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农历腊月二十四，西安。
鹿钟麟走进指挥部的时候，脸色比西安城的天还灰。他手里拿着一份刚汇总出来的报告，手指捏着纸边，捏得指节发白。他在门口站了片刻，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冯玉祥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地图，地图上画满了红蓝箭头，但他的目光没有落在地图上，而是落在窗外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上。他已经这样坐了很久了，久到茶杯里的茶凉了又换、换了又凉，换了三遍，他一杯都没喝。
鹿钟麟站在办公桌前，立正，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外吐苦水。
“总司令，不行啊。您得拿个主意啊，哗变事件一起接一起的，三天，十一件。抢劫事件，十一件。兜不住了。”
冯玉祥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鹿钟麟脸上。他看见鹿钟麟的眼袋比前天又深了，颧骨比前天又凸了，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像是一棵被霜打了的老白菜。他把报告接过来，看了一眼，嘴角往下撇了撇，又看了一眼，嘴角又往下撇了撇。他把报告放在桌上，靠在椅背里，闭上了眼睛。
三天，十一件哗变，十一件抢劫。一天差不多四起。不是小打小闹，是正儿八经的兵变。士兵们把连长绑了，抢了军械库，跑到街上抢商铺。有的被镇压了，有的跑了，有的还在山里转悠。再这样下去，不用等老蒋来打，西北军自己就散了。
冯玉祥睁开眼，看着鹿钟麟，又看了看站在门口的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几个人站成一排，脸上的表情写着同一个字：愁。不是那种“今天吃什么”的愁，是那种“明天还活不活”的愁。
冯玉祥的手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嗒嗒，像是在敲一扇关着的门。
“那咋办？真让老子去济南？”
没有人说话。张自忠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冯治安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数上面的裂缝。刘汝明搓着手，搓得沙沙响。赵登禹抠着指甲，抠得指甲都快没了。鹿钟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说“去”，万一冯玉祥在济南出了事，他担不起。说“不去”，十几万弟兄的军饷没着落，这个年过不去，他也担不起。
不说话就是最好的回答。不说话，就等于“您自己看着办”。
冯玉祥的目光从一个人脸上扫到另一个人脸上，扫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接他的眼神。他忽然笑了——不是高兴的笑，是那种“你们一个个都是废物”的气笑。嘴角往上翘，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闷闷的，像一台老旧的柴油机在艰难地启动。
“行吧，行吧。那就闯一次龙潭虎穴。”
他把“龙潭虎穴”四个字咬得很重，像是在给自己壮胆，又像是在跟徐树铮隔空喊话。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又敲了两下，这次节奏快了一些，像是一匹正在加速的马。
“怎么去？从哪去？”
鹿钟麟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放出来的。
“从山西过石家庄，沿津浦线到济南。这是最近的路线。但是——阎锡山那边，不好说。上次您去太原，他可是——”他没说下去，但冯玉祥听懂了。上次去太原，阎锡山把他软禁了。不是那种“好吃好喝招待但不让出门”的软禁，是真软禁。门口站着兵，窗户外面站着兵，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他冯玉祥在太原住了几个月，跟坐牢差不多。
冯玉祥的嘴角抽了一下。去太原？不行。阎老西那个笑面虎，嘴上说着“焕章兄来了欢迎欢迎”，背地里能把你的兵权架空。上次是运气好，跑出来了。这次再去，他不一定让你跑了。
“陇海线呢？从潼关走徐州到济南。”
张自忠摇了摇头，声音低沉，像闷雷从远处滚过来。
“更不行。徐州是刘峙的地盘。刘峙是老蒋的人。咱们从徐州过，老蒋能不知道？知道了能不管？他不管，刘峙也得管。到时候——”
他没说下去。老蒋得弄死他。不是夸张，是真的会弄死他。中原大战的仇还没算完，老蒋正愁找不到机会收拾他。他自己送上门去，那不是借钱，那是送死。
