五天。死的时候浑身发紫，七窍流血，看着吓人。
俄国人的远东总督府派了医生来看，说是肺炎，但又不完全是。几个俄国医生自己也病倒了，死了两个，剩下的不敢靠近病人，远远地看着，等病人死了拉去烧。
疫情沿着铁路线在走。从满洲里到海拉尔，从海拉尔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火车一响，瘟疫就跟着车轮往东蔓延。
死人越来越多。铁路沿线的小站，几乎每个站都有人病死。有的是乘客，上车的时候还好好的，下车的时候就站不稳了。有的是铁路工人，干着干着活就倒下了。
到了十一月中旬，哈尔滨开始出现病例。
傅家甸最先遭殃。这是哈尔滨城外的贫民区，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穷苦人，房子挤着房子，人挨着人，脏水泼在门口，垃圾堆在墙角。
一个姓李的皮货商从满洲里进货回来，当晚就发了烧。
家里人以为是伤寒，熬了姜汤给他喝，不管用。第二天早上开始咳血，血是黑的，带着泡沫，溅在枕头上，触目惊心。
第三天，他死了。死之前抓住他婆娘的手，想说什么，但嘴里全是血，说不出来。
他婆娘哭了一场，请了街坊帮忙，把人抬出去埋了。埋完回来，当天晚上也开始发烧。然后是她的孩子，然后是隔壁邻居，然后是整条巷子。
等到哈尔滨的地方官知道这事的时候，傅家甸已经死了上百人。
官老爷姓于，是个同知，从北京调来没两年，没见过这种阵仗。
他带着几个衙役去傅家甸看了看，还没走进巷口，就看见地上躺着两具尸体，盖着破席子，苍蝇嗡嗡的。十一月的东北，苍蝇还没冻死，围着尸体打转。
于同知捂着鼻子站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回到衙门，他给吉林巡抚写了份禀帖，说哈尔滨发现瘟疫，请朝廷派郎中来。写完觉得不妥，又加了一句：“疫情虽重，尚在可控之中。”
他没说实话。因为他不知道实话怎么写。说死了几百人？那朝廷问起来，他怎么交代？说控制不住？那他这官还当不当？
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份不疼不痒的报告，往上头一递，算是交了差。
吉林巡抚看完报告，也没太当回事。批了个“着即严密防控，勿使蔓延”，就扔一边了。
十一月二十日，长春告急。
疫情沿着铁路线，从哈尔滨往南推，到了长春。如果是古代，疫情的推进速度不会这么快，可是随着交通更加方便，疫情推进速度也更快！
此时长春比哈尔滨还乱。地方官跑了一半，剩下的躲在衙门里不敢出来。老百姓开始逃难，拖家带口往南走，往奉天走，往关里走。
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车顶上、车底下、挂钩上，全是人。有人从车上掉下去，摔断了腿，爬不起来，在雪地里嚎。后面的人顾不上他，踩着雪继续往前走。
奉天那边开始紧张了。
奉天巡抚叫陈昭常，是个老官僚，在东北待了十几年，见过世面。他听说哈尔滨、长春闹瘟疫，第一反应不是怕死人，是怕出事。
他怕日本人，也怕俄国人。
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驻着兵，俄国人在中东铁路北段驻着兵。这两家表面上和和气气，私底下互相较劲。现在瘟疫一来，谁知道他们会借机搞什么名堂？
陈昭常把幕僚叫来，商量了半宿，最后决定：封路。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南满铁路在奉天以北设卡，所有从北边来的旅客，一律下车检查。发烧的、咳嗽的、脸色不好的，统统扣下，送到城外的隔离点去。
隔离点设在奉天城北的一个破庙里，条件差得没法说。没有医生，没有药，没有被子，地上铺一层稻草，病人就躺在上面等死。
有人死了，抬出去埋在庙后面的空地里。没人哭，没人烧纸，挖个坑就埋了。
奉天城里的百姓开始恐慌。粮店门口排起了长队，有人一买就是十袋八袋，把粮食囤在家里。
药铺里的甘草、板蓝根、金银花，凡是能跟“清热解毒”沾边的，全被抢光了。
有人开始往南跑。坐火车去大连，坐船去烟台，走着去山海关。奉天城外的官道上，人流不断，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赶着驴车，往南走。
