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第二份文件在两天后印发。
这份文件的标题更长，内容更实：
《关于开展全省中小学教师队伍结构性摸底调查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市在一个月内完成本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全面摸底。
包括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学历结构、编制使用情况、近三年流失情况。
表格设计得极为细致，细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科、每一个年龄段都要单独填报。
各地市教育局负责统计的科室当天就开始加班，有人在群里抱怨“工作量比人口普查还大”，但抱怨归抱怨，没有人敢拖延。
紧接着第三份文件、第四份文件陆续发出。
一周之内，教育厅连续印发了五份文件，涉及减负考核、师资摸底、校外培训联合执法、课后服务质量标准、教师待遇保障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每一份文件都带着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责任人清单，格式统一，口径一致，像是一套经过了严密设计的工具箱，一件一件地往外拿。
教育厅内部的人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一位在厅里工作了二十年的老处长在走廊里跟同事低声感慨：
“我在教育厅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咱们厅发文这么密集、这么硬气。
以前发文件是‘倡导’，现在发文件是‘要求’；以前给各市留面子，现在直接列表考核。郑厅长这是动真格了。”
另一位处长接过话：
“你还没看明白？这不光是郑厅长动真格。
你想想，减负方案是省委常委会定的事，徐书记亲自抓的事。
教育厅这个时候动作快、力度大，是在向省委表态。
郑厅长在教育厅干了十年，对基层最熟，这个时候把活干漂亮了……”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旁边的处长已经懂了。
两个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没有再多说什么，各自回了办公室。
这些文件发出去之后，各地市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一部分地市教育局反应很快，当天就组织学习、分解任务、成立专班。
另一部分地市则有些犹豫，在等省里会不会发新的补充通知、在等其他地市怎么动、在等“上面的意思”更明朗之后再决定投入多少力量。
但到了第三天，当教育厅督导室开始逐一打电话催报进度时，所有观望的人都知道——这次没有观望的空间了。
真正让各地市教育局感到震动的，是郑培民在一次视频调度会上的即兴讲话。
那次会议原本只安排了各处室负责人参加，但郑培民在会议快结束时说了一句：
“把视频信号切到各市，我跟各地教育局的同志说几句。”
各地市教育局局长在接到通知后五分钟之内全部上线。
郑培民在镜头前坐定，没有稿子，开口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省里的减负方案是省委省政府定的事，不是教育厅一家的事。
各地教育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省委省政府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句，教育厅连续发的这些文件，不是为难大家，是给大家搭台子。
把任务拆清楚、把时间卡到位，就是为了让各地在落实时有抓手、有依据。
第三句，下个月开始，督导室会下去抽查。抽查结果不光报省厅，还要报省委办公厅。
到那个时候，谁的进度慢、谁的质量差，就不是教育厅通报的事了。”
三句话说完，视频会议里一片安静。
郑培民说完就关了视频，没有给任何人提问的时间。
会议结束后，各地市教育局的局长们各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
然后纷纷拿起电话，打给了各自的分管副局长、基教科长，传达了同一个意思——“省厅这次是来真的，别掉链子。”
郑培民本人倒没有显得特别亢奋。
他依然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走，桌上永远摊着一份修改到一半的方案。
但教育厅的人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走路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说话时的停顿比以前少了，开会时不再花时间听那些绕圈子的汇报，直接问“进度怎么样”
“卡在哪里”
“什么时候能交”。
这种变化落在熟悉他的人眼里，就是一个信号：郑厅长在赶路。
半个月之内，教育厅完成了过去可能三个月才能完成的文件制定、任务分解和首轮督查。
全省二十一个地市教育局全部成立了减负工作专班，半数以上完成了首轮校外培训机构联合执法行动，所有地市都提交了教师队伍摸底数据的初步汇总。
这些成果汇总到省委办公厅时，陈义整理成了一份简报，放在了徐政钦的桌上。
徐政钦看完简报，在页脚写了一行字：
“教育厅这段时间的工作节奏和力度，值得肯定。
请郑培民同志在下次常委会上做一次专题汇报，把乡镇师资补充的思路也一并讲透。”
陈义把这份批注转达给郑培民时，郑培民正在修改乡镇师资补充方案的第三稿。
他听完陈义的电话，放下手机，把面前的方案翻到扉页，在“提速”两个字下面又写了一行字：“下周上会。”
写完，他把笔放下，目光落在窗外。
岭南的秋天已经深了，省委大院里的榕树叶子依然绿着，只是绿的质地更厚重了一些。
他在这间办公室里坐了十年，此刻却觉得这间屋子里的空气比任何时候都更满、更沉、更有一种即将溢出什么的感觉。
他微微吐了一口气，重新拿起笔，低头继续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