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议室的人散了，但老蒋没走。
他坐在主位上，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他的目光穿过那扇半掩的门，落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的背影上——宋子文的公文包夹在腋下，何应钦的军装笔挺，陈诚的腰杆直得像一根标枪。那些人都有自己的事，都以为自己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全部内容。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内容，还没开始。
老蒋收回目光，看了一眼旁边的副官。副官会意，转身出去，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传来几句低语，然后是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楼梯口。
会议室里只剩下四把椅子还坐着人。
老蒋，何应钦，杨永泰，黄郛。
四个人，四杯茶，一盏灯。窗帘还是拉得严严实实，门缝底下塞的绒布条还没取出来。空气里弥漫着烟味、茶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紧张，是那种“接下来要说的话不能让别人听见”的小心翼翼。
老蒋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下巴微微抬起。他的目光从杨永泰脸上扫到何应钦脸上，又从何应钦脸上扫到黄郛脸上。三个人都看着他，等着。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意思已经传达下去了。畅卿，真正的计划呢？”
杨永泰的心里咯噔。
不是“咯噔”一下，是“咯噔咯噔咯噔”好几下，像有人在他胸腔里打了一通鼓。他的脸上没有露出什么，但他的脑子里已经在翻江倒海了。真正的计划？什么真正的计划？他没有想出来啊。他以为今天那个会就是全部了——削藩，先削冯诺，不能像建文帝一样。这话是他说的，说得斩钉截铁，说得头头是道，说得满屋子的人都在点头。但那只是“方向”，不是“计划”。
方向是“往北走”，计划是“走哪条路、带多少干粮、路上住哪”。他还没想好。
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咽了口唾沫。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扔石子，叮叮当当的，清脆，响亮，就是没砸中要害。
“山东的命脉在外，不在内。军事手段无解，政治手段不智。”
他说完，看着老蒋。老蒋也看着他。那目光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杨永泰被那潭死水淹得喘不过气来。军事手段无解，政治手段不智，翻译过来就是“我没想出来”。老蒋也听懂了。
他收回来目光，靠在椅背里，闭上了眼睛。
他想了很久了。从四月十一号离开山东，到今天，快十天了。他一直在想，想怎么制衡冯诺，想怎么削山东的藩，想怎么让那个躺在摇椅上、腿上趴着猫、嘴里嚼着饼干的年轻人听话。想了十天，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是他笨，是冯诺太邪门。你打他，你打不过；你骂他，他不在乎；你拉拢他，他不要；你吓唬他，他不怕。你拿他怎么办？你拿他没办法。
何应钦坐在旁边，看着老蒋那张疲惫的脸，心里叹了口气。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了很多遍的技术报告。
“山东军，不是西北军和桂军那种缺钱没粮的军队。军饷是军需处耿元秋负责，各级主官无权干涉军饷发放。军纪是赵洪昌负责，各级主官无权包庇属下。军官任免在冯诺手中，即便是张亚博也无权任命一个班长。”
他顿了顿，看着老蒋的眼睛。
“这个制度上，渗透瓦解就不可能。就算是策反了军官，士兵也不会跟着长官走。大概率是——长官当场被士兵给毙了。”
老蒋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说的是人话吗”的无奈。但他知道何应钦说的是事实。西北军为什么散？因为冯玉祥管不住底下的人。老蒋撒了钱，撒了装备，撒了番号，底下的人就跑了。桂系为什么弱？因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管不住钱，军饷发不出来，士兵饿着肚子，谁给钱就跟谁走。山东军不一样。军饷不是长官发的，是耿元秋发的。你策反了团长，团长的兵不跟你走，因为你发不了饷。你策反了师长，师长的兵不跟你走，你策反了，赵洪昌的督察队第二天就来抓你了。
杨永泰接过了话头。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财务报表，但内容让老蒋的太阳穴又跳了一下。
“银元攻势也不现实。我们的财政，根本拼不过山东。万一冯诺也用银元攻势，我们就危险了。江南财阀再厉害，也不可能抗衡欧美工业巨头。冯诺跟美国的关系，始终说不清楚。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多次问询美国政府，他们矢口否认在军事和经济上扶持冯诺。日本外相也亲自去华盛顿，质问美国对山东的态度，胡佛政府根本不承认与山东的关系。”
他说“根本不承认”的时候，嘴角往下撇了撇，撇成了一个倒悬的月牙。那不是笑，是自嘲。美国人不承认，但山东港口的油轮不会撒谎。每天三万桶石油，从美国西海岸出发，横跨太平洋，在青岛靠岸。这些油去了哪？去了山东的卡车、坦克、飞机、发电机、工厂锅炉。你问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说“那是民间贸易”。你问日本外相，日本外相说“我们很遗憾”。遗憾什么？遗憾自己没在山东插一脚。
老蒋的心里在骂：娘希匹，你们不承认，但你们那三万桶石油不会自己从地下冒出来。