陈昭常急得嘴上起了燎泡。他一边要防瘟疫，一边要防日本人俄国人趁火打劫，一边还要安抚百姓，忙得脚打后脑勺。
他想起了一个人。
奉天城外十里地，驻着一支军队。灰绿色军装，钢盔，南洋二式步枪，有炮兵，有坦克，有飞机。
人数不算多，就一个师，一万八千来人。但装备好，训练好，纪律也好。
这支军队在南洋共和国驻东北军的序列里，属于第一军。第一军下辖三个师，一个驻奉天近郊，一个驻大连，另一个原本驻扎旅顺的第一师被调回国内。
现在据说旅顺是第二军的一个师，第一军全军加起来七万多人，是南洋在东北的拳头力量。
陈昭常以前不太愿意跟南洋人打交道。倒不是有什么成见，是怕日本人多心。
日本人跟南洋人有过节，前两年日本人被南洋共和国狠揍了一顿。
而前几个月，旅顺那档子事还没翻篇。他一个清廷的巡抚，跟南洋人走得太近，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
但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奉天城外南洋驻军营地，请他们的长官到城里来一趟，商量防疫的事。
信送出去之后，他心里还是不踏实。南洋人肯不肯帮忙？他们凭什么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南洋人早就知道东北要闹瘟疫。
比他知道得早得多。
奉天城外，南洋驻军营地。
师部设在营地中央的一栋二层楼房里，楼是木板搭的，外面刷了绿漆，看着简陋，但里头收拾得整齐。
师长叫董明辉，四十二岁，从南洋建军那天就在部队。他个子不高，但结实，脸上有块疤，是在苏门答腊打土着的时候留下的。他话不多，脾气也不大，但手底下的兵都怕他。
参谋长姓孙，叫孙德胜，三十八岁，戴副眼镜，看着像个教书先生。他是南洋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脑子好使，董明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都问他。
这天下午，董明辉在办公室里看地图。地图上标着东北全境，铁路、城市、河流、山脉，画得仔细。他用红笔在哈尔滨、长春两个地方画了圈，又用蓝笔在奉天城外画了个圈。
孙德胜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师长，大连那边的电报。”
董明辉接过来看。电报是第三军军长周志勇发的，不长，但内容很重：
“据可靠情报，满洲里、哈尔滨、长春相继爆发鼠疫，死亡率极高。疫情沿铁路线向南蔓延，不日将达奉天。”
“命令：你部即刻启动一级防疫预案。全军进入戒备状态，所有官兵不得外出。辖区百姓全面排查，发现疑似病例立即隔离。”
“医疗队全部就位，清点防疫物资，随时准备救治。另，磺胺库存充足，可满足全军及辖区百姓所需。但此药严格保密，不得对外泄露。”
董明辉看完电报，放在桌上，点了根烟。
“鼠疫。”他念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品味它的分量。
孙德胜坐在对面，推了推眼镜。“师长，咱们的防疫预案年前就制定了，物资也一直在备着。就是没想到真会用上。”
董明辉抽了口烟。“周军长那边怎么说？除了电报里的，还有什么交代？”
孙德胜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份文件。“这是军部随电报一起发来的。不是正式命令，是周军长亲笔写的，让我转交给你。”
董明辉接过来看。信写得不长，字迹潦草，显然是匆忙写的：
“老董，疫情的事，坤甸那边年前就有预判。总长亲自交代的，让咱们提前准备。这次东北鼠疫，死的人不会少。”
“咱们的任务有两个：第一，保护好自己的兵和辖区百姓，一个都不能死。第二，磺胺的事，绝不能让日本人和俄国人知道。”
“他们要死要活，是他们的事，咱们不管。另外，有些事我信里不方便写，你心里有数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