冯玉祥靠在椅背里，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像一道闪电。他看着那道闪电，脑子里在飞速地转。坐火车不行，走山西不行，走陇海线不行，那怎么办？总不能走着去吧？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身体从椅背里弹了起来。
“咱们的飞机还在是吧？”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一丝侥幸，还有一丝“我终于想到办法了”的兴奋。鹿钟麟看着他，嘴角抽了一下，那张脸像是吞了一只活苍蝇。他咽了口唾沫，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带着一种“我也不想这样但事实就是这样”的无奈。
“总司令，咱们的飞机——飞不到济南。”
冯玉祥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当然知道飞不到济南。西北军那几架飞机，是老掉牙的教练机，飞个几百公里就得加油。西安到济南，直线距离八百多公里，那些破飞机飞到一半就得掉下来。就算不掉下来，也得找个地方加油。加油？在谁的地盘上加？阎锡山的地盘？老蒋的地盘？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冯玉祥的嘴角往下撇了撇，整张脸皱成了一个“完了”的形状。
“那不还得坐火车吗？”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老子这辈子算是栽在火车上了”的悲凉。上次坐火车，在廊坊被冯玉祥的人截了——不对，是徐树铮的专列被冯玉祥的人截了。这一次坐火车，不知道会在哪里被谁截。阎锡山？老蒋？还是徐树铮？
鹿钟麟没有说话。张自忠没有说话。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都没有说话。他们站在门口，像一排木桩，看着冯玉祥一个人在那里纠结。不是不想帮忙，是帮不上。火车只有那些路线，你不能飞，不能走，不能跑，只能坐火车。至于坐火车会遇上什么，那是命。
冯玉祥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西安的寒风灌进来，吹得他花白的头发微微飘动。他深吸一口气，冷空气钻进肺里，激得他打了个哆嗦。他关上窗户，转过身来，看着屋里的将领们。
“备车。去济南。”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几分，像是在交代后事。
“从太原走。阎老西那边，我打个招呼。他要是再扣我，我就——我就——”
他就了半天，没有就出来。他能把阎锡山怎么样？打？打不过。骂？骂不赢。求？求不来。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赌一把。赌阎锡山这次不会再扣他。
过太原的时候，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站在车窗后面，看着窗外灰蒙蒙的站台，看着站台上稀稀拉拉的旅客，看着远处晋绥军士兵灰蓝色的军装。他的手指攥着窗帘，攥得指节发白。火车减速了，慢了下来，慢到几乎要停了。他以为阎锡山的人要上车了，以为又要被“请”下去喝茶了。他的后背一阵一阵地冒冷汗，棉袄湿了，贴在肉上，黏糊糊的。
火车没有停。它慢悠悠地滑过了太原站，滑过了那个让他做了一年噩梦的城市，继续往前开。
冯玉祥的腿软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深，像是要把肺里所有的空气都挤出去。他的嘴角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阎老西这回还算识相”的庆幸。
火车过了石家庄，抵达德州，进了山东地界。没有人拦，没有人查，连个问话的人都没有。冯玉祥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张学良没有管他。东北军的主力在平津，津浦线沿线有他的驻军，但没有人来拦这趟专列。不是张学良不知道，是懒得管。冯玉祥去济南，关他什么事？借钱借的是冯诺的钱，又不是他的钱。他操那个心干什么？
火车到了济南站。
冯玉祥站在车窗后面，看着站台上的人。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穿卡其色军装的卫兵，扫过那些扛着春田步枪的士兵，扫过那些站得笔直的军官，最后停在了一个人身上。
徐树铮。
他站在站台上，穿着一身卡其色的将官服，腰杆笔直，双手背在身后，嘴角微微翘着。他的目光穿过车窗，落在冯玉祥脸上，像一把钝刀，不快，但够疼。他的身后站着四个卫兵，全副武装，钢盔锃亮，汤姆逊冲锋枪端在手里，枪口朝下。
冯玉祥的腿又软了。不是累的，是吓的。他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衣领，拍了拍袖口的灰，然后迈步走下了火车。