何应钦看了看手里的笔记本，又翻了一页。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平到像是一潭死水，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也不想这样但事实就是这样”的无奈。
“阎锡山也动不了。山东倒不了，山西就倒不了。阎锡山正在跟德国人谈合作，开发山西的煤矿，升级太原兵工厂的合同，初步意向已经达成。阎锡山还找了山东贷款，用煤炭慢慢还。”
老蒋的手指停了一下。太原兵工厂找德国人升级，想想就头疼。那家兵工厂从北洋时期就是西北军和晋军的装备来源，虽然技术落后，但底子还在。要是真让德国人给它翻新一遍，晋军的战斗力能上一个台阶。不是晋军能打，是德国人的设备能造好枪。
“桂系呢？”老蒋的声音不大，但那个“呢”拖得很长，像是在拉一根快断了的绳子。
何应钦翻到下一页，念了起来，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桂系在跟英国人合作，合资制糖厂，合资造船厂。还有广西的那个修械所，要升级了，要对标太原兵工厂。白崇禧又找冯诺借了两百万美金。前后四百万美金，还六百万。第一笔五年还清，第二笔十年。”
老蒋的眼皮跳了一下。四百万借，六百万还。利息五厘，不算高，但也不低。白崇禧敢借，是因为他算过账——糖厂投产了，能赚钱；造船厂投产了，能赚钱；修械所升级了，能省军费。赚的钱，够还利息；省的钱，够还本金。这是生意，不是借贷。冯诺不是放高利贷的，是投资人。
老蒋的心里酸了。不是那种“有点酸”的酸，是那种“酸水直往上涌”的酸。他借给白崇禧的钱，白崇禧还了；白崇禧赚的钱，白崇禧花了；白崇禧花的钱，流进了英国人的口袋、流进了冯诺的口袋。他的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龙云和刘湘呢？”
何应钦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还有更糟的”的无奈。
“龙云在修滇缅公路，也在搞合资工厂，跟法国人合作。龙云会在十日后抵达济南。”
老蒋的眉毛动了一下。不是“抵达济南”让他意外，是“跟法国人合作”让他意外。法国人在越南待着，手伸得长，从河内到昆明，铁路是现成的。龙云跟法国人合作，工厂的设备从法国运来，从越南上岸，走滇越铁路，直通昆明。方便，便宜，还不用看金陵的脸色。
“借钱？”老蒋问。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又是借钱”的疲惫。
何应钦摇了摇头，那个摇头的幅度不大，但频率很高，像一只啄米的鸡。
“不是借钱，是赊账。龙云要购买五千辆卡车，分期付款。”
老蒋的嘴角抽了一下。五千辆卡车，不是五千辆自行车，是五千辆能吃能喝能跑的铁马。这批卡车要是到了云南，龙云的兵就不用靠两条腿爬山了。滇缅公路修好了，卡车从昆明开到缅甸，从缅甸开到印度洋，法国人的货物从印度洋运来，英国的货物从印度洋运来——龙云就不是“云南王”了，是“西南王”。
他没有等老蒋问刘湘，直接说了，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一次性说完省得您一个个问”的干脆。
“刘湘想修一条铁路，从成都到汉口，五百零五公里，正在扯皮。想找山东借钱，但是徐树铮没借，说山东财政困难，借不出来。等到山东钢铁厂投产之后再说。”
老蒋靠在椅背里，闭上了眼睛。他的手指在扶手上又开始敲了，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他的脑子里在转——成都到汉口，五百零五公里。这条路要是修成了，四川的兵、四川的粮、四川的物资，就能顺江而下，直出武汉。武汉是华中重镇，是中央军的地盘。刘湘的铁路修到汉口，中央军的兵就在他眼皮底下。他怕了？不是怕，是“先打个招呼”。你让我修，咱们相安无事；你不让我修，我就找山东借钱。山东不借，我找别人借。反正这路，我修定了。
老蒋睁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知道了”的苦涩。
“呵呵呵，娘希匹。”
老蒋沉默了很久。久到何应钦以为他睡着了，久到杨永泰以为他不想说话了，久到黄郛端起茶杯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反复了好几次。
他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各地军阀都在发展经济，都在极力打通跟国际上的联系。我这个中央，还在原地踏步。”
说完，他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他整了整衣领，迈步朝门口走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不紧不慢。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散了吧。”
门开了，又关上了。那一声“咔嗒”很轻，轻得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深井，连个回响都没有。
何应钦、杨永泰、黄郛三个人坐在那里，谁也没有动。过了很久，何应钦站起来，拿起桌上的帽子扣在头上，转身走了。杨永泰站起来，拿起文件夹夹在腋下，也走了。黄郛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面前那杯茶已经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摊绿色的淤泥。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得他皱了皱眉。他放下杯子，拄着拐杖，慢慢地站了起来。拐杖敲在地板上，笃笃笃，一声一声的，像在敲一扇关着的门。
门里面是金陵，门外面是山东。他站在门里面，想出去，但门是关着的。他不知道钥匙在谁手里。
七绝·无计
鲁地铜墙不可侵，阎冯李桂各沉吟。
洋人作盾财为甲，老蒋徒叹直到今。