皮鞋踩在站台的水泥地上，发出“嗒”的一声。那一声不大，但在安静的站台上格外清晰，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
徐树铮往前走了两步，伸出手。
“焕章兄，胆识过人啊。”
四个字，“胆识过人”，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冯玉祥心里咯噔咯噔的，心跳加快，认为徐树铮的潜台词——你真不怕老子弄死你吗？他握住徐树铮的手，脸上的笑容尴尬得像一朵被霜打了的菊花，嘴角往上翘着，眼角的褶子堆得厚厚的，但笑意只停留在皮肤表面，没进到肉里。
“又铮兄，久违了。”
他握着徐树铮的手，不撒了。不是不想撒，是不敢撒。他怕一撒手，徐树铮往后退两步，一挥手，那四个卫兵的汤姆逊冲锋枪就响了，紧紧抓住徐树铮，万一情况紧急，徐树铮还能当个人质。所以他攥着，攥得紧紧的，紧到徐树铮的骨节都嘎巴响了一声。徐树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被攥得发白的手，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至于吗”的无奈。
“焕章兄，放松。不要怕。我保证你平安无事。”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他的眼神是认真的。冯玉祥看着那双眼睛，看了两秒钟，松开了手。不是他信了，是他觉得攥着也没用。徐树铮要想杀他，不用等握手，在站台上架两挺机枪就完了。既然没架机枪，说明今天不会动手。
“又铮兄说笑了，我怕什么？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徐树铮笑了笑，没有接话。他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走吧。冯司令在等着呢。”
冯玉祥跟着徐树铮，走出了火车站。站台外面停着两辆黑色的福特轿车，车头插着青天白日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冯玉祥上了第一辆车，徐树铮坐在他旁边。四个卫兵上了第二辆车，汤姆逊冲锋枪搁在膝盖上，枪口朝上。
车子发动了，驶出火车站，穿过济南城，停在了一栋灰白色的大楼前面。
冯玉祥从车里出来，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那块铜牌——“山东省保安司令部”。他的目光在铜牌上停了一瞬，然后落在门口那两个站得笔直的卫兵身上。他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衣领，迈步走了进去。
会客室在二楼东头。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长条桌，铺着白布，白布上摆着茶具和果盘。墙上挂着一幅山东全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满了记号。窗户开着，阳光从外面照进来，落在地毯上，暖洋洋的。
冯诺站在会客室门口，穿着一身灰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笑容热情得像一团火。他看见冯玉祥走过来，快步迎了上去，双手握住冯玉祥的手，上下摇了摇，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欢迎，欢迎啊！焕章将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他的声音又亮又脆，像炒豆子，语气热情得像在欢迎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但他的心里在疯狂吐槽——真是要钱不要命。为了两百万大洋，堂堂西北军总司令，闯龙潭虎穴，连命都不要了。这人要是把钱借走了，还钱的时候还能这么拼命吗？
冯玉祥看着冯诺那张年轻的脸，心里头那个滋味，怎么说呢——像吃了一碗没放盐的面条，淡得他胃疼，但他不得不吃。不吃饿，吃了也饿。他握住冯诺的手，上下摇了摇，力道比冯诺重了几分，像是在确认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真人。
“冯司令客气了。冯司令少年英雄，西北军上下早有耳闻。”
两个人互相吹捧了几句，什么“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相见恨晚”，说了一大堆，一句有用的都没有。徐树铮站在旁边，看着这两个姓冯的人在那里演戏，嘴角微微翘着——不是笑，是那种“你们演完了没有”的耐心。
三个人在会客室里坐下了。冯诺坐在主位上，冯玉祥坐在他右手边，徐树铮坐在他左手边。茶端上来了，龙井，明前的，香气袅袅。冯玉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看着冯诺，等着他开口。
冯诺没有开口。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咽了，放下，脸上依然挂着笑。那笑容亲切得像在跟亲戚过年，但他的眼睛里没有笑。那眼神里写着三个字：你借钱？
冯玉祥咽了口唾沫，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老子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的悲壮。
“冯司令，西北军的情况，想必您也略有耳闻。实不相瞒，军饷已经欠了两个月了。再不发，下面的弟兄就要闹翻了。我今天来，是想——”
冯诺摆了摆手。那手势不大，幅度很小，像是在赶一只嗡嗡叫的苍蝇。他的脸上还是那副笑眯眯的表情，但眼神变了——从“欢迎”变成了“我知道了”。
“焕章将军，不用说了。两百万大洋，我已经准备好了。”
冯玉祥的嘴巴张开了，没有合上。他的脑子“嗡”地一声，像有人往里面扔了一颗手榴弹。他以为要讨价还价，以为要低声下气，以为要把自己这辈子的老脸都豁出去。结果冯诺连条件都没提，直接就答应了。
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两下，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带着一种“我没听错吧”的试探。
“冯司令，您——没条件？”
冯诺靠在椅背里，两只手交叉搁在肚子上，下巴微微抬起，用一种“我借给你钱是给你面子”的语气开了口。
“有。焕章将军以后跟中央合作的时候，别忘了山东就行。”
他的话说得很轻巧，轻巧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冯玉祥听懂了——不是“别忘了山东”，是“别跟老蒋走太近”，是“别在背后捅我刀子”，是“你欠我一个人情，以后要还”。他想骂人，但骂不出来。他不想答应，但不敢不答应。他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很小，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冯诺看见了。
“那当然。山东的恩情，西北军记着呢。”
冯诺笑了，端起茶杯，朝冯玉祥举了举。
“焕章将军，以茶代酒，祝西北军早日渡过难关。”
冯玉祥端起茶杯，碰了一下，一仰脖，灌了个干净。茶是热的，烫得他龇了龇牙，但他咽了下去，连茶叶沫子都没剩。
他放下杯子，看着冯诺那张笑眯眯的脸，忽然觉得这个年轻人比老蒋还难对付。老蒋想要你的命，他想要你的——人情。
冯玉祥在济南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专列返回西安。走的时候，他站在车窗后面，看着济南城灰扑扑的轮廓在晨雾中渐渐远去。他的手摸了摸贴身的口袋，里面装着一张两百万大洋的汇票，还带着体温。
他的嘴角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钱到手了”的踏实。
徐树铮站在站台上，看着那列火车消失在晨雾中，嘴角微微翘着。不是笑，是那种“你也有今天”的得意。
冯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电报是金陵来的，老蒋亲笔，内容很短——“冯玉祥到济南，拿下他。”冯诺看完，把电报折了折，塞进口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咽了。他把茶杯放下，转过身，看着牛大力。
“牛大力，给骡子加个苹果。今天它表现不错，没踢人。”
牛大力愣了一下，想说“骡子今天一直在院子里嚼胡萝卜，什么也没干啊”，但看着冯诺那张“你别问了”的脸，把话咽了回去，转身跑了。
冯诺躺回沙发上，三花猫跳上来，在他腿上团成一团。他把毛毯拉到胸口，闭上眼睛。
他在想老蒋那封电报。“拿下他。”怎么拿？在济南抓冯玉祥？抓了交给金陵？然后呢？西北军那十几万人找谁拼命？找他冯诺。更何况冯玉祥是来借钱的，不是来打仗的。你借钱给他，然后把他抓了，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来山东？谁敢跟你冯诺打交道？
“老蒋的命令，不听。”他含糊地嘟囔了一句，声音闷在毛毯里，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窗外，二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毯上，暖洋洋的。
远处传来火车站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跟谁告别。
七绝·赴会
专列北上过并州，心提到嗓子眼喉。
阎公未扣张不管，一路绿灯到济州。
站台握手心打颤，司令部里泪先流。
两百万洋拿到手，从此西北不